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七子

人物生平

　　贵族出身

　　孔子的祖上是宋国的贵族，先祖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 周初三监之乱后，为了安抚商朝的贵族及后裔，周公以周成王之命封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 于商丘建立宋国，奉殷商祀。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是孔子的十五世祖。六世祖得孔氏，称孔父嘉。孔父嘉是宋国大夫，曾为大司马，封地位于宋国夏邑。在宫廷内乱中被太宰华督所杀，孔父嘉子木金父避灾逃到鲁国的陬邑定居。木金父生孔防叔，孔防叔的孙子叔梁纥就是孔子的父亲，其官职为陬邑大夫。

　　圣人降世

　　叔梁纥的正妻施氏，生了九个女儿却没有一个儿子，小妾为他生了长子孟皮，孟皮有足疾，叔梁纥很不满意。 于是叔梁纥请求颜氏让她三个女儿之中的一个立为妾，颜氏念叔梁年老且性情急躁，于是征求三个女儿的意见。长女和次女都不同意，只有小女儿颜征在（颜徵在）愿嫁叔梁纥。

　　颜征在时年不满二十岁，而叔梁纥已经六十六岁， 年龄相差悬殊，两人为婚于礼不合，夫妻在尼山居住并且怀孕，故谓之“野合”。孔子在鲁襄公二十二年十月 （儒略历公元前551年；格里历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关于孔子出生年月有两种记载，相差一年，一般依《史记·孔子世家》说。）申时于陬邑昌平乡诞生。

　　孔子生而七漏，头上圩顶（yú dǐng，意为头顶凹陷），而又因其母曾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

　　早年经历

　　鲁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年），孔子三岁的时候，叔梁纥病逝，葬于防。 叔梁纥死后，颜征在失去庇佑，被叔梁纥正妻施氏所逐，于是带孔子庶兄孟皮与孔子至曲阜阙里，过着清贫的生活。

　　鲁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孔子日见其长，已意识到要努力学习做人与生活之本领，所以称自己虽然已经十五岁了，但志向在于做学问。

　　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孔子的母亲颜征在去世。这一年，季氏宴请士一级贵族，孔子去赴宴，被季氏家臣阳虎拒之门外。

　　鲁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孔子已经十九岁了，为了能够经常回到祖籍地宋国祭拜祖先，便迎娶了宋国人丌官氏之女为妻。

　　步入仕途

　　鲁昭公十年（公元前532年），亓官氏生子。据传此时正好赶上鲁昭公赐鲤鱼于孔子，故给其子起名为鲤，字伯鱼。 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是年孔子开始为委吏，管理仓库。

　　鲁昭公十一年（公元前531年），孔子改作乘田，管理畜牧。孔子小时候生活艰难，所以会干一些粗活。

　　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郯子来到鲁国朝见，孔子向郯子询问郯国古代官制。孔子开办私人学校，当在此前后。

　　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孔子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所以自称三十岁前后有所成就。 这一年，齐景公与晏婴来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

　　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学礼于孔子。相传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于老聃，问乐于苌弘。

　　鲁国内乱

　　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

　　鲁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君王要像个君王，臣下要像个臣下，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 孔子得到了齐景公的赏识，景公欲以尼溪之田封孔子，被晏子阻止。孔子在齐闻《韶》乐，如醉如痴，三月不知肉味。

　　鲁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自己老了，不能用了。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

　　鲁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晋魏献子执政，举贤才不论亲疏。孔子认为这是义举，在近处不会埋没与自己亲近而有贤德的人，在远处不会埋没受人推举而有贤德的人，这可以说是仁义了。

　　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冬天，晋国铸刑鼎。孔子认为晋国的灭亡，主要是因为统治者没有好的制度和法度。

　　鲁昭公三十年（公元前512年），孔子已经40岁了，孔子经过几十年的磨练，对人生各种问题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所以自称四十岁不疑惑。

　　出仕修经

　　鲁定公六年（公元前504年），季氏家臣阳虎擅权日重。孔子称之为家臣掌政。 所以孔子不上任，退隐而修著《诗》、《书》、《礼》、《乐》，众多弟子跟着孔子走遍各国，跟随他学习。 阳虎想要见孔子，而孔子却不想见到阳虎，后来两人在路上相遇。阳虎劝孔子出仕，孔子没有明确表态，随后孔子被升为小司空。

　　鲁定公十一年（公元前499年），孔子升为鲁国大司寇，摄相事，七日而诛少正卯，曝尸三日，鲁国大治。

　　离开鲁国

　　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儿子的后代，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隳三都的措施，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隳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

　　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春天，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子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与季氏出现不和。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周游列国

　　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带领弟子离开鲁国来到了卫国。孔子在卫国被卫灵公夫人南子召见。孔子的弟子子路对孔子见南子这件事极有意见批评了孔子。郑国的子产去世，孔子听到消息后，十分难过，称赞子产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慈惠的人。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非常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因此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

　　孔子路过匡城（今河南睢县）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卫国。

　　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孔子离开卫国回到鲁国。

　　鲁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吴国使人聘鲁国，就“骨节专车”一事问于孔子。

　　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孔子由鲁国来到卫国。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婉言拒绝了卫灵公。孔子在卫国住不下去，离开卫国西行。经过曹国到宋国。宋司马桓魋讨厌孔子，扬言要加害孔子，孔子微服而行。

　　59岁的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国、宋国、郑国至陈国，陈国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七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人，楚国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

　　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孔子六十岁，称自己这时候，能正确对待各种言论，不觉得不顺。 孔子过郑到陈国，在郑国都城与弟子失散独自在东门等候弟子来寻找，被人嘲笑，称自己颓丧的样子如同丧家之犬。

　　鲁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孔子离开陈国，来到了蔡国。

　　鲁哀公五年（公元前490年），孔子从蔡国来到叶国。叶国君主叶公向孔子问政，并与孔子讨论有关正直的道德问题。在离开叶国返回蔡国的途中，孔子遇到一位隐者。

　　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孔子与弟子在陈国、蔡国之间被困绝粮，许多弟子因困饿而病，后被楚国人相救。由楚国返回卫国，途中又遇隐者。

　　鲁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孔子又回到卫国， 主张在卫国为政先要正名。

　　鲁哀公八年（公元前487年），吴国讨伐鲁国，吴国战败。孔子的弟子有若参战有功。

　　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孔子在卫国，孔子的夫人亓官氏去世了。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齐国派师讨伐鲁国，孔子弟子冉求帅鲁师与齐战，获胜。季康子问冉有指挥才能从何而来，冉有说是向孔子学来的。68岁的孔子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归鲁国。孔子周游列国14年，至此结束。孔子仍有心从政，但仍是被敬而不用。 季康子欲施行田赋，孔子反对。对冉有说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不是君子的行为，应该用他的礼数来判断。施舍的时候，会从重付出。做事的时候，会中庸而行之。死的时候，会对自己薄葬。

　　回到鲁国

　　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孔子继续从事教育及整理文献工作。这一年冬天，孔子的儿子孔鲤去世了。

　　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孔子已经70岁了，称自己这时候随心行事也可以不逾越规矩了。

　　身处乱世的孔子所主张的仁政没有施展的空间，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使强大的齐国也畏惧孔子的才能，足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入东周向老子请教。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七十二，便是著名的七十二贤士。七十二人中有很多为各国高官栋梁，又为儒家学派延续了辉煌。这“七十二贤士”中，又数颜回是孔子最爱的弟子。

　　这一年，颜回先他而死，孔子十分悲伤，感慨到昔日曾跟随自己从陈国到蔡国去的学生，此时却都不在身边受教了。

　　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春天，西狩获麟。孔子认为这不是好征兆，说吾道穷矣。于是停止修《春秋》。同年六月，齐国陈恒弑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三天，孔子见鲁哀公，请求鲁国出兵讨伐陈恒，没有得到支持。孔子又向季孙请求出兵，结果遭到拒绝。

