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感恩意识有什么规章？儒家感恩意识的内涵

感恩意识是指人们感激他人对自己所施的恩惠并设法报答的内在心理要求，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行为规范，也是任何文化公认的基本道德律。如基督徒对上帝之爱的回报，每年一度的感恩节就是其证明；但中国人最强调感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知恩不报非君子”，唾弃“忘恩负义之人”痛恨“恩将仇报之徒”。对感恩强调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关键在于儒家文化把“软”的感恩意识逐渐转换为“硬”的规章制度。

一

儒家文化在中国一直占主流地位，它从社会现实关系着手，把人放在一定的人际关系中来定位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并注重相互间的责任、义务，即君人臣忠、父慈子孝、夫教妇从、兄友弟恭、朋亲友信，从而把社会整体秩序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移风俗”。个体则在这样一种人伦关系中寻找自己合适的位置，在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中，实现自己作为群体一员的社会价值这其实也是一个道德自我修养、人格自我完善的过程。有学者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以道德代宗教”根据就在此。但通过忠、孝、节、义表面的差异，我们可以发现其内在核心都是感恩，都是以双方之间的恩情为基础的。

孝为亲报恩。孝是儒家精神的根本性观念，它首先呈示了父慈子爱式的天然感情。对个人而言，最大的恩情莫过于给予自己生命。是父母给予自己血肉之躯并把自己带到世上来的，父母无疑是最大的恩人；当然，父母之恩还包括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费的心思和所做的操劳。因而对此恩的报答在数量和时间上都是无限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从爱惜身体发肤到扬名天下，都是为报父母之恩。孝敬父母并不局限于生前，还包括身后；“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要孝敬父母，子女还要做到孝而无违，接受父母对自己婚姻的安排，满足父母早抱孙子的愿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报父母之恩，子女还要放弃自己的经济利益，不能也不敢提出自己的财产所有权，否则便会视为忘恩与不孝。中国未能出现大规模的产业革命，就与财产不独有、资本不集中相关。 

忠为报君恩。儒家文化在注重孝的同时，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社会，进而构成国家，这种家国同构，父是家君，君是国父，家国一体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最深层。相应的家庭生活中孝的道德信念也延伸到社会组织中，衍生出“君为臣纲”，孝道转化为治国之道，使君臣如父子。这样感恩意识也就随之渗透到政治领域。做臣民的一定要忠，以报君王的宠爱。《史记》中刺客所以冒死行刺，是为了报知遇之恩；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为感激先帝三顾茅庐之恩。杜甫在安史之乱中饱受颠簸流离之苦，落魄途中却“每饭必思君恩”，岳飞在风波亭前慷慨赴死，只是痛恨秦桧之流，而对大宋天子却是感恩不尽。忠君已成为内在心理需求，转化为一种信仰。历史上为忠君献身者不计其数，所谓“文死谏”、“物死战”。

节为报夫恩。亲如夫妻，妻平时“女为悦己者容”，感谢丈夫对自己的欣赏之恩；关键时刻要为丈夫守节保贞，“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节是对丈夫保护、收容之恩的报答。“一夜夫妻百日恩”，夫妻之间的情是恩情，是由结合而带来的恩，而不是个体间的两性相吸、平等互爱的美好情感；并由此而延伸出因有恩而结合的中国爱情模式，古典戏曲小说多的是英雄救美，美人以身报答和公子落难小姐相救，公子不负小姐救命之恩，发奋读书，科举考中，双双高升的爱情故事；甚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绿化树》，其情节和意识仍暗合了“落难公子”的模式。相反，有恩情而不与对方结合或抛弃有恩于自己的配偶，不论男女，都被认为是忘恩负义，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陈世美便是箸例。《西厢记》中红娘因老夫人赖婚而打抱不平，根据也在此。屠格涅夫的《爱之路》一文诗一般的阐明了爱情需要平等，认为“惟有感激”不能导致爱情。而中国的爱情心理恰与之对立，将报答规范渗透到本是自由激烈的爱情生活中，儒家文化对感恩意识的强调由此可见一斑。

义为报友恩。生活在伦理人际关系中的中国人，除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家庭中的父子夫妇关系外，还有社会上的朋友关系。“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要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是中国人第二重的社会生活。”对朋友邻居要讲究信誉，不背叛朋友，不见利忘义，必要时为朋友两肋插刀，这是对朋友信任之恩的回报。关羽念昔日之恩，在华容道义释曹操。我们不仅不责备他公私不分，以致后患无穷；反认为他义重如山，原因就在于他知恩报恩。即使是朋友分道扬镳，也应先报答他对自己的恩惠，然后才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否则便是忘恩负义的小人。可见，义与不义，关键在于能否知恩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