同治皇帝
同治帝19岁就病逝了。他究竟得的是什么病,是梅毒,还是天花?这是一个历史之谜。
一同治帝病逝经过
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日(1874年11月28日),同治帝患病。二十日懋勤殿传旨,自十月二十日至十一月初一日,同治帝都不上课。有人说,他得的病是天花。其实不是天花,而是梅毒。
慈禧对同治帝的一言一行都是十分注意的。如果同治帝不出宫,他们母子几乎是天天见面,并在一起进早膳的。而且,也有太监向慈禧报告同治帝的行动。同治帝自从十月二十日着凉发病后,一直带病视事,但是没有接见大臣。
而自十一月初一日至五日,同治帝把阅折权和批折权完全交给了李鸿藻和奕䜣,一时出现了权力真空。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同治帝的病看来不是短期内能治愈的。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经验十分丰富的慈禧不能再在后台,她不能坐视大权旁落。她要走到前台来,由她来重新掌握最高的皇权,也就是二次垂帘听政。
经过精心准备,十一月初八日,慈禧一手导演的戏出台了。两宫太后在同治帝御榻前,召见军机大臣和御前大臣。《翁同龢日记》记道:
巳正(8时)叫起,先至养心殿东暖阁。先于中间供佛处向上叩首,入见又三叩首,两宫皇太后俱在御榻上持烛,令诸臣上前瞻仰,上舒臂令观,微语曰:谁来此伏见?天颜温悴,偃卧向外,花极稠密,目光微露。
这是第一次召见。两宫皇太后有目的地让军机大臣和御前大臣细看在御榻上的同治帝。同治帝伸出胳膊,让大家看。大臣们目睹后得出的结论是,同治帝的病不是短期内可以治愈的。
瞻仰毕,诸臣退下。过了一会,两宫皇太后又传旨,请诸臣再入。这是第二次召见。《翁同龢日记》记道:
皇太后御中间宝座,南向。宣谕数日来圣心焦虑,论及奏折等事,裁决披览,上(同治帝)既未能恭亲,尔等当思办法,当有公论。
慈禧告诉诸臣,同治帝短时间内不能视事,关于奏折披览裁决,你们应该想个办法。《翁同龢日记》继续写道:“未退时诸王奏言,圣恭正值喜事。一切奏章及必应请旨之事,拟请两宫太后权时训谕,俾有遵循。命诸臣具折奏请,退后同至枢廷拟折稿。”
这次召见,只有两宫太后在座。慈禧说,目前当务之急是奏折的“裁决披览”,同治帝不能亲自裁决,你们“当思办法,当有公论”。这是慈禧在暗示他们,应该劝谏两宫皇太后亲理政务,实行垂帘听政。王大臣明白了慈禧的本意,在退下前就奏请两宫太后“权时训谕”。这就完全明朗化了。慈禧干脆命诸臣写折奏请。
王大臣退下后,根据慈禧的意思草拟折稿,并说明两宫皇太后应立刻垂帘听政,来年二月一日再由同治帝亲理朝政。
刚刚散去,两宫皇太后又第三次召见。《翁同龢日记》写道:
甫散,又传见。趋入,待齐,入见西暖阁。皇太后谕:此事体大,尔等当先奏明皇帝,不可径请。
本来这场戏是慈禧一手导演的,但为了演得逼真,命王大臣先奏报同治帝,不要把奏折直接送给她们。
第二天,两宫皇太后再次召见军机大臣和御前大臣。这次接见情形,《翁同龢日记》记载颇详:
同治帝载淳画像。这是一个不幸的短命皇帝,19岁就宾天了。
辰初一刻(7时15分)又叫起,与军机、御前同入,上起坐,气色颇盛,头面皆灌浆饱满,声音有力。皇太后亦同在御榻。上首谕恭亲王:吾语无多,天下事不可一日稍懈,拟求太后代阅折报一切折件,俟百日之喜,余即照常好生办事。并谕恭亲王当敬事如一,不得蹈去年故习。语简而厉。太后谕略如昨,并言西暖阁一起,乃出臣工之请,本恐烦皇帝心虑,故未告之。今当诸大臣,即告皇帝勿烦急,已允诸臣所请矣。上举臂以示,颗粒极足。不胜喜跃而退。
这是说,同治帝明确宣谕“求太后代阅折报一切折件”,而皇太后在一番扭捏作态后,表示“已允诸臣所请矣”。这就说明慈禧堂而皇之地取得了阅折批折权,也就是最高的皇权。