　　驾鹤西归

　　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孔子另一得意门生子路死于卫国内乱，而且还被剁成肉酱。经过这一系列打击后，孔子知道自己时日不多。

　　鲁哀公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公元前479年4月4日），子贡来见孔子，孔子柱杖依于门前遥遥相望。他责问子贡为何那么晚来见自己。于是叹息说泰山将要坍塌了，梁柱将要腐朽折断了，哲人将要如同草木一样枯萎腐烂了。孔子流下了眼泪，讲到天下无道已经很久很久了，没有人肯采纳自己的主张。自己的主张不可能实现了。夏朝的人死时在东阶殡殓，周朝的人死时在西阶殡殓，殷商的人死时在两个楹柱之间。昨天黄昏梦见自己坐在两楹之间祭奠，自己的祖先就是殷商人啊。

　　鲁哀公十六年二月十一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孔子患病不愈而卒，终年七十三岁，葬于鲁城北泗水岸边。不少弟子为之守墓三年，唯独子贡为孔子守墓六年。弟子及鲁国人从墓而家者上百家，得名孔里。孔子的故居改为庙堂，孔子受到人们的奉祀。

　　成就

　　道德思想

　　孔子建构了完整的“德道”思想体系：在个体层面主张“仁、礼”之德性与德行。 德道思想体系是以性善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为基础，以立人极（“三极之道”）为旨归，以人道与天道、地道相会通，人道中庸又适时之变为方法论的完足思想体系。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孔子晚年时期的最高理想称之为“大同”，在大同的世界里，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为亲，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儿女为爱，而是相互敬爱，爱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孩子们都能获得温暖与关怀，孤独的人与残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满意的归宿。天下没有欺诈，没有盗贼，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讲信修睦，选贤举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政治思想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了等级制，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治者与被治者。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鲁国，这时周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名存实亡，诸侯间相互争战不断，出现了“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现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个时代的特点。社会矛盾的激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些共同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仁”与“礼”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畅行，“天下为公”，因而能“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矝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阴谋欺诈不兴，盗窃祸乱不起，这是一幅理想化的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的原始社会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会。“小康”社会是孔子主张的较低的政治目标。“小康”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隐没，“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与这种贫富不均、贵贱不等相适应，产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立田里，以贤勇知”，相应地还要设“城郭沟池以为固”，由是，“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这种社会显然没有“大同”世界那样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礼、仁、信、义，所以称为小康。这种社会实际上描述了“私有制”产生后的阶级社会的“盛世”。

　　孔子的“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理想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后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内容的憧憬蓝图和奋斗目标，这种思想对进步思想家、改革家也有一定启发，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和孙中山都受到其影响。

　　教育思想

　　孔子在365备用台湾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个性差异主要是因为后天教育与社会环境影响（“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应该受教育。他提倡“有教无类”，创办私学，广招学生，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他主张“学而优则仕”，学习了还有余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从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修养，所以孔子强调学校教育必须将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礼”和“仁”。其中“礼”为道德规范，“仁”为最高道德准则。“礼”是“仁”的形式，“仁”是“礼”的内容，有了“仁”的精神，“礼”才真正充实。在道德修养方面，他提出树立志向、克己、践履躬行、内省、勇于改过等方法。“学而知之”是孔子教学思想的主导思想。在主张不耻下问、虚心好学的同时，他强调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同时还必须“学以致用”，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

　　他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意谓教师应该在学生认真思考，并已达到一定程度时恰到好处地进行启发和开导，他又是在教学实践中最早采用因材施教方法的教育家。通过谈话和个别观察等方法，他了解和熟悉学生的个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个学生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培养出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多方面的人才。孔子热爱教育事业，毕生从事教育活动。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仅言教，更重身教，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感化学生。他爱护学生，学生也很尊敬他，师生关系非常融洽。他是中国古代教师的光辉典型。

　　专著作品

　　《六经》

　　古人认为孔子曾修《诗》《书》《礼》《乐》，序《周易》（称《易经》十翼，或称易传），撰《春秋》。

　　诗歌

　　《去鲁歌》、《蟪蛄歌》、《龟山操》、《盘操》、《猗兰操》、《将归操》、《获麟歌》。

　　这些诗歌多载于《乐府诗集》，可信度不高。

　　语录汇编

　　《论语》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成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论语》与《大学》、《中庸》、《孟子》在南宋后并称“四书”。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微言大义”。

　　轶事典故

　　义利之辩

　　鲁国有一道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见到同胞（遭遇不幸），沦落为奴隶，只要能够把这些人赎回来（帮助他们恢复自由），就可以从国家获得金钱的补偿和奖励。（孔子的学生）子贡，把鲁国人从外国赎回来，但不（向国家）领取金钱。孔子说：“赐（端木赐，即子贡），你错了！圣人做的事，可用来改变民风世俗，教导可以传授给百姓，不仅仅是有利于自己的行为。现在鲁国富的人少穷人多，（向国家）领取补偿金，（对你）没有任何损失；但不领取补偿金，鲁国就没有人再去赎回自己（遇难）的同胞了。”

　　孔子学琴

　　孔子在学习方面是很虚心，尤为刻苦。有一次孔子随师襄学鼓琴。曲名是《文王操》。孔子苦苦的练了很多日子，师襄子说：“可以了。”孔子说：“我已经掌握了这个曲子的弹法，但未得其数。”又练了很多日子，师襄子又说：“可以了，你已于其数。”可是孔子仍说：“不可以，未得其志。”又过了相当的时间，师襄子认为这回真的可以了，可是孔子仍然认为自己没有弹好这首乐曲。于是，孔子反复的钻研，体会琴曲的内涵，直到他看到文王的形象在乐曲中表现出来了，才罢休。

　　人物生平

　　孟子的出生之时距孔子之死（公元前479年）大约百年左右。孟子的生平和孔子很相似，都是贵族的后裔，平民出身，幼年丧父，一生所走的道路都是求学、教书、周游列国。孟子字号在汉代以前的古书没有记载，但魏、晋之后却传出子车、子居、子舆等多个不同的字号，字号可能是后人的附会而未必可信。

　　据《列女传》和赵岐《孟子题辞》记载，孟子曾受教于孔子的孙子孔汲。《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受业孔汲之门人”。有一种说法是，孟子在十五、六岁时到达鲁国后拜入孔子之孙孔汲的门下，但根据史书考证发现孟子出生时孔汲已逝世三十载。所以还是如《史记》中所记载的受业于孔汲的门人的说法比较可信。就连孟子自己也曾说：“予未得为孔子之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 离娄下》）无论是否受业于孔汲，孟子的学说的确受到了孔汲的影响。所以，荀子把孔汲和孟子列为一派，这就是后世所称儒家中的思孟学派。

　　主要著作

　　《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贵君轻）和政治行动，属儒家经典著作。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提出“仁政”、“王道”，主张德治。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自从宋、元、明、清以来，都把它当做家传户诵的书。《孟子》是四书中篇幅最大的部头最重的一本，有三万五千多字，一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

　　《孟子》一书不仅是儒家的重要学术著作，也是我国古代极富特色的散文专集。其文气势充沛，感情洋溢，逻辑严密；既滔滔雄辩，又从容不迫。用形象化的事物与语言，说明了复杂的道理。对后世散文家韩愈，柳宗元，苏轼等影响很大。

　　主要思想

　　民本思想

　　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

　　仁政学说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的政治论，是以仁政为内容的王道，其本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教育思想

