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的张森楷先生?

《四川文史资料》第三十三辑载《史学家张森楷及其治学精神》一文。作者刘皆放，是张先生早年的学生，对张先生的著作谈得很详尽。我在进入国立成都大学的第二年，亦在学校听过张先生一学期的课。从张先生自己谈的，以及从旁人处听来的，也还有些轶闻遗事，为刘君文中没有谈的。我想写在这里，作为该文的一点补充，也许是研究张先生需要的资料。
中国史籍有通史，断代史两类。《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先生是主张通史的，所以他极力推崇《史记》，鄙薄《汉书》。他认为班固的《汉书》，只不过歌颂汉代帝王，而且断代为史，又有古今人表，这是不伦不类。章学诚也是主张通史的，所以先生对于章学诚的议论，十分契合。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对于方志，对于校雠，有很多精辟的见解。先生在这方面的成就也很大。
梁任公的《近三百年学术史》，对民国以来修的方志，只举了先生的《合川县志》。《合川县志》修好后，地方上还对修志用的钱没有拨够。张先生上成都来告状。他自诵他状词的警句说：“县志为海内通人所鉴赏，为乡里小儿所把持”。这似乎认梁是“海内通人”了。但谈到史学方面，却对梁有许多地方不满；在所编的讲义，对梁的评语是：“识草学疏，心粗口滑”。先生曾说准备编一部《通史民》，一反向来的帝王为主的史书，改来以人民为主，头一篇就是梁任公《365备用台湾研究法之商榷》。查刘君所举先生的著作目录，没这部书。大约有了拟议，亦还没有着手。所以在《旧史学研究法》中，亦没有谈到有关这书的体制。此外，在成都还给藏书家严谷孙，写了《贲园书库记》。用校雠学的方法，把严家的目录彻底整理过。严谷孙把这篇文刻印出来的。
先生读书勤苦，自幼至老，未尝倦怠。在成都大学时，宿舍离我们很近。先生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看书，晚间要看到十点过。那时学校还没有电灯，只是菜油灯。先生就在一灯如豆之下，潜心撰述，毫无倦意。他说平生自计有五十年的时光，每天平均要看十点钟的书。张先生少年读书，因为怕控制不住自己偷惰的心情，曾用铁链把自己的足锁在书案足上。象这样终身勤苦，力学不衰，造次颠沛，不改其常的学者，在我所见到的前辈中，还没见过第二人。这种精神，真使人敬佩。所以才能把廿四史读过三遍，并且写出了精湛的《廿四史校勘记》。虽在四川所见到的版本不多，但一个研究精深的学者，正如刘君文中所引刘光谟的话说的“就臆测所及，多有与善本不谋而合之处。”傅沅叔的《藏园群书续记》就举过一段故事说：刘端临校书，遇到有当时的假宋本书；他的校语是：他本是，宋本非。后来证明所谓的宋本，实是伪本。所以古本不一定都可靠，这全要读者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张先生的校书，可以说有这种精神。
张先生研究学问的细致，也可以从一点小事看出：他经常到李铁桥那里去，从他宿舍到李铁桥那里，转几个弯，一共要走好多步，都一一记得清楚。有这种细大不捐的精神来治学，尤其是讲校勘，自然会有许多过人的特识。我听张先生讲课时，先生已年过七十，精神仍然十分康健，面色红润。上街总是步行。
张先生谈他初来是住尊经书院，后来因事被退学，才改来到锦江书院。也因为退学才愤而专研史学，不搞经学和文学。所以他关于经学和文字音韵的著作，都是在尊经书院作的。自己学问有成了，又到湘潭去向王壬秋悔过，请王壬秋为父母作墓志。王壬秋也欣然作了。尊经生的风气，是自己深造有得，以为“闭门造车，出而合辙”，所以不大愿看外省人的著作，其实这也不怪。清代的朴学盛于乾、嘉，但乾、嘉诸儒，就有许多对宋人的著述不屑一览的。张先生《旧史学研究法》列举了许多他自己的著作，就有些是别人已经作过了的。张先生专心治史，对诗文却不甚留心。就拿《合川县志》来谈，文章就觉得拖沓冗烦。张先生没谈过他的诗。我在周紫庭的诗集看见附录的几首诗，就当时的标准来说，不能算好诗，但也还平正通达。读书多了，自然信手拈来，都不至于太落凡近。张先生的《史记新校注》，是竭毕生之力以从事的。张先生常常教我们不要轻易著作，他说：“现代有些人，今天想到一点意思，明天就写出来，后天就被人丢到厕所去了。”现在古典文学的书纷纷出版，将来专门研究的人多了，先生这书一定会受到重视，重放光芒的。
张先生任教成都大学的时候，牙齿已经落完，全部是安的假牙。当时学校初创，一切都很简陋。孤身住在学校，伙食也不好。又因为急于要去北京找罗振玉的宋版《史记》来校订，所以教一学期就离去了。这学期考试完毕，他约我和几个同学在宿舍闲谈，问我专研些什么?我说初入大学，才知道学问的浩博，还谈不上专研，样样都想知道一些。先生说学问必须有所专精，兴趣太广泛了，至多不过学到杨升庵，不会有特殊成就的。这教诲我印象很深，但性情老不容易改。第二年春天，我从家到学校，还在龙泉山顶上见到先生，坐在蓝色布篷的滑竿上看书。抬轿的都在用饭。我走去打了招呼，也没有多说话。从此就再没见到先生了。先生死在北京。林山腴先生的挽联很有风神，联文是：“坎坷生与俱来，凭古伤今，人过麦秀殷墟地；著述老而未已，精思极虑，命断阊门匹练时。”先生去世将近五十年了。我现在已超过先生教我时的年龄，回想先生的教诲，不禁感慨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