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西征之'黄祸'的恐怖传说：蒙古的无敌骑兵

匈牙利和波兰都已残破，接下来应该轮到西欧了，虽然蒙古人对欧洲的地理状况未必有系统的了解，但拔都此次西征计划的终极目标是 “最后的海洋”，照这个势头，蒙古人不打到大西洋边上是不会罢休的。
１２４１年８月，蒙古主力军的前哨部队出现在了多瑙河西岸、距离维也纳一步之遥的诺伊斯达，与奥地利大公、波西米亚国王数量远胜的联军对峙了一段后从容撤走；１０月６日，欧洲上空发生了日食，这个不寻常的征兆让整个欧洲哀声一片，大家普遍认为，这预示着整个欧罗巴将不可避免地被东方的铁骑踏平。
就像６００多年后，亚洲人面对操着坚船利炮出现在东方海岸线上的白人时表现出的那种无知一样，当时的欧洲人完全不知可怕的蒙古人究竟是何方神圣，此前欧洲人也曾遭到过不止一次的外族侵袭，但不论是东方的游牧民族匈奴人、保加尔人、阿瓦尔人，还是中东北非的摩尔人，抑或是来自欧洲边缘地区的维京海盗之类信奉异教的土产蛮族，毕竟都还有迹可寻，有明显的人类特征，现在的这些蒙古入侵者则是全新的未知物种，欧洲人甚至没法确定他们究竟是人类，还是来自地狱的魔鬼，他们惶恐地将敌人命名为 “黄祸”。关于蒙古人来源的各种离谱的猜测统统出笼，由于此次西征的蒙古军中有为数众多的塔塔尔人 （鞑靼），他们的名称被欧洲人记住，有人据此联想到了古希腊神话里的地狱塔尔塔罗斯，认定他们就是来自那里的食人魔鬼。而前所未见的带着浓烈硫黄味道的火药，给欧洲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更让他们自然而然地把蒙古人和地狱联系起来。持这种说法者开始言之凿凿地描述蒙古人在战役结束后就地吞吃死者的尸体，他们吃的腐肉 “甚至连秃鹫都不屑啄食”。还有人将他们与 《圣经》中的 “东方三王”联系起来。１２世纪末有一群从东方归来的德国十字军战士，带回来了一包骸骨，他们信誓旦旦地宣称，这就是曾在耶稣诞生时赶来为其献礼的东方三王的遗骨。在当时狂热的圣物崇拜风气下，难辨真伪的善男信女们宁可信其有，将这些来路不明的骨头郑而重之地存放在刚刚开始动工的科隆大教堂里，作为镇堂之宝。现在突如其来的东方入侵者，不禁令人回想起这件事，很多人深信，蒙古人闯进欧洲就是为了索回先人的遗骨，这个说法令西欧人尤其是科隆人不寒而栗。另有一种更荒诞的说法，认为蒙古人是将近２０００年前被掠走的犹太人 “巴比伦之囚”的后裔，一直在波斯某个与世隔绝不为人知的荒原生活，现在则应他们的同胞，也就是散居在欧洲的犹太人之邀约，前来征服世界。这个说法唯一的依据就是，公元１２４１年正是犹太历法中的５０００年，根据预言，在这一年犹太人的救主 “弥赛亚”将重新降世。这样的猜测令一直饱受二等公民待遇的犹太人大喜过望，但随后他们就发现，这实在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正如威泽弗德所说，欧洲人 “无法打败蒙古人，这个正威胁着文明世界边界的敌人，但他们能打败犹太人，这个假想中的内部敌人”（《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在蒙古人面前节节败退的欧洲人现在都把怒火发泄在了犹太人身上，蒙古入侵未曾波及的西欧地面上，犹太人提前预支了灾难，而由此引发的乱局更令欧洲愈加混乱。

动荡的时局令人看不到希望，特别是当时西欧最有实力的君主德皇腓特烈二世，此刻还在忙着与自己的头号大敌教皇格雷戈利九世争斗，看不出他有 “领导欧洲抗击黄祸”的意思。就在１２４１年８月蒙古人蹂躏匈牙利的同时，他的军队开进亚平宁半岛，包围罗马城，快到１００岁的老教皇终于忧愤而死。西欧唯一有担当的，就只剩下了法国的少年英主路易九世。１２４１年，时年２７岁的路易在巴黎游行誓师，准备率兵东进迎战蒙古人，法国籍的圣殿骑士团首领阿尔莫写信向他报告说，欧洲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能抵抗蒙古人，虔信基督教的路易则悲壮地答道：“不是我把鞑靼人（蒙古人）送下地狱，就是他们把我送上天堂。”