　　孟子的教育思想，也是孔子“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他们都把全民教育当作实行仁政的手段和目的。一方面，主张“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滕文公章句上）加强学校教育；另一方面，要求当政者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道德伦理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他认为“仁、义、礼、智”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东西，不是从客观存在着的外部世界所取得的，“仁义”是孟子的道德论的核心思想。。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

　　哲学思想

　　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

　　孟子的主要哲学思想，是他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相对（梁启超认为孟子的“性善论”强调了教育的可能性，荀子的“性恶论”强调了教育的必要性）。“性善论”是孟子谈人生和谈政治的理论根据，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中心环节。

　　人物典故

　　孟母三迁

　　【原文】：昔孟子少时，父早丧，母仉（zhang）氏守节。居住之所近于墓，孟子学为丧葬，躄[bì]，踊痛哭之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遂迁居市旁，孟子又嬉为贾人炫卖之事，母曰：“此又非所以居子也。”舍市，近于屠，学为买卖屠杀之事。母又曰：“是亦非所以居子矣。”继而迁于学宫之旁。每月朔（shuò，夏历每月初一日）望，官员入文庙，行礼跪拜，揖[yī，拱手礼]让进退，孟子见了，一一习记。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也。”遂居于此。

　　孟子受教

　　【原文】：孟子妻独居，踞，孟子入户视之，向母其曰：“妇无礼，请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亲见之。”母曰：“乃汝无礼也，非妇无礼。《礼》不云乎？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不掩人不备也。今汝 往燕私之处，入户不有声，令人踞而视之，是 汝之无礼也，非妇无礼。”于是孟子自责，不敢去妇。——引自《韩诗外传》

　　断织喻学

　　孟子最初对学习很有兴趣，时间一长就厌烦了，经常逃学。孟母知道后非常生气，拿起刀来，把织布机上的经线割断，说道：“你的废学，就像我割断织布机上的线，这布是一丝一线织起来的，现在割断了线，布就无法织成。君子求学是为了成就功名，博学多问才能增加智慧。你经常逃学怎么能成为有用之材呢?你今天不刻苦读书，而是惰于修身养德，今后就不可以远离祸患，将来不做强盗，也会沦为厮役！”孟母用“断织”来警喻“辍学”，指出做事必须要有恒心，一旦认准目标，就不为外界所干扰。半途而废，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断织喻学”的一幕在孟子小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既惊且惧的鲜明印象，孟子从此旦夕勤学，终于成为我国历史上的儒学大师。

　　杀豚不欺子

　　【原文】：孟子少时，东家杀豚，孟子问其母曰：“东家杀豚何为？”母曰：“欲啖（dan）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怀妊（ren）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适有知而欺之，是教子不信也。”乃买东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始作俑者

　　这句成语出自于《孟子·梁惠王上》：“仲尼（孔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

　　五十步笑百步

　　战国时代，诸侯王国都采取合纵连横之计，远交近攻。

　　战争连年不断，可苦了各国的老百姓。孟子看了，决定周游列国，去劝说那些好战的君主。孟子来到梁国，去见了好战的梁惠王。梁惠王对孟子说：“我费心尽力治国，又爱护百姓，却不见百姓增多，这是什么原因呢？”

　　孟子回答说：“让我拿打仗作个比喻吧！双方军队在战场上相遇，免不了要进行一场厮杀。厮杀结果，打败的一方免不了会弃盔丢甲，飞奔逃命。假如一个兵士跑得慢，只跑了五十步，却去嘲笑跑了一百步的兵士是‘贪生怕死’。”

　　孟子讲完故事，问梁惠王：“这对不对？”梁惠王立即说：“当然不对！”孟子说：“你虽然爱百姓，可你喜欢打仗，百姓就要遭殃。这与五十步同样道理。”

　　成语比喻那些以小败嘲笑大败的人。又以“五十步笑百步”来比喻程度不同，但本质相同的做法。

　　历史地位

　　孟子是儒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孟子是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他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属孔子第四代弟子，是曾子的再传弟子。他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孔子是大成至圣，孟子被称为亚圣。孟子与孔子合称孔孟其道，多数人称为“孔孟之道”。

　　孟子曾仿效孔子，带领门徒周游各国，但不被当时各国所接受，随后退隐与弟子一起著书。孟子与其弟子的言论汇编于《孟子》一书，是儒家学说的经典著作之一。

　　孟子的文章说理畅达，气势充沛并长于论辩，逻辑严密，尖锐机智，代表着传统散文写作最高峰。孟子在人性问题上提出性善论，即人性是善的。但孟子只说性善，南宋朱熹补充为“人之初，性本善”，后世有学者提出“性向善”。

　　后世纪念

　　先师庙

　　据传，孟子在游说各国期间，从齐国到魏国，途经干城（今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孟轲乡孟轲村）被大雨所阻。当时孟子声望颇高，一时间奔走相告，轰动全村。孟子住处门庭若市，登门求教者络绎不绝。孟子见此人如此好施乐道，决定留下讲学数日。干城人也以此为荣，于是就在孟子讲学的地方建“先师庙”，把村名改为孟轲以示纪念。“先师庙”也称“孟轲庙”，位于孟轲东村。

　　七篇贻矩

　　山东邹城孟府大堂檐下正中悬挂着“七篇贻矩”金匾，“七篇”指的是《孟子》七篇，即《梁惠王》《公孙丑》《腾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贻”是赠给的意思；“贻矩”指赠给孟家的规矩。

　　孟庙

　　孟庙，又称“亚圣庙”，是历代祭祀孟子的地方。孟子有庙奉祀始于宋景祐四年（1037年），创建于邹县东北12公里的四基山西南麓，孟子陵墓前。后迁于现邹县城南关。

人物生平

世系

《元和姓纂》载“晋有荀林父生庚裔荀况”，而关于春秋时期荀氏的记载见于（桓王）十三年（公元前678年）“晋曲沃灭荀，以其地赐大夫原氏黯，是为荀叔”。《左传》僖公九年《传》正有“荀息”亦称“荀叔”之文，所以原氏黯即为荀息，被封荀国故地以地为姓。

荀氏的传承为荀息生逝敖，逝敖生荀林父，荀林父曾为晋国中行将，故后裔别为中行氏，林父生荀庚，庚生荀偃，偃生荀吴，吴生荀寅。荀寅在与赵鞅的斗争失败后，中行氏族人为了避祸，又纷纷改回荀氏，这就是赵国荀氏的由来。

游学

司马迁所写的《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录了他的生平。荀(xún)

子于五十岁(有学者认为传抄时误将十五改为五十）。始来游学于齐国，到襄王时代“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后来被逸而适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家居兰陵，韩非、李斯都是他的入室弟子，亦因为他的两名弟子为法家代表人物，使历代有部分学者怀疑荀子是否属于儒家学者，荀子也因其弟子而在365备用台湾上受到许多学者猛烈抨击。

荀子是第一个使用赋的名称和用问答体写赋的人，同屈原一起被称为“辞赋之祖”。

入秦

他曾入秦，对秦国政治予以肯定，说“秦四世有胜，数也，非幸也”，同时又对秦国重视刑法吏治，轻视仁德士君子的方略不以为然，谓之“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

荀子又到过赵国，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面前。最后老死于楚国兰陵。他曾经传道授业，战国末期两位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韩非、李斯，汉初政治家、科学家张苍均为其门下高足。著作集为《荀子》(唐代杨倞为其作注)，因为荀子受历代学者的抨击，其注者不多。直至清代考据学兴盛，注释校订者才增加。现代研究荀子的学者也较古代为多，包括清代王先谦，民国时代的梁启雄(梁启超胞弟)。清末学者谭嗣同，在他的《仁学》中这样评价：(中国)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晚年的代表作有《劝学》。

帝术

《史记》记载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荀子的“帝王之术”，通过李斯后来的实践，体现出来。北宋苏轼在《荀卿论》中说：“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

