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门“童星”与“童星”现象

近些年，随着戏剧界和电视台频频举办京剧大赛，天津少儿选手屡显锋芒，占取鳌头，作为一种“童星”现象越来越引起广泛的关注。仅自新世纪以来，先是号称“天津著名小孩”的4岁女童刘小源，在2001年中央电视台主办的首届京剧戏迷票友大赛中，以一段有板有眼的《野猪林》反二黄“大雪飘”摘取了金奖，一时红遍京津，各类晚会邀角者踏破门槛。紧接着，6岁的小女老生李特，又在全国戏剧"小梅花"赛事中获金奖。此后，关于天津娃娃折桂的消息源源而来，2003年第二届戏迷票友大赛，天津进入决赛的选手14名，占决赛选手总数近四分之一；其中少儿7名，占全体少儿选手的二分之一；刘潞、黄雨晴、刘建帅等3人获金奖，其余4名银奖，入围人数和获取奖项均位居大赛榜首，显示出了强劲的整体实力。
“天津的孩子太厉害了！”这是在许多大赛期间，经常可以听到的一句话。也不时有外地朋友好奇地打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天津娃娃会唱戏啊?我说这并不奇怪，天津历来就是京剧艺术的热土，你看全国的大剧团，好多名角都出自津门。眼下的“童星”辈出，既有历史因素，又属现实态势使然，或者说是传统在当代的一种延伸和出发。
天津与京剧艺术的渊源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说几乎与其发源地北京同步。天津地处五河下梢，渤海之滨，京畿门户，水陆交通枢纽，很早就成为我国北方的经济中心。市面繁华带动了文化娱乐，各地戏班子云集，酿就了听戏、好戏的民风习俗。早在清代道光四年(1824)，诗人崔旭即在《津门百咏》的“儿童诗”里写道：“饥民零落不成双，乞食声哀夜到窗。只有儿童偏安乐，满街学唱二黄腔。”你看，天津的孩子唱戏早不早！而且其迷恋之情，连当时的灾荒饥饿都挡不住。
道光二十年前后，天津就有了票房，涌现出第一代京剧艺人、名丑刘赶三。老生“三鼎甲”之一、与程长庚齐名的余三胜到津演出，“泥人张”为他塑过戏装像。推动京剧真正走向成熟的第二代大师谭鑫培，随父北上，是先到天津习艺，后赴北京寻求发展的。以后的岁月里，大江南北的京剧名角几乎都把天津当作施展身手的舞台，乐于接受好戏而又褒贬分明的天津观众的检验，梨园界就有了“北京学艺，天津走红，上海赚钱”的说法，至今仍在流传。
孩子们唱戏，离不开一定的环境熏染和老师、家长的支持，大戏迷多，小戏迷才会多。天津的特点是“热土”从不曾冷下来，就是在寒气肃杀的“文革”期间，我还看过全部由小学生演的大戏《智取威虎山》。劫难以后，冬去看来，京剧很快回热和升温，新苗遍地萌生。艺校开设学前班，社会上有民办戏校；像厉慧良这样的武生大家，生前还曾为一家小学义务排练全部《龙凤呈祥》；近年市振兴京剧基金会又办起了少儿活动中心、“夏令营”……如此“齐抓共管”，氛围浓郁，小戏迷们能不茁壮成长么！
当然，眼下的“分外妖娆”，也与弘扬民族文化的大气候有极大的关系，国家提倡，媒体造势，“童星”现象已不只见于天津。今年元旦前后，我应邀担任全国少儿戏曲大赛的评委，发现北自东三省，南到云贵少数民族地区，都有“童星”闪烁，而且地方戏曲的势头不弱于京剧，在某些省份甚至更强。
越来越多的地方“童星”闪闪，是一件可喜的大好事，说明在经济日益全球化，东西方文化碰撞交汇的今天，我们的戏曲艺术薪火相传，在下一代心目中扎下了根，大有利于民族优秀文化的保存和传承。不过，“童星热”中也有一些倾向值得注意。比如家长追风，望子成龙心切而过早给孩子锁定终身的做法就需要适当降温。孩子唱念一段戏，得了奖，只反映他在特定年龄段的模仿能力，并不证明就是天才，就能成为艺术家。由于成长过程中的变数，生理、心理变化和志趣的更移，小选手日后真正宜走专业道路的终归是极少数，绝大部分将成为观众和爱好者。美国电影童星秀兰?邓波儿是最典型的例子，幼时红遍天下，后来却做了职业外交官。何况，当代戏曲市场有一定的局限，剧团趋向于少而精，对演员的需求量(除个别尖子外)不会很大。因此在支持孩子喜爱戏曲的同时，不宜因家长的意愿而过早地定向，要为他们保留广阔的发展空间，坚持全面的知识培养，免得留下后患。
特别应该警惕的是，不要把成人的虚荣心和功利心转加到孩子身上，让他们小小年纪就承受胜负得失的沉重压力。某省的小选手，一旦获了全国的什么奖，有的家长就带着跑码头走穴，而且按奖项等级划分价码；还有的专业团体，把老师评定职称与孩子获奖挂钩，老师求胜心切，孩子充当马前卒，其精神负担之重可想而知。这显然都背离了比赛的初衷，无益于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孩子唱大戏，贵在参与。应该备加珍惜“童星”的童心与童真，让他们欢乐、轻松地邀游于戏曲艺术的海洋，感受民族文化的奥妙，由此留下的美好记忆和情结，必将陪伴和影响他们的一生--这才是我们为“童星”现象喝彩的真正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