１２４２年１月，南路的蒙古兵已进至距威尼斯５０公里处，西欧笼罩在被侵略的阴影中，路易九世、奥地利大公腓特烈等人正屏息凝神地盯着防线，怀着哀兵之志准备做最后的殊死一搏，但蒙古人并没发起他们预料中的大举进攻，相反这时忽然传来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消息：蒙古人撤退了。
欧洲人不敢相信他们竟会就此时来运转，但越来越多的情报显示，蒙古人确实返回东方去了，尽管沿途之中他们又制造了针对已投降的民众的大屠杀，但这已是最后的疯狂，在顺便攻掠了巴尔干半岛北部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地之后，蒙古人真的陆陆续续退出了欧洲，把一个尸横遍野的东欧平原，又丢还给了惊魂未定的主人。
蒙古人为什么要走？这个问题就像 “他们为什么要来”一样，令欧洲人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们才知道，原来就在１２４１年岁末，蒙古人遥远的东方故土上，纵酒无度的大汗窝阔台终于酒精中毒，一醉不醒。对于蒙古宗王们来说，继承权和在新一届帝国班子里的地位，远比在欧洲的战争重要，因此，当拔都等人闻知凶讯，只好放弃了 “最后的海洋”，掉转马头，匆匆作别西天的云彩。
１２４４年，商讨帝国未来命运的新一届忽里勒台大会在蒙古本部召开，虽然此时窝阔台一系的子嗣功绩才干都明显不如拔都、蒙哥等叔伯兄弟，但窝阔台是当年成吉思汗钦点的继承人，他继位之初各系也曾发誓，让他的子孙世代为汗，这些政治遗嘱的法律效力仍在，大家终于拥立了贵由为第三代大汗。拔都与贵由曾在西征途中交恶，他预料到如果回到蒙古本土窝阔台系的地盘，恐怕会遭遇不测，于是借故缺席了大会，导致贵由没能获得全体认可，汗位继续空悬。但后来在速不台的劝说下，他还是于１２４６年承认了贵由的地位，后者这才正式继位。
贵由却觉得拔都不给面子，准备出兵攻打他所在的钦察地区，在大臣们的坚决谏阻之下，总算作罢。
拔都继承父业，在西方开疆拓土，所掌控的疆域方圆万里，足可自立，而与本土的大汗又关系紧张，于是留在东欧，经营自己的地盘，但他也没有再发动对欧洲西部的大规模战争。
西征的另一位重要人物速不台，于１２４５年解甲退役，１２４７年病故，享年７３岁。这个老谋深算的独眼巨胖，是蒙古第二次西征中事实上的灵魂人物，威泽弗德称赞他的战略战术素养超过同时代的所有欧洲将领。速不台死后，蒙古中央政府褒奖其功绩， “赠效忠宣力佐命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河南王，谥忠定”。备极哀荣。
到了１２４８年，贵由继位的第三个年头上，拔都迫于压力不得不东归觐见，并作了战争的部署以备不测，但就在这一年上贵由去世了，潜在的冲突泯于无形。此后推戴拔都继位的呼声很高，但当时实力在蒙古诸王中鹤立鸡群的拔都还是固守他西方的土地，没有把重心移回蒙古本土，为此他甚至放弃了继任大汗的机会，而是力挺与他亲善的堂弟蒙哥，帮助后者坐上了大汗宝座，并与蒙哥联手打压不服气的察合台、窝阔台两系宗王。凭借拔都的鼎力相助，蒙哥总算以较小规模的流血冲突，把汗位从成吉思汗指定的窝阔台一系抢到拖雷系手中，也算告慰了死于非命的拖雷。
事成之后，蒙哥给拔都的报酬是让他在钦察地区实施独立的统治权，就这样，拔都建立了地跨欧亚的钦察汗国，统治范围东起咸海、锡尔河下游，南到里海、高加索北麓、黑海克里米亚半岛，西跨第聂伯河，包囊罗斯全境，北边是荒莽的冻土无人区，他的疆域理论上直到北冰洋。拔都致力于西方，但对波兰—匈牙利一线以西的欧洲人来说，幸运的是这位蒙古可汗放弃了对 “最后的海洋”的探求欲望，此后这个方向上蒙古人再也没有发动大规模的战事，只留下心有余悸的西欧人，一代代流传着 “黄祸”的恐怖传说。