主要成就

思想观点

主要观点

荀子对各家都有所批评，唯独推崇孔子的思想，认为是最好的治国理念。荀子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特别着重的继承了孔子的“外王学”。他又从知识论的立场上批判的总结和吸收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主张，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明于天人之分”的自然观、“化性起伪”的道德观、“礼仪之治”的社会历史观，并在此基础上，对先秦哲学进行了总结。

“明于天人相分”的自然主义天道观

天、天命、天道的问题一直是先秦时期各家关切的问题。殷商西周时期，“天”、“天命”是被作为人格神看待的。到了孔子，它的人格神色彩被淡化，孔子主要借亲亲之情论仁德，而视天命为一种盲目的主宰力。孔子之后，其弟子和后学力图使“仁德”、“心性”“天命”得以贯通，这一方面是要使“仁德”、“心性”的追求获得存在论的支撑，另一方面又将“天”、“天命”、“天道”义理化、价值化。荀子有取于道家在“天”、“天道”、“天命”上的自然观的成分，然而它的理论宗旨却不在于走向自然主义，而在于凸现“天人相分”，然后以“天人相分”为基础，建构自己的“人道”学说。

1.天道自然的思想

荀子将“天”、“天命”、“天道”自然化、客观化与规律化，见于他的《天论》一文。“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

在荀子看来，天为自然，没有理性、意志、善恶好恶之心。天是自然天，而不是人格神。他把阴阳风雨等潜移默化的机能叫做神，把由此机能所组成的自然界叫做天。宇宙的生成不是神造，而是万物自身运动的结果。

2.“天行有常”的思想

荀子以为，天不是神秘莫测、变幻不定，而是有自己不变的规律。这一规律不是神秘的天道，而是自然的必然性，它不依赖于人间的好恶而发生变化。人不可违背这一规律，而只能严格地遵守它。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天道不会因为人的情感或者意志而有所改变，对人的善恶分辨完全漠然置之。荀子对传统的宗教迷信持批判的态度，认为自然的变化与社会的治乱吉凶没有必然的联系。认为祭祀哀悼死者的各种宗教仪式，仅仅是表示“志意思慕之情”，是尽“人道”而非“鬼事”。（《礼论》）

3.“天人相分”的思想

荀子认为自然界和人类各有自己的规律和职分。天道不能干预人道，天归天，人归人，故言天人相分不言合。治乱吉凶，在人而不在天。并且天人各有不同的职能，“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载人，不能治人”（《礼论》）“天有其时，地有其才，人有其治”（《天论》）

4.“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

在荀子看来，与其迷信天的权威，去思慕它，歌颂他，等待“天”的恩赐，不如利用自然规律以为人服务。荀况强调“敬其在己者”，而不要“慕其在天者”。甚至以对天的态度作为君子、小人之分的标准。强调人在自然面前的主观能动性，主张“治天命”、“裁万物”、“骋能而化之”的思想。荀子明确的宣称，认识天道就是为了能够支配天道而宰制自然世界。

“化性起伪”的性恶论

荀子最著名的是他的性恶论，这与孟子的性善说直接相反。他的总论点是，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努力的产物。价值来自文化，文化是人的创造。正是在这一点上，人在宇宙中具有和天、地同等的重要性。

1.“人之性恶”——一自然资质为性的性恶论

荀子最主要的努力是确认人在道德修养和治理国家中的主体地位。在道德修养方面，作为前提与起点的，是荀子主张的性恶论。荀子从天人相分的立场出发，否定而人性中先验的道德根据。在他看来，所谓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是所谓“生之所以然者”。其自然表现为“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6]。其实质就是人天然有的抽象的自然生物本能和心理本能。

荀子认为人的这种天然的对物质生活的欲求是和道德礼仪规范相冲突的。他认为人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色焉”，如果“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纷乱理而归于暴”。所以说人性是“恶”，而不是“善”。

荀子这里的情性观与早期儒家《性自命出》一派的思想有关。然而性自命出以“情”为天的观念引出的是自然主义、情感主义的生存论调。荀子没有沿着这一个路向发展，这是因为，他认为天然禀赋的性情是恶的。因而顺应他的发展，将引起人与人的争夺，贼杀，导致社会的混乱，这就是性恶论。

2.“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论

荀子认为，凡是没有经过教养的东西是不会为善的。对于人性中“善”的形成，荀子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命题。荀子的人性论虽然与孟子的刚好相反，可是他也同意，人人都能成为圣人。荀子以为，就人的先天本性而言，“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都是天生性恶，后天的贤愚不肖的差别是由于“注错习俗之所积耳”。后天的环境和经验对人性的改造其则决定性的作用。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其礼义，制法度”，转化人的“恶”性，则“涂之人可以为禹”。

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是因为人本来就是善的，而荀子论证涂之人可以为禹是因为人本来是智的。

3.“化性起伪”的性恶论的意义与目的

性恶论的价值在于：（1）提出人的自然本性的先天合法性，从人的实然层面来看待人性。（2）强调后天环境对人发展的作用。（3）进而说明礼乐教化的价值与意义。

性恶论的限制在于：（1）从性恶出发，固然可说明礼乐教化之“伪”的现实必要性，但由于否认了人的道德先验性，圣人治礼作乐的“化性起伪”的教化行为就失去了坚实的存有论根据。（2）把人的先天的自然本性等同于社会道德之恶，没有真实地看到人的自然本性和人的社会性“恶性”之间具有人的意识的造作性。如此将使社会性的“恶行”具有自然存有论根基，以至于“恶”成为了价值的合理性行为。（3）性恶论使人性的超越幅度丧失殆尽，人完全成为社会宗法等级的奴隶。

性恶论的目的：性恶，或性善，对儒家并没有决定性的意义。其价值仅仅在于如此的人性论奠基可以为现实社会的礼乐教化提供内在人性的根据。

所积而致的成圣之道

就道德修习而言，荀子认为最高的要求就是“成圣”。荀子坚持自己的理论的一贯性，认为在天生的情性方面，圣人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战国末年贵族和平民依血缘形成的原有的界限的消解。荀子还认为圣人与普通人一样，也只有经过后天的努力，才能够成就自己。“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

圣人与一般人，君子与小人，在先天本性上的差别被取消了。但是荀子立论的意图并不在于从根本上废弃这种差别，反而要从后天努力的角度凸现这种差别。凸现后天努力修为造就君子、圣人，是在强调精神气质、文化教养上的贵族性，荀子学说有浓重的知识化、工具化的倾向，然而在追求成圣，追求贵族性的精神气质与品格的这点上，与孔子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荀子讲成圣，又希望借圣人的教化，使得社会大众得以转变性情，以至于善。

“明分使群”与古今、礼法之争

荀子的社会政治思想

荀子希望借助圣人的教化，转变百姓的性情。但是荀子认为圣人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他能够“使天下皆出于治”，这就是儒家的外王学。不过荀子按照自己的知识论重组了这种外王学。

1.“明分使群”的社会（礼义）起源说

以往的儒家学者都曾建筑过自己的外王学，而且大都把这种外王学的正当性诉诸于天道、天命，很少有人能够从现实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的源出处证明自己的外王学。荀子的经验知识的立场使他得以面对现实，回到现实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的源出处。

荀子注意到，人与动物的不同而且得以优异于动物的地方，是人能群，即人能组织社会。而人所以能“群”者，在于“分”。 “分”即是建立社会等级，从事不同的社会分工，将社会协同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以面对自然、战胜自然。“分”是组织社会的根本法则。而“分莫大于礼”。通过圣人的治礼作乐，将社会分为上下有序的等级，以解决基于物欲的争斗。“分”的标准就在于“礼义”，即封建的伦理道德和礼法制度。关于分靠什么维系，荀子有两个说法：一是“分何以能行？曰：义”。一是“分莫大于礼”。显然前一种说法侧重于道德教化；后一种说法则侧重于礼法制度。