十一月初十日,同治帝颁发上谕:
再三吁恳两宫皇太后,俯念朕躬正资调养,所有内外各衙门陈奏事件,望请披览裁定。仰荷慈怀曲体,俯允权宜办理,朕心实深感幸。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同治帝明确表明把最高皇权交给了两宫太后,实则是交给了慈禧。
同治帝的病在前十天,好像有所好转。
翁同龢在初十日记道:“上(同治帝)今日脉气更好,见昨酉方,用枣仁、远志,少寐故也。见起居单,歇着时却不多,而饮食亦不少,(元宝汤进六碗,一昼夜九碗,又老米粥一碗。)可庆也。”
此后同治帝的病便趋于恶化。
二十日,“腰间肿痛作痈流脓(仍有筋挛字)。项脖臂膝皆有溃烂处”。
二十三日,“脉息皆弱而无力。腰间肿处两孔皆流脓(亦流腥水),而根盘甚大,内溃则不可言,意甚为难”。
二十七日,“看昨方,按云脉滑缓无力,惟肾愈流注,脓汁虽稍见稠,而每日流至一茶盅有余,恐伤元气云云”。“起坐时少,流汁极多,殊委顿也”。
以后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其间曾请一位治外症的民间名医89岁的祁仲来诊治,此人是荣禄推荐的。治疗过程翁同龢记道:
(二十九日)辰正(8时)见于东暖阁,上(同治帝)拥坐榻上(枕一中官),两宫太后亦坐,命诸臣一一上前,天颜甚粹,目光炯然,痂犹有一半未落。谕今日何日?并谕及腊月应办事,枢臣奏无庸虑及。臣奏圣心宜静。上曰胸中觉热也。退至明间,太后立谕群臣,以现在流汁过多,精神委顿,问诸臣可有良法。圣虑焦劳,涕泗交下。臣因进曰,择医为上。臣荣禄曰有祁仲者,年八十九,治外证甚效,可传来诊视。太后颔之,语甚多,不悉记。退坐奏事处,有敕勿即散直。有顷传诸臣皆入,上(同治帝)侧卧,御医揭膏药挤脓,脓已半盅,色白(比昨稍稠),而气腥,漫肿一片,腰以下皆平,色微紫,视之可骇。出至明间,太后又立谕数语,继以涕泪,群臣皆莫能仰视。午初(11时许)祁仲到,命诸臣随入殿。良久,祁仲与李德立等入,半时许视毕,宣召至西暖阁问状,余等未与,恭(恭亲王奕䜣)、醇(醇亲王奕)两王入。(恭邸五六刻始下,医者先出。)余等既退,则问荣君如何。曰祁仲言,此痘痈发处尚非肾俞穴,(在肾俞下。)冀可治,药用十全大补汤。俄而传闻令李德立仔细请脉。祁仲方未用,存案而已。
从这一记载不难看出,慈禧对同治帝的病是很关注的。但是,名医祁仲的药方却未被慈禧采纳,说明慈禧对同治帝得的是什么病心中是有数的。以后同治帝病情愈益加重,但奏事处太监却说“大有起色”,这也许是同治帝的回光返照,也许是太监怕担责任而说些吉利话吧!
翁同龢还是冷静的,每日同王大臣看方,且记日记。他对用药有一定知识。十二月初二日,他记道:“今日方匆匆一看,用酒连、葛根二钱也,不可解,不可解。”用这种药是什么目的,他闹不明白。事实上,御医李德立、庄守和已经知道同治帝是治不好了。回天乏术,只是拖延时间而已。
同治帝终于死去了。《翁同龢日记》记道:
即入城小憩,未醒忽传急召,驰入内尚无一人也,时日方落。有顷,惇(惇亲王奕)、恭(恭亲王奕䜣)邸,宝(宝鋆、)、沈(沈桂芬),英桂、崇纶、文锡同入见于西暖阁,御医李德立方奏事急,余叱之曰何不用回阳汤。彼云不能,只得用麦参散。余曰即灌可也。太后哭不能词。仓猝间御医称牙关不能下矣。诸臣起立,奔东暖阁,上扶坐瞑目,臣上前遽探视,弥留矣。天惊地坼,哭号良久,时内廷王大臣有续至者,入哭而退。惨读脉案,云六脉俱脱,酉刻崩逝。
这是关于同治帝病逝的最准确的记载。
同治帝登基时脚穿的小朝靴。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同治帝死去,在位13年,死时19岁。
二同治帝死因四说
关于同治帝的死因,历来众说纷纭,不得其解。
大体有四种说法,一是梅毒说,二是天花说,三是疥疮说,四是梅毒加天花说。