不同于后来忽必烈在中国称帝，拔都从未以出任俄罗斯君主的方式对其实施直接掌控 （尽管一些俄文文献中把拔都叫做 “沙皇”），而是作为宗主国，管辖罗斯诸领主，借助他们代行统治权。同时，他将东方继承自术赤的封地转送给庶兄斡儿达，又封给西征有功的弟弟昔班一块领地，两人也都仿效拔都，各自建国。
拔都在伏尔加河下游修筑城郭，作为大本营，这就是后来百余年中整个俄罗斯地区的权力中心：萨莱城。虽然住进了城市，拔都仍不改游牧民族习俗，将官邸设在一座巨大的牛皮帐篷之中，大帐饰有黄金，巍然耸立熠熠生辉，臣服于蒙古的罗斯诸王公每年来此拜谒，络绎不绝。罗斯人因为这座集华贵与野性于一身的大帐，给拔都的国家起了一个别名：金帐汗国，拔都也被尊称为金帐汗。斡儿达和昔班的封国则分别被叫做白帐汗国和青帐汗国 （也称蓝帐汗国，威尔斯 《世界史纲》中将该国看做一个独立国家）。
据说，除了在战场上，拔都性情一般比较宽厚，比如莫伊平原之战后，他曾埋怨速不台赶到得太晚害他损兵折将，但后者说明了下游河流湍急难以渡过的实情后，拔都最终还是将首功归于他。而贵由曾骂他是 “长胡子的妇人”，这也可以作为侧面证据。因此蒙古人叫他 “赛因汗”，意思是 “好的可汗”。但罗斯人眼中的拔都，则是另一个样子，他实施严酷的刑法，征收高昂的税收，同时，他古怪的东方习俗也会酿成悲剧。比如罗斯王公进入金帐朝觐时，被要求从两堆火中间走过，不从者要被处死，这是因为拔都信仰的萨满教认为，心怀邪念的人会被火灼伤。几个王公因违抗这条规定丧命后，大部分人最终选择了就范，而且也没几个人真的被烧伤，因此这也不算什么，但这种文化的冲突无处不在。再比如有一位名叫米克勒的罗斯公爵来觐见时，拔都的随从命他向成吉思汗的画像鞠躬，结果这位爵爷是个虔诚的基督徒，谨记着不得朝拜异教徒偶像的规矩，他说向拔都汗或他的随从鞠躬乃至跪拜都没问题，但硬是不肯拜成吉思汗像，最终他因此被处死。还有另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有位公爵犯法被处死后，他的弟弟以及遗孀来见拔都，请求不要没收他们的封地，拔都对此并不表态，却依照蒙古习俗，命令这对叔嫂成婚，两人不肯依从，结果这就上升到了违抗成吉思汗律法 “扎撒”的高度，成了政治事件，两人被拔都的手下们按在床上，被强行逼令交媾。这些都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必然碰撞。不过话说回来，俄罗斯人也承认蒙古人虽然残暴无建树，但对其内政干涉不多，在宗教方面尤其开明，对各个宗教一视同仁，基本没有实施过宗教迫害。
在１２５５年拔都逝世后，金帐汗国继续统治着罗斯，未来一个半世纪中，罗斯王公们仍然要到金帐中觐见献礼。虽然历代金帐汗时常对他们轻贱折辱，罗斯人也甘之如饴，因为只有取悦蒙古人，他们才能获得税收权，而如果触怒这些黄面孔的瘟神，则别说税权，恐怕生存权都难保全。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１５世纪后半叶莫斯科公国的崛起，而罗斯人反过来征服蒙古人，则更要等到遥远的１７世纪。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金帐的阴影一直笼罩在罗斯人的心头，成为一种难以名状的威压，和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梁赞诺夫斯基的 《俄罗斯史》中认为，蒙古人的统治使得俄罗斯的文化发展停滞和倒退了２００年，与欧洲隔绝，错过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等激动人心的历史事件，以至于今天俄罗斯仍是游离于欧美主流文化体系之外的一个异类。
所以，对俄罗斯来说，１２４２年随着窝阔台死讯戛然而止的蒙古第二次西征，其实一直延续了４００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