从“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人性论出发，荀子提出了“名分使群”的社会起源说，以论证礼乐教化之必要性。

2.“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

隆礼重法

在国家治理上，荀子非常看重“礼”。荀子认为礼从区分与调节不同人的利欲关系中产生结果。在治礼的过程中，不能只顾及人的欲望，而要让物与欲两者相持而长，在物质的增长和欲望的增长之间保持平衡。

在荀子看来，人的天然本性是追求利欲的，而礼的作用则在对人的利欲的无限追求作出限制，二者之间不免有冲突。为了确保公共秩序的正常运转，礼的遵循不免要诉诸于一种强制性。由此，礼转为法。因此，荀子常有“礼法之枢要”“礼法之大分”的提法，而以礼法并称。在荀子那里，礼是介于义和法之间的一个范畴。在义礼并称时，礼多是指道德。在礼和法并称时，礼多指制度。荀子说礼是法之大分时，既是指礼为立法的原则，又是指礼作为原则的道德立场。法的制定和形式不纯属利益分配的问题，还有一个道义问题；法的一律化打破了贵族和平民的界限，使一切人平等。但是礼的持守却仍然使得有学养的人们不至于沉落。荀子可以说是顾及到现实的利欲追求和必要性而又坚持道德理想，力求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的思想家。

对礼法、王霸之争的总结

对礼法、王霸之争，荀子提出了“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的命题。其含义两点：（1）礼法并举、王霸统一。他认为“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成相》）“礼以定伦”，法能“定分”，二者可以相互为用。只是法的特点表现为通过赏罚来维护等级秩序。（2）礼高于法，礼为法之大本。只讲法治，不讲礼治，百姓只是畏惧刑罚，一有机会仍会作乱。他把“法治”称为“暴察之威”，“礼治”称作“道德之威”。法治至其极也不过为“霸”，而不能成“王”。如果以礼义为本，则法治就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了：“故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能以礼挟而贵名白，天下愿，会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致士》）。荀子以为，礼义是立法的精神，如果人们爱好礼义，其行为就会自然合法，甚至不用刑罚，百姓也能自然为善。总之，荀子的礼法兼施、王霸统一，是对对礼法、王霸之争的总结，开创了汉代儒法合流、未爆杂用的先河。

3.厚今薄古的“法后王”说

荀子在历史观上提出了厚今薄古的“法后王”说，所谓“后王”盖指“近时”之圣王或可能成为王者的“天下之君”，即理想的最高统治者。他认为“先王”的时代久远，事迹简略，不如近世的后王可靠，所谓“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荀子·非相》）即“法先王”必须通过“法后王”的途径才能实现。他主张“法后王”，又提倡继承“先王之道”，意在为封建统治阶级寻求理想的人格榜样。荀子批判以复古倒退为目的的“先王”观，指责“俗儒”们的“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杂学，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儒效》）。“法后王，一制度”即是把一切都纳入新兴地主阶级大一统的制度与范围上来。

“虚壹而静”的认识论

1.“天官薄类”和“心有征知”：立足于经验的认识发展阶段

依据其自然主义思想，建立自己的认识论。在他看来所谓“知”就是主观与客观有所合。“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解蔽》）认识就在于以“人之治”和“物之理”。他将人的认识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缘天官”、或“天官意物”：“天官”就是人的感觉器官。在这一阶段人首先依靠感觉器官来把握事物。第二阶段，“心有征知”：荀子把思维器官称为“天君”或“心”，其功能为“征知”。“征知”就是对对感觉印象进行分析、辨析和验证，形成概念和判断。

2.“虚壹而静”的解蔽方法

荀子认为人在认识上的最大隐患在于“蔽于一曲而訚于大理”，要形成正确的认识就需要“解蔽”。而“解蔽”的方法就是靠“心”的“虚壹而静”。所谓“虚”就是不让以有的知识妨碍即将接受的新知。心能同时兼知两物，如果能做到使两物不互相妨碍以影响认识，谓之“壹”。不以混乱的胡思乱想淆乱正常的认识就是“静”。即要在认识中排除干扰、精力专一、发挥思维的能动性。这样的心理状态就叫“大清明”，这是认识的最高状态。

3.“学至于行之而止”的知行观

在知行观上，荀子提出“学至于行之而止”的命题。他认为认知的落脚点在于“行”，“行”不仅是知的来源，也是知的目的。但荀子的所谓行，不可作社会实践理解，而是指人的道德行为。因而所谓“学至于行”，也就是“学至于礼”，让主观的道德行为符合现实的社会道德规范，最终达到“德之极”（《劝学》）的地步。

4.“制名以指实”的逻辑思想

对名实关系，荀子提出“制名以指实”的思想，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所以有名”，即制名的必要性：“明贵贱”、“辨同异”、统一思想，以维护社会的秩序。“明贵贱”是指伦理和政治上的正名，使贵贱有等，亲疏有别。“辨同异”，是由伦理的正名发展到逻辑和法律的正名，要区别士、农、工、商的职业分野和各种等级称谓。（2）“所缘以同异”，即名称同异的根据：“缘天官”，使同类同情者，共约其名以相期。（3）“制名之枢要”，即制名的原则：“同实同名”、“异实异名”、二者一致则用“共名”的原则，以及“约定俗成”、“稽实定数”的原则。

对比孔孟

荀子的思想偏向于经验以及人事方面，是从社会脉络方面出发，重视社会秩序，反对神秘主义的思想，重视人为的努力。孔子中心思想为“仁”，孟子中心思想为“义”，荀子继二人后提出“礼”、“法”，重视社会上人们行为的规范。以孔子为圣人，但反对孟子和子思为首的“思孟学派”哲学思想，认为子弓与自己才是继承孔子思想的学者。荀子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想满足欲望，若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发生争执，因此主张人性有恶（详情参考易中天教授《先秦诸子之百家争鸣》），须要由圣王及礼法的教化，来“化性起伪”使人格提高。

与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他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

作品一览

荀子

劝学第一

修身第二

不苟第三

荣辱第四

非相第五

非十二子第六

仲尼第七

儒效第八

王制第九

富国第十

王霸第十一

君道第十二

臣道第十三

致士第十四

议兵第十五

强国第十六

天论第十七

正论第十八

礼论第十九

乐论第二十

解蔽第二十一

正名第二十二

性恶第二十三

君子第二十四

成相第二十五

赋第二十六

大略第二十七

宥坐第二十八

子道第二十九

法行第三十

哀公第三十一

尧问第三十二

传世名言

《劝学》

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劝学》

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天论》

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劝学》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劝学》

神莫大于化道，福莫大于无祸。——《劝学》

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劝学》 

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劝学》

肉腐生虫，鱼枯生蠹。怠慢忘身，祸灾乃作。——《劝学》

言有召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劝学》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劝学》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劝学》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劝学》

跬步而不休，跛鳖千里；累土而不辍，丘山崇成。——《劝学》

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劝学》

为善不积邪，安有不闻者乎？——《劝学》

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劝学》

《荣辱》

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荣辱》

谄谀者亲，谏争者疏，修正为笑，至忠为贼，虽欲无灭亡，得乎哉？——《荣辱》

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荣辱》

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荣辱》

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荣辱》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荣辱》

礼者，所以正身也……无礼，何以正身？——《荣辱》

《不苟》

小人能，则倨傲僻违以骄溢人；不能，则妒嫉怨诽以倾覆人。——《不苟》

诚者，君子之所守业，而政事之本也。——《不苟》

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不苟》

公生明，偏生暗；端悫生通，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盛。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不苟》

骄泄者，人之殃也；恭俭者，摒五兵也。虽有戈矛之刺，不如恭俭之利也。故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以言，深于矛戟。——《不苟》