第一,同治帝死于梅毒说。《十叶野闻》记道:
与贝勒载澂(恭亲王之子)尤善,二人皆著黑衣,倡寮、酒馆暨摊肆之有女子者,遍游之。后忽病发,实染梅毒,故死时头发尽落也。
《清朝野史大观》记道:
慈禧又强其爱所不爱之妃,帝遂于家庭无乐趣矣。乃出而纵淫,又不敢至外城著名之妓寮,恐为臣下所睹,遂专觅内城之私卖淫者取乐焉,从行者亦惟一二小内监而已。人初不知为帝,后亦知之,佯为不知耳。久之毒发,始犹不觉,继而见于面,盎于背,传太医院治之。太医院一见大惊,知为淫毒,而不敢言。反请命慈禧,是何病症。慈禧传旨曰:“恐天花耳!”遂以治痘药治之。
这是说,御医已经诊断出同治帝的病是梅毒,但他们不敢说,反而故意请命慈禧。慈禧也知道同治帝患上了梅毒。但是,她故意视而不见,把此病硬说成是天花。这样,同治帝的病就被慈禧定了调子。以上虽然都是野史记载,但很有参考价值。
第二,同治帝死于天花说。《翁同龢日记》认为是天花,在日记中反复陈说
《慈禧外纪》也认为得的是“痘症”,即天花学者徐艺圃在其撰写的《同治帝之死》一文中,引用了清室档案《万岁爷进药用药底簿》。这里记载了自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日同治帝得病召御医李德立、庄守和入宫请脉时起,直至十二月初五日同治帝死时止,前后共37天的脉案、处方及106帖服药记录,认为同治帝肯定死于天花无疑。第三,同治帝死于疥疮说。《清朝野史大观》说同治帝死于梅毒,认为“言因发疥疮致命者误”。可见,有人认为是生疥疮致死的。
第四,同治帝死于梅毒加天花说。台湾高阳先生在《慈禧全传·玉座珠帘》里即用此说,说明其有所本。
以上四说,究竟孰是孰非?笔者认为,同治帝应是死于梅毒。
野史记载同治帝出宫冶游是完全可能的。虽然清朝祖制极为严格,但是作为皇帝还是有空隙可钻的。尤其是同治帝有一段时间,整天在关注重修圆明园。也许借视察圆明园工程为由,行寻欢作乐之实。
同时,他还搞同性恋。他同翰林侍读王庆祺关系暧昧,有评说:“帝竟与王同卧起。”《李鸿藻年谱》评道:“因之宵小乘机诱惑引导,遂至日惟嬉戏游宴,耽溺男宠,日渐羸瘠,未及再祺,即以不起。”“与王同卧起”、“耽溺男宠”,即是同性恋之意。王庆祺曾和同治帝同看秘戏图即春宫画,“两人阅之,津津有味,旁有人亦不觉”。这个王庆祺,“顺天人,生长京师,世家子,美丰仪,工度曲,擅谄媚之术。初直南书房,帝爱之。至以五品官加二品衔,毓庆宫行走。宠冠同侪,无与伦比”。
同治帝死时有人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弘德殿广德楼德行何居惯唱曲儿钞曲本”,下联是“献春方进春册春光能几可怜天子出天花”。这副对联嘲讽的正是同治帝平时的行止。
正由于此,所以在十二月十四日,即同治帝死后九天,御史陈彝上一奏章,称“查侍讲王庆祺,素非立品自爱之人,行止之间,颇多物议”。又说“去年王庆祺为河南考官,风闻撤棘之后,公然微服冶游,汴省多有知之者。举此二端可见大概。至于街谈巷议无据之词,未敢渎陈,要亦其素行不孚之明验也”。
这一奏折说得非常清楚,“行止之间,颇多物议”了,“公然微服冶游”了,“街谈巷议”了,这是在指斥王庆祺行为不端,也是在追究王庆祺导引同治帝走邪路的责任。
当天慈禧便发下上谕:“王庆祺著行革职,永不叙用,以肃官方。”对王庆祺的处分反证了民间传闻是事出有因的,也说明了王庆祺确与同治帝有染。
还有一个证据是,十二月二十五日,总管太监张得喜等发往黑龙江为奴
十二月二十六日,革内务府大臣文锡、贵宝职。而张得喜正是导引同治帝冶游的太监。文锡、贵宝亦如是。李德立的曾孙李镇在《文史哲》撰文《同治究竟死于何病》,认为同治帝死于梅毒。他说他问过李德立的长子,也是他的祖父。他的祖父回答说:“同治确是死于梅毒。”这是御医李德立传下的口碑资料,是可信的。
［附录］慈禧儿媳阿鲁特氏皇后死亡之谜
