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晚年：宋庆龄终老也未曾理解的误会是？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宋庆龄年谱长编》，一书中第1708页上赫然刊登着前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1966年9、10月间致函李云(时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的一段书简：
“本来我要刘某某写信，不料她拒绝，我不得不自己写信了。”明眼人一看就知，这里的“刘某某”非别人，就是宋庆龄的文字秘书刘一庸，有关这段“拒写书信”而导致宋庆龄的“胃都气得痛了整整一天”的往事，更是因多种版本史料的渲染而富有“真实性”，从而使广大读者对晚年的宋庆龄充满了同情，对当事人“刘某某”的背信弃义或见异思迁的不义之举予以鄙夷与蔑视。
笔者与刘一庸取得了联系，获得了她提供的大量珍贵史料。刘一庸是至今唯一健在的宋庆龄的文字秘书， 83岁的她思维敏捷、口齿清晰、声音洪亮，把一个宋庆龄终老也未能理解的误会按序铺开，揭开了这段曾使读者乃至相关史料误会整整40年的历史真面目。她的回忆客观具体，真实还原了当年那个特定环境下所衍生的特别事件，从而及时抢救了这一段极其珍贵的历史。
当时，宋庆龄身边有两个文字秘书，一个是1963年4月来到她身边的、被她称为“北京的秘书”的张珏(1914—1998);一个是早在一二·八事变后就经何香凝推荐来到她身边工作的秘书黎沛华(1899—1972，广东番禺人)。她在宋庆龄身边断断续续工作了十多年。当年李燕娥与她那个无赖丈夫的退婚契约，就是黎沛华亲自执笔的。
宋庆龄一向擅长英文，不谙中文写作，再加上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所以她身边需要擅长中文写作的文字秘书。但在特定的环境与条件下，宋庆龄选用文字秘书乃至贴身保姆，有着她特别的用人标准，其中有一条至关重要，那就是必须是单身女性。黎沛华与张珏两人完全符合标准。
但是，1964年年底，突然从杭州发来的一封急电，打乱了宋庆龄的正常工作秩序：张珏的父亲张宗祥身患重病，急需她回家照看。张珏出身名门，是浙江海宁人，她的父亲张宗祥是前清举人，是著名书法家和经史学者，工诗善画，和蒋百里是促膝之交，是近代少有的思想进步的学术界名流。而且他对张珏要求极严，张珏在高师严父的培养下气宇自然不凡;所以张珏成年后，她又有幸来到宋庆龄身边工作，得到了一代伟大女性的熏陶。面对杭州急电，宋庆龄真是进退两难，不舍得就这样放张珏去杭州。因为当时宋庆龄的文字工作，基本上都是由张珏完成的，时年已是66岁的黎沛华，已无力胜任文字秘书的岗位，尤其是已步入晚年的黎沛华，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动辄头晕目眩卧床不起。要是在这个时候再把张珏放走，让已是68岁的宋庆龄怎么办?


孙中山与宋庆龄
但是，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无奈，面对张珏泪眼婆娑的请求，宋庆龄只好忍痛割爱，挥泪握别了张秘书。1964年元旦一过，宋庆龄就带着一班工作人员，回到了上海。上海从来都是宋庆龄心中的家，在她一手创建的中国福利会里人才济济，她不愁没有合适的文字秘书。
为此，在上海的那八个月，年逾古稀的宋庆龄欲物色一名年轻力盛、具有相当中文写作能力、且又是单身的女秘书来顶替张珏岗位的愿望愈发迫切了。
于是，在1965年的四月初，当宋庆龄前往中国福利基金会直属的国际和平保健医院视察工作时，就把目光停留在了时任保健院副院长兼中国福利基金会人事秘书与办公室主任刘一庸的身上。
1924年10月1日，刘一庸出生于河南省商丘地区宁陵县一落破地主家庭，自小求学后，她一直以优异的成绩名列前茅，并考入了上海大夏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在大学求学期间，追求革命进步的她就秘密地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并积极参加党的地下工作;1949年10月全国刚解放，求贤若渴的党组织就把她调到中国福利基金会担任教育工作，他先后担任福利站文化“小先生”、人事干事、人事秘书与办公室主任等职。刘一庸到任后，她出色的工作能力和成绩，获得了组织上下的一致好评与肯定。上级考虑到她当年尚未毕业就毫不犹豫地服从组织调动，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为此，组织协调，大夏大学向她补发了毕业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