怏怏而亡者，怒也；察察而残者，忮也；博而穷者，譬也……廉而不见贵者，刿也；勇而不见惮者，贪也；信而不见敬者，好剸行也。——《不苟》

有狗彘之勇者，有贾盗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不苟》

挂于患而欲谨，则无益矣。——《不苟》

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穷，怨天者无志。——《不苟》

材悫者常安利，荡悍者常危害；安利者常乐易，危害者常忧险；乐易者常寿长，忧险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体也。——《不苟》

仁义德行，常安之术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污僈突盗，常危之术也，然而未必不安也。——《不苟》

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不苟》

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不苟》

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不苟》

汤、武存，则天下从而治；桀、纣存，则天下从而乱。——《不苟》

短绠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几者不可以与及圣人之言。——《不苟》

《非相》

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部胜术。术正而心顺之，则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非相》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长，贱而不肯事贵，不肖而不肯事贤，是人之三不详也。人有三必穷：为上则不能爱下，为下则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穷也；乡则不若，偝则谩之，是人之二必穷也；知行浅薄，曲直有相县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穷也。人有此三数行者，以为上则必危，为下则必灭。——《非相》

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非相》

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非相》

君子之度己则以绳，接人则用抴（yi)。——《非相》

其他

行辟而坚，饰非而好，玩奸而泽，言辩而逆，古之大禁也。知而无法，勇而无惮，察辩而操僻，淫大而用乏，好奸而与众，利足而迷，负石而坠，是天下之所弃也。——《非十二子》

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非十二子》

人主不务得道而广有其势，是其所以危也。——《仲尼》

巧而好度，必节；勇而好闻，必胜；知而好谦，必贤。——《仲尼》

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仲尼》

君子时诎则诎，时伸则伸也。——《仲尼》

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效》

言必当理，事必当务，是然后君子之所长也。——《儒效》

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儒效》

事行失中谓之奸事，知说失中谓之奸道。奸事、奸道，治世之所弃而乱世之所从服也。——《儒效》

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儒效》

君子无爵而贵，无禄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穷处而荣，独居而乐。——《儒效》

君子隐而显，微而明，辞让而胜。——《儒效》

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己斯亡。——《诗经 》

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犹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折无适也。身不肖而诬贤，是犹伛身而好升高也，指其顶者愈众。——《儒效》

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儒效》

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儒效》

人无师无法而知则必为盗；勇则必为贼；云能则必为乱；察则必为怪；辩则必为诞。……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儒效》

习俗移志，安久移质。——《儒效》

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斫削而为工匠，积反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儒效》

纵情性而不足问学，则为小人矣。——《儒效》

贤不肖不杂，则英杰至；是非不乱，则国家治。——《王制》

公平者，职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王制》

治生乎君子，乱生乎小人。——《王制》

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王制》

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王制》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王制》

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节也。——《王制》

聚敛者，召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王制》

王者者论：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王制》

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王制》

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王制》

政事乱，冢宰之罪也；国家失俗，则辟公之过也；天下不一，诸侯俗反，则天王非其人也。——《王制》

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富国》

垂事养誉，不可；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皆奸道也。——《富国》

国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势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及其綦也，索为匹夫不可得也。——《王霸》

国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王霸》

国无礼则不正。——《王霸》

百乐者，生于治国者也；忧患者，生于乱国者也。——《王霸》

不能治近，又务治远；不能察明，又务见幽；不能当一，又务正百，是悖者也。——《王霸》

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王霸》

以小人尙民而威，以非所取于民而巧，是伤国之大灾也。——《王霸》

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君道》

善生养人者，人亲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显设人者，人乐之；善藩饰人者，人荣之。……不能生养人者，人不亲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显设人者，人不乐也；不能藩饰人者，人不荣业。——《君道》

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君道》

治则衍及百姓，乱则不足及王公。——《君道》

为人主者莫不欲强而恶弱，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是禹、桀之所同也。——《君道》

人主有六患：使贤者为之，则与不肖者规之；使知者虑之，则与愚者论之；使修士行之，则与污邪之人疑之。虽欲成功，得乎哉？——《君道》

好女之色，恶者之孽也。公正之士，众人之痤也。循乎道之人，污邪之贼也。——《君道》

明主有私人以金玉珠石，无私人以官职事业。——《君道》

主暗于上，臣诈于下，灭亡无日。——《君道》

唯明主为能爱其所爱，暗主则必危其所爱。——《君道》

卿相辅佐，人主之基仗也。——《君道》

用圣臣者王，用功臣者强，用篡臣者危，用态臣者亡。态臣用，则必死；篡臣用，则必危；功臣用，则必荣；圣臣用，则必尊。——《臣道》

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所尊后也。——《臣道》

明君之所赏，暗君之所罚也；暗君之所赏，明君之所杀也。——《臣道》

正义之臣设，则朝廷不颇；谏、争、辅、拂之人信，则君过不远；爪牙之士施，则仇雠不作；边境之臣处，则疆垂不丧。——《臣道》

罚其忠，赏其贼，夫是之谓至暗，桀、纣所以灭也。——《臣道》

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禄养交而已耳，国贼也。——《臣道》

仁者必敬人。……人贤而不敬，则是禽兽也；人不肖而不敬，则是狎虎也。禽兽则乱，狎虎则危，灾及其身矣。——《臣道》

敬人有道：贤者则贵而敬之，不肖者则畏而敬之；贤者则亲而敬之，不肖者则疏而敬之。——《臣道》

君子安于礼、乐、利，谨慎而无斗怒，是以百举不过也。——《臣道》

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微；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议兵》

君贤者其国治，君不能者其国乱；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治者强，乱者弱：是强弱之本也。——《议兵》

好士者强，不好士者弱；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 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 民齐者强，民不齐者弱；赏重者强，赏轻者弱；刑威者强，刑侮者弱； 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强，械用兵革寙楛不便利者弱；重用兵者强，轻用兵者弱；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是强弱之常也。——《议兵》

知莫大乎弃疑，行莫大乎无过，事莫大乎无悔。——《议兵》

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故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计胜欲则从，欲胜计则凶。——《议兵》

仁者爱人，义者循理。——《议兵》

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议兵》

凝士以礼，凝民以政。礼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谓大凝。——《议兵》

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天论》

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则天不能祸。——《天论》

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天论》

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也辍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行。——《天论》

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买与礼义。——《天论》

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天论》

主道明，则下安；主道幽，则下危。故下安，则贵上；下危，则贱上。——《正论》

下亲上，则上安；下畏上，则上危。故主道莫恶乎难知，莫危乎使下畏己。传曰：恶之者众则危。——《正论》

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正论》

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正论》

一物失称，乱之端也。夫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称功，罚不称罪，不详莫大焉。——《正论》

刑称罪责治，不称罪则乱。——《正论》

浅不足与测深，愚不足与谋知，坎井之蛙不可与语东海之乐。——《正论》

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礼论》

天下从之（礼）者治，不从之者乱；从之者暗，不从之者危；从之者存，不从之者亡。——《礼论》

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礼论》

君子耳不听淫声，目不视女色，口不出恶言。——《乐论》

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乐论》

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乐论》

凡人之患，蔽于义曲而暗于大理。——《解蔽》

知贤之谓明，辅贤之谓能。勉之强之，其福必长。——《乐论》

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性恶》

人无礼义则乱，不知礼义则悖。——《性恶》

不知其子视其友，不知其君视其左右。——《性恶》

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性恶》

君谨守之，下皆平正，国乃昌。--《成相》

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成相》

孝子所不从命有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从命乃衷；从命则亲辱，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孝子不从命乃敬。--《子道 》

《劝学》赏析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蓝而青於蓝；冰，水为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诗曰：“嗟尔君子，无恒安息。靖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长於无祸。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於物也。