同治帝病逝不久,皇后阿鲁特氏即死去。她的死,也是一个历史之谜。
皇后阿鲁特氏之死同她和同治帝的婚姻很有关系。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酝酿撤掉垂帘,归政同治帝。但在归政之前,必须给时年17岁的同治帝完婚。不料,在为同治帝选择后妃的问题上,慈安和慈禧发生了争执。
有清一代满蒙人中惟一的状元崇绮,同治帝的岳父。
慈安看中了翰林院侍讲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崇绮(?—1900),字文山,原蒙古正蓝旗人。大学士赛尚阿之子。同治三年(1864),考中一甲一名状元。有清一代,满蒙人试汉文中状元者,只有崇绮一人。他“生平端雅”,“工诗,善画雁”。能诗善画,多才多艺。他是一位汉文化造诣颇深的蒙族高级知识分子。阿鲁特氏,“幼时即淑静端慧。崇公每自课之,读书十行俱下。容德甚茂,一时满洲、蒙古右族,皆知选婚时必正位中宫”。阿鲁特氏在其父亲的教育下,文化水平也很高。当时她19岁,正是好年华。慈安爱其“端庄谨默,动必以礼”,很想立她为后。
而慈禧却看中了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她还是个小姑娘,才14岁,姿性敏慧,容仪婉丽。慈禧“欲立之”。
阿鲁特氏虽然容貌不如富察氏,然而“望而知为有德量者”。慈安、慈禧各有所属,“相持不决”。这时只好召同治帝自己选定。“帝择东后所拟定者为后”,即选择了阿鲁特氏为皇后。这就大大地得罪了慈禧。她认为这是亲生儿子有意和自己作对。但迫于当时的形势,她不便发作,只得暂时隐忍,便同意了立阿鲁特氏为皇后,但必须定富察氏为妃子。
这样,在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三日两宫发布懿旨,选翰林院侍讲崇绮之女阿鲁特氏为皇后,员外郎凤秀之女富察氏为慧妃,知府崇龄之女赫舍哩氏为瑜嫔,前任副都统赛尚阿之女阿鲁特氏为珣嫔。接着在二月十五日又发懿旨,大婚典礼定于本年九月十五日举行。在这之前的七月二十六日纳采礼,八月十七日大征礼。同一日,恭亲王奕䜣上一奏折,奏请大婚礼成,应为慈安、慈禧加上徽号。两宫太后“俯如所请”。
时光荏苒,转眼大婚日期到了。九月十四日,同治帝身着礼服,亲御太和殿,遣惇亲王奕为正使、贝勒奕劻为副使,持节奉册宝诣皇后邸,册封阿鲁特氏为皇后。派大学士文祥为正使、礼部尚书灵桂为副使,持节奉册宝封富察氏为慧妃。九月十五日举行大婚典礼。这一天,皇后阿鲁特氏由自家邸第升凤舆,銮仪卫陈仪仗车辂,鼓乐前导,由大清中门行御道,至乾清宫降舆。同治帝身穿礼服,在坤宁宫外等候,行合卺礼。同治帝大婚便告成了。
慈禧虽然容忍了慈安和同治帝的选择,但她对皇后阿鲁特氏是不喜欢的。据说,大婚当晚,皇后应对,颇讨同治帝欢心。同治帝让她背诵唐诗,她竟“无一字误”。同治帝对皇后愈加宠幸。他又见皇后气度端凝,不苟言笑,更加敬重她。慈禧见同治帝和皇后伉俪甚笃,恩恩爱爱,很不是滋味。皇后见慈禧时,慈禧从不给她好脸色。慈禧对同治帝冷落慧妃,更是不满,对他说:“慧妃贤慧,虽屈在妃位,宜加眷遇。皇后年少,未娴宫中礼节,宜使时时学习。帝毋得辄至中宫,致妨政务。”慈禧竟然以妨碍政务为理由不准同治帝同皇后亲近,让他多亲近慧妃。同治帝不敢违背慈禧的旨意,因此就很少到皇后宫中去了。但他也不愿亲近慧妃。为此,他经常独宿在乾清宫。慈禧的干预使同治帝的婚后生活很不如意。
大婚的下一步便是同治帝亲政了。
同治十二年,同治帝载淳已18岁了。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举行了同治帝亲政大典。
二月初八日,上谕两宫皇太后崇加徽号为“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以示尊崇。
