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力挺中国同盟会支持革命党有何野心？

中国的革命党人和日本关系非常密切。

维新变法失败时，康有为和梁启超就逃到日本。清政府发出通缉令，但日本政府依然对康梁予以庇护，不但是提供住宿，并且拨出大笔经费，让康梁继续宣传活动。

对于孙中山、黄兴等人领导的同盟会，日本朝野的支持更是“不遗余力”。革命党人在国内身份曝光后，绝大多数会选择流亡日本。一些日本“友人”常常伸出援助之手，比如日本著名的活动家宫崎寅藏。同盟会的多次会议，比如其成立大会，就是在宫崎寅藏以及其背后的黑龙会帮助下召开的。

黑龙会并非一个简单的民间社团，而是日本最大的军方情报机构。

而日本政界一些顶尖大佬，也明里暗里的支持中国革命党。比如犬养毅(日本第29任首相)、尾崎行雄(第2次大隈内阁司法大臣)、副岛种臣(前枢密院副议长)、大隈重信(日本第8任和第17任内阁总理大臣)等日本政坛权势人物都曾接见孙中山，为中国革命提供庇护，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

这就很让人不解了，莫非日本人真的那么好心，希望中国出现一个新兴的、强大的、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新政权吗?

当然不是。日本人如此行事，有着极其险恶的图谋。

在支持革命党人的同时，日本政府对清政府也提供大量便利，甚至直接出兵帮助剿杀革命党人。

面对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清政府惶惶不可终日，向各国列强提请帮助。日本政府“慨然答应”，日本首相西园寺公望指示驻华大使，答应清政府的请求，提供大量枪械弹药，但是，有一个附加条件——“清政府亦应改善对日态度，尊重日本在满洲的地位。”(《日本外交文书》第44、45卷)

那么，日本政府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在《中日外交书》中记载了日本军方这样一段文字：“使革命军之抵抗长期化，于我国(日本)之对清政策极为必要”。

西园内阁也提出：“满洲问题之解决，唯有待于对我最有利时机之到来，今后应特别致力于在中国内地扶植势力，并设法使他国承认我国在该地区之优势地位。”、”

原来，日本大力支持革命党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培植中国国内的反政府力量，让中国更大规模的陷入内战的混乱中。无论是支持革命党反对清政府，还是支持清政府镇压革命党，都是出自这个肮脏的目的。

日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中国继续内斗，消耗实力，为日本吞并东北乃至中国作准备。

李鸿章曾暗助革命党3万光洋 为自己留后路

   孙中山的英名震动全国，李鸿章任两广总督时，也不得不为自己预留地步，竟冒险暗助革命党3万光洋，还谋求机会与孙中山在海上会晤，若不是孙中山临时改变主意，这场会晤必然会在365备用台湾上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又逢甲午年，自然而然我想起了李鸿章，这位100多年前的悲剧主角。洋人称赞他为“领航员”，他却自承是“裱糊匠”。甲午年后，那座风雨飘摇的“纸房子”(清王朝)已经千疮百孔，李鸿章纵有回天之心，也无回天之力。
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夏，李鸿章出任专使，赴俄国庆贺沙皇加冕礼是虚，签署《中俄密约》是实。此后的行程便是游历和考察欧美多国。他访问法兰西期间，恰逢万国运动会(奥运会前身)在巴黎开幕。升旗仪式上，各国皆有国歌奏响，唯独大清帝国极不靠谱，竟然连一支国歌都没有，当场惹得洋毛子放肆嘲笑。李鸿章年逾古稀，白发萧疏，原本是应邀观礼的嘉宾，见此窘状，他健步离席，走到黄龙旗下，傲然挺立，大声清唱家乡安徽的民间小调“茉莉花”。那一刻，全场喧嚣归于肃静，旋即掌声雷动。一位东方老人以这种奇特的方式捍卫自己国家的尊严，确实令人肃然起敬。
梁启超称道李鸿章是“庸众中的杰士”，于近代中国关系极大，关联极广。李鸿章与孙中山从未谋面，但他们离谋面只相差很短的一段距离。起初，孙中山的《上李中堂书》石沉大海，李鸿章并未料到这位广东青年是蛰伏的神龙，乘云必能兴雨。后来，孙中山的英名震动全国，李鸿章任两广总督时，也不得不为自己预留地步，竟冒险暗助革命党3万光洋，还谋求机会与孙中山在海上会晤，若不是孙中山临时改变主意，这场会晤必然会在365备用台湾上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李鸿章

甲午(1894)海战之前，日本人评出当世五大伟人，分别是：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美国废奴总统林肯、中国大臣李鸿章、意大利统一者加里波第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李鸿章居于顺位第三，力压伊藤博文两肩，令人惊诧。对此，梁启超给出的合理解释是：“日本像伊藤的人不下百人，而中国只有一个李鸿章。”很显然，物以稀为贵。
何止日本人高看李鸿章，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说：“从体形看李鸿章比绝大多数人都高，从智力看他在众人之上，能越过他们的脑袋看很远的地方。”李鸿章身高约1.85米，这个高度就是与洋人打交道也毫不吃亏，他睥睨对手时，对方必然会感到巨大的压力。若不是弱国无外交，朝廷将李鸿章当成“救火队长”来用，他的成就将不可限量。毛泽东在青年时期说过一句公平话：“李鸿章是船，清政府是水，舟大而水浅，李鸿章这艘船在水里无法航行，施展不开。”
历史就如同黄河水，不可能简化到“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那样泾渭分明的程度，其复杂性甚至超过常人想象的边际。私欲、荣名、功业、家族愿景、社会诉求、国家利益等等，掺和在一起，最终，你会惊奇而又无奈地发现，历史很会捣糨糊，而且是这方面的顶尖高手。我们不妨回到问题的始端：李鸿章究竟是爱国者，还是卖国贼？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历史事实逐渐模糊，有些历史事实则水落石出。李鸿章办洋务，用人多不当，包庇盛宣怀招商局贪污案，最遭诟病。李鸿章办军务，“御人以术不以德”，致使众将不和，属邦朝鲜告急，他重用怯将叶志超和贪将卫汝贵，不仅丧师害事，在日军面前处处吃瘪，而且贻羞天下。这些都是确定不移的事实。但《中俄密约》的内幕交易被揭开屎桶盖子，仍然能惊出众人一身冷汗。
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俄国史学家罗曼诺夫的《帝俄侵略满洲史》，作者根据俄国财政部秘档查出一笔数额高达300万卢布的“李鸿章基金”，专款专用，这笔钱只有李鸿章能够支取。如此说来，高阳认定李鸿章曾“引狼入室，复又为虎作伥”，并非毫无根据，李鸿章被骂为“汉奸”、“卖国贼”，也不算完全冤枉他。李氏家族的巨额财富中包括了种植和贩卖鸦片的黑色收入，罪恶的色彩相当浓厚。
这是不是很诡谲？倘若我们换个角度看问题，就不难明白：真正有权力有能耐有途径卖国的人绝非等闲角色，这些大佬通常是核心利益集团的代表，要他们时时处处狠斗“私”字一闪念，谈何容易。专制王朝不断分娩出这种亦正亦邪亦忠亦奸的怪物，则并不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