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苇苕，风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木茎非能长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怠慢忘身，祸灾乃作。强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秽在身，怨之所构。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湿也。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是故质的张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树成荫而众鸟息焉，醯酸而蜹聚焉。故言有召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蹞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螾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蟮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々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

螣蛇无足而飞，梧鼠五技而穷。诗曰：“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故君子结於一也。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故声无小而不闻，行无隐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为善不积邪，安有不闻者乎？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故不问而告谓之傲，问一而告二谓之<口赞>。傲，非也；<口赞>，非也；

君子如向矣。学莫便乎近其人。《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於世矣。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

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若挈裘领，诎五指而顿之，顺者不可胜数也。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锥餐壶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礼，虽未明，法士也；不隆礼，虽察辩，散儒也。问楛者勿告也，告楛者勿问也，说楛者勿听也，有争气者勿与辩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后接之，非其道则避之。故礼恭而后可与言道之方，辞顺而后可与言道之理，色从而后可与言道之致。故未可与言而言谓之傲，可与言而不言谓之隐，不观气色而言谓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隐，不瞽，谨顺其身。诗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谓也。

百发失一，不足谓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谓善御；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学也者，固学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纣、盗跖也；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耳非是无欲闻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

《劝学》作为《荀子》的开篇之作，是一篇论述学习的重要意义，劝导人们以正确的目的、态度和方法去学习的散文。文章以朴素的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旁征博引，娓娓说理，反映了先秦儒家在教育方面的某些正确观点，也体现了作为先秦诸子思想集大成者的荀子文章的艺术风格。

《劝学》是一篇说理性很强的文字，驾驭不好，是很容易正襟危坐，流于枯燥和单调的。但这篇文章却形象清新、脍炙人口，千百年来为人们传诵不衰。原因何在？最重要的是在于，它把深奥的道理寓于大量浅显贴切的比喻之中，运用比喻时手法又极其灵活自然，生动鲜明而绝无枯燥的学究气。如文章开首，连用“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等四个比喻，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来阐述“学不可以已”的道理，堪称雄辩奇才，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收到了先声夺人的强烈效果。值得指出的是，文中所用的喻体几乎都 是常见的、易懂的，这些仿佛信手拈来的通俗明了的比喻，都会使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某些直观、浅近的形象事物，进而连类比物，启迪思考，接受作者所说的深刻道理。

从形式上看，《劝学》中的比喻灵巧多样、运用自如。阐述观点，论证道理，有的从正面设喻（“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有的从反面设喻（“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有的单独设喻，有的连续设喻；有的同类并列，有的正反对照；有的只设喻而把道理隐含其中，有的先设喻再引出要说的道理。总之，铺锦列绣，无所不用。所以文中用喻虽多，却无板滞生硬的感觉，相反，随着用比的连续转换和充分展开，形成整齐而又富于变化的句式，使文章显得错落有致，生气勃勃。

《劝学》在写作上的再一个特点是大量运用短句排比和正反对比。文章一开始就是一组排比：“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这样的排比句式在文中举不胜举，既富于论辩色彩，又富有文学韵味，甚或有一种音乐的节奏感流动在其中。同样，在对比手法的运用上，《劝学》也很有特色。如在说明学习要善于积累的道理时，作者先后以“骐骥”与“驽马”、“朽木”与“金石”作对比，说明“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充分显示出“不舍”对于学习的重大意义。在阐述学习要专心致志的道理时，作者又用“蚓”和“蟹”作对比，前者“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却能“上食埃土，下饮黄泉”，后者虽有“八跪而二螯”，却“非蛇蟮之穴无可寄托”。道理何在？就在于前者“用心一也”，后者“用心躁也”。鲜明的对比，强烈的反衬，增强了说理的分量。 

荀子的文章素有“诸子大成”的美称，铺陈扬厉，说理透辟；行文简洁，精练有味；警句迭出，耐人咀嚼。

荀子的文章，和其他先秦诸子的哲理散文一样，也是独具风格的。它既不像《老子》那样，用正反相成、矛盾统一的辩证法思想贯穿始终；也不像《墨子》那样，用严密、周详的形式逻辑进行推理；既不像《庄子》那样，海阔天空、神思飞越，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也不像《孟子》那样，语言犀利、气势磅礴，具有雄辩家的特点。他是在老老实实地讲述道理。他的文章朴实浑厚、详尽严谨，句式比较整齐，而且擅长用多样化的比喻阐明深刻道理。这一切构成了荀子文章的特色。有人曾将《荀子》一书概括为“学者之文”，这是十分恰当的评论。

由于具备以上一些风格特点，荀子的哲理散文，有它好读的一面；但是，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情况。

荀子的作品：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

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

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

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

出自《荀子·大略》

此书自来无解诂善本，唐大理评事杨倞所注已为最古，而亦颇有舛误，至晚清之时一代学术大家王先谦先生采集各家之说，发挥己见，编成《荀子集解》。此书为当今注解《荀子》的最好版本。但近代以来的《荀子》注本，基本上袭自王先谦先生的《荀子集解》（思贤讲舍光绪十七年[1891]初刊）。百十余年来，全面超越其校释成果的荀学著作尚未出现。

其中较有影响的是梁启雄的《荀子简释》 、章诗同的《荀子简注》 、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的《荀子新注》 、杨柳桥的《荀子诂译》 、张觉的《荀子译注》 、董治安和郑杰文的《荀子汇校汇注》 。其中以学术价值著名的当数梁启雄的《荀子简释》、张觉的《荀子译注》、董治安和郑杰文的《荀子汇校汇注》。

史籍记载

荀卿，是赵国人。五十岁的时候才到齐国来游说讲学。 邹衍的学说曲折夸大而多空洞的论辩；邹奭的文章完备周密但难以实行；淳于髡，若与他相处日久，时常学到一些精辟的言论。 所以齐国人称颂他们说：“高谈阔论的是邹衍，精雕细刻的是邹奭，智多善辩，议论不绝的是淳于髡。” 田骈等人都已在齐襄王时死去，此时荀卿是年最长，资历深的宗师。 当时齐国仍在补充列大夫的缺额，荀卿曾先后三次以宗师的身分担任稷下学士的祭酒。后来，齐国有人毁谤荀卿，荀卿就到了楚国，春申君让他担任兰陵令。 春申君死后，荀卿被罢官，便在兰陵安了家。李斯曾是他的学生，后来在秦朝任丞相。 荀卿憎恶乱世的黑暗政治，亡国昏乱的君主接连不断地出现，他们不通晓常理正道却被装神弄鬼的巫祝所迷惑，信奉求神赐福去灾，庸俗鄙陋的儒生拘泥于琐碎礼节，再加上庄周等人狡猾多辩，败坏风俗，于是推究儒家、墨家、道家活动的成功和失败，编次著述了几万字的文章便辞世了。死后就葬在兰陵。 

当时赵国也有个公孙龙，他曾以“离坚白”之说，同惠施的“合同异”之说展开论辩，此外还有剧子的著述；魏国曾有李悝，他提出了鼓励耕作以尽地力的主张；楚国曾有尸子、长卢，齐国东阿还有一位吁子。 自孟子到吁子，世上多流传着他们的著作，所以不详叙这些著作的内容了。 