同治帝死,光绪帝即位,两宫太后懿旨,封阿鲁特氏为嘉顺皇后。光绪元年二月二十日(1875年3月27日)嘉顺皇后死去,年仅19岁。
崇绮之女、同治帝的皇后阿鲁特氏。关于她的死,当时便有传闻,有的说是吞金,有的说是绝食。《越缦堂国事日记》说:“后即服金屑,欲自杀以殉,救之而解。”《李鸿藻先生年谱》说:“其后之崩,盖绝食也。”《清代野史》言:“有谓阿鲁特氏自伤侍疾之无状,愿一死以殉载淳者。故当时曾经谕旨曰:‘上年十二月,痛经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毁伤过甚,遂抱沉疴,以表其殉夫之烈。’或曰,是特掩饰天下耳目之言,非实录也。”
阿鲁特氏之死确是一桩疑案。她死得很突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慈禧不喜欢阿鲁特氏,其“不得孝钦太后欢”。据说,慈禧爱看戏,阿鲁特氏陪侍左右,“演淫秽戏剧,则回首面壁不欲观。慈禧累谕之,不从,已恨之”。阿鲁特氏身边的人劝她要同慈禧搞好关系,否则恐于己不利。阿鲁特氏说:“敬则可,昵则不可。我乃奉天地祖宗之命,由大清门迎入者,非轻易能动摇也。”有人将这个话密告慈禧,慈禧“更切齿痛恨,由是有死之之心矣”。慈禧认为,阿鲁特氏是在讥讽自己不是由大清门迎入的,而是由贵人一步步升上来的。这是她所不能容忍的。以后慈禧对阿鲁特氏便百般挑剔。同治帝有病,皇后不敢去侍奉,慈禧就大骂她“妖婢无夫妇情”。同治帝弥留之际,皇后哭着前往探视,并且为同治帝擦拭脓血,慈禧又大骂:“妖婢,此时尔犹狐媚,必欲死尔夫耶?”
慈禧为什么这么仇恨阿鲁特氏呢?
这一方面,是因为慈禧在为同治帝选皇后时,就不喜欢她
另一方面,是因为皇后不善于逢迎。更主要的是未来的皇权之争,这是问题的实质。对此野史有记载,可供我们参考。《清朝野史大观》记道:
及帝弥留之际,后不待召,哭而往,问有遗旨否,且手为拭脓血。帝力疾书一纸与之。尚未阅竟,忽慈禧至,见后悲惨,手拭帝秽,大骂曰:“妖婢,此时尔犹狐媚,必欲死尔夫耶?皇帝与尔何物,可与我。”后不敢匿。慈禧阅迄。冷笑曰:“尔竟敢如此大胆!”立焚之。
又有记载说:
及上崩,德宗(光绪帝)立,毅皇后以与所草之遗诏不符,剧悲痛,事为那拉氏所知,亟召至,遽批其颊曰:“尔既害吾子,尚思作皇太后耶?”毅皇后跪于地,泣不止,久之,始还宫,益痛不欲生。
总之,这些记载透露出的一个重要信息,即几乎都是围绕一个皇权继承问题。慈禧与嘉顺之争,决不是一般的婆媳不和,而是更深层次的皇权归属之争。初出茅庐的阿鲁特氏,哪里是久经沙场的叶赫那拉氏的对手。光绪帝即位后,两宫以太后的身份垂帘,阿鲁特氏便处于十分难堪的地位。她本应是太后,但作不了太后。作皇后吧,将来光绪帝亲政后必然要立个皇后。因此,就把她逼上了死路。
其父崇绮入宫探视,分析了整个情况。他很有头脑,向慈禧上奏如何办,慈禧明确地说:“皇后如此悲痛,即可随大行皇帝去罢。”据说阿鲁特氏在走投无路时,曾写一字条请命于崇绮,崇绮批了个“死”字。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关于她的死,《清史稿》记道:
(光绪)二年五月,御史潘孰俨因岁旱,上请更定谥号,谓:“后崩在穆宗升遐百日内,道路传闻,或称悲伤致疾,或云绝粒霣生,其节不彰,何以慰在天之灵?”
这个御史胆量很大,但是慈禧绝对不允许有人攻诘自己,她降旨处分了这个胆大的潘御史:“其言无据,斥为谬妄,夺官。”这就压下了不平的舆论。可以说,阿鲁特氏是自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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