墨翟，是宋国的大夫，擅长守卫和防御的战术，竭力提倡节省费用。有人说他与孔子同时，也有人说他在孔子之后。 

《风俗通义·穷通》记载：“齐威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孙卿有秀才，年十五始来游学。”在公元前286年，齐灭宋，《盐铁论·论儒》谈到齐闵王骄傲自大，“诸儒谏不从，各分散。”这时，荀卿向齐相进说：“处胜人之势，会胜人之道”，指出：当今巨楚在我前面牵系着，大燕在我后边威逼着，劲魏在我右边钩取着，……一国策谋，三国必然乘机进犯，这样，齐国必然导致四分五裂，国家将有灭亡的危险。（《荀子·强国》，下引本书，只注篇名）意见未被采纳，孙卿去楚国。在齐襄王在位时（公元前283年—前265年），荀子第二次回到齐国，“荀卿最为老师。”他三次被推为祭酒（年高望重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在范雎相秦期间（公元前266年—前255年），荀子到秦国见过秦昭王。昭王问：“儒无益于人之国？”荀子回答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儒效》）“应侯（范雎）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荀子回答说：“形胜”“百姓朴”、“百吏肃然”、士大夫“明通而公”，朝廷“听决百事不留”，“治之至”；然而“殆无儒”，是“秦之所短”。由于秦国实行法治，荀子以儒治国的思想就行不通了。

齐人有人谗言荀子，于是荀子离开了齐，来到楚国。公元前255年被任为兰陵县令。但有人认为荀子对楚国来讲是个危险。所以荀子又辞楚来到赵国，赵国拜其为上卿。后来楚国有人向楚相春申君进言请荀子回楚。于是春申君派人请回荀子，复任兰陵县令。公元前238年，春申君被李园杀害，荀子罢了官。不几年就去世了。

荀子的著作，在汉代流传的有三百多篇，经过刘向的编订，删去重复的，定著三十二篇。

荀子早年游学于齐，因学问博大，“最为老师”，曾三次担任当时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约公元前264年，应秦昭王聘，西游入秦，称秦国“百姓朴”、“百吏肃然”而近“治之至也”。后曾返回赵国，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前，以为“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 （《荀子·议兵》）。后来荀子受楚春申君之用，为兰陵县（今山东省苍山县兰陵镇）令。晚年从事教学和著述。

后世评论

唯物思想家

荀况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的学问渊博，在继承前期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各家的长处加以综合、改造，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传统。现存的《荀子

》三十二篇，大部分是荀子自己的著作，涉及到哲学、逻辑、政治、道德许多方面的内容。在自然观方面，他反对信仰天命鬼神，肯定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曾说“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是说，不应该由自然主宰人，而应该由人来主宰自然，同时也应顺应自然规律 ；在人性问题上，他提出“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性”和“伪”两部分，性（本性）是恶的动物本能，伪（人为）是善的礼乐教化，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在政治思想上，他坚持儒家的礼治原则，同时重视人的物质需求，主张发展经济和礼治法治相结合。在认识论上，他承认人的思维能反映现实。但有轻视感官作用的倾向。在有名的《劝学篇》中，他集中论述了他关于学习的见解。文中强调“学”的重要性，认为博学并时常检查、反省自己则能“知明而行无过”，同时指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学习态度应当精诚专一，坚持不懈。他非常重视教师在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国家要兴旺，就必须看重教师，同时对教师提出严格要求，认为教师如果不给学生做出榜样，学生是不能躬行实践的。他也提出了“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后来蒙恬、李斯、韩非等皆为荀子弟子。

文学兼教育家

荀子的文章论题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有很强的逻辑性。语言丰富多彩，善于比喻，排比偶句很多，有他特有的风格，素有“诸子大成”的美称。他的文章已有语录体发展成为标题论文，标志着我国古代说理文趋于成熟。对后世说理文章有一定影响。《荀子》中的五篇短赋，开创了以赋为名的文学体裁；他采用当时民歌形式写的《成相篇》，文字通俗易懂，运用说唱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学术思想，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荀况不愧为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教育家。此外，荀子还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儒学地位

荀子在儒学体系中的地位，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理解：

1.荀学具有学术批判精神，具备兼容并包的意识，体现了战国百家争鸣走向学术交融的历史趋势。无论从哪个角度考察，《荀子非十二子》的学术史、思想史价值应该给予发掘。

2.荀子对儒学经典的传授居功甚伟。汉代儒学，不仅“礼学”出自荀学，“诗经学”乃至于“春秋学”都与荀学有关。清儒汪中著《荀卿子通论》认为“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并对荀子的“传经”作了详细考证，为经学史研究的学者所基本同意。当代大儒徐复观也曾高度评价荀子在经学史上的地位。

3.荀子密切关注现实世界的变化，充满事功精神。荀子讲学于齐、仕宦于楚、议兵于赵、议政于燕、论风俗于秦，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不在孔孟之下。孔子不入秦，荀子却对秦政、秦俗多予褒奖，而同时批评其“无儒”。这说明他在坚持儒学的基本信念的前提之下，还在努力争取扩大儒家的政治空间。俯仰于政治与学术之间，荀子所体现的务实精神，应该是汉代儒宗董仲舒的取法对象。他们都为儒学适应时代环境、进而寻求新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籍贯考证

关于荀况的出生地，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

兰陵荀子墓园荀况是赵国人，这没有什么争议的。但是，战国末期，赵国的疆域纵横两千里，荀子的出生地到底在何处，却是直到今天仍然众说纷纭的话题。以致于荀子成为历史名人中极少见的只有“国籍”，没有“故籍”、“户籍”。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

山西新绛说

荀子祖籍古苟国。现今新绛县北之席村，原称荀城，即古荀国之都城。春秋时期荀国被晋国所灭。战国时期三家分晋之后，绛州一带本属魏国。但因秦、赵、魏之间的战争，国境线犬牙交错，时有变化。绛州一带曾属赵国。临近的稷山县廉城，相传即赵国大将廉颇屯兵之地。故司马迁在《史记》中为荀子与孟子合写列传时，称荀子为赵国人。新绛城内龙兴寺发现《荀子故里》石匾额一块。当地至今流传着关于荀子的传说。

山西安泽说

学者研究确认了随着历史的演变到战国末期，唯安泽县先称伊氏后称猗氏，属韩国上党郡管辖。《潞州志》、《山西历史地名录》均有铁定的记载。《史记》云：“秦政上党，韩不能救，其守冯亭以上党降赵”。因此荀子故里，只可能是弃韩归赵后的位于山西南部的安泽。

荀子名况，相传战国时期出生在绛州(荀城) 。

河北邯郸说

这种意见认为以上的两种意见都不可信。《史记》把荀子称“赵人”，而没有称“赵国人”。赵国在战国时期的疆域很大，包括河北、山西大部，还有内蒙、山东的一部分。司马迁是一位十分严谨的史学家，他既然不称荀子为“赵国人”，只称荀子为“赵人”，按照约定俗成的解释，“赵人”只可以解释为邯郸人。因为邯郸是赵国的首都，只有邯郸才可以称“赵”，其它的地方是不能够称“赵”。

荀子生地问题《史记》说的很明确，“荀卿，赵人也。”《史记》记载了很多将相和名人的出生地。有两种记载方法，一种是直接说他是哪国人，这某国之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某国的首都，比如说“孟轲，驺人也。”“驺”是驺国的国都，孟子是山东邹县人。等等。另一种是谈到这个国家的某某地。举例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

《史记》记载荀子说是“赵人”，“赵人”就是邯郸人。司马迁写《史记》时，原来意义上的赵国已不复存在，刘邦封自己与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为赵王，其封地就是邯郸。此时山西的安泽仍然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山西的安泽，本来属于韩国，后归赵国。司马迁是严谨的史学家，在《孟轲、荀卿列传》中称荀子为赵人就是说他是邯郸人，他不可能再去考察安泽、中牟到底属于哪个国家。

荀子故里应是战国时期的赵国，并在很大程度上应是首都邯郸。荀子的祖上可能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卿族荀氏，但荀氏封地于战国时期并不属赵，因而指今山西南部的临猗、新绛或安泽几个地方为荀子生地都是没有根据的。详情请参阅著名荀子研究专家刘志轩先生的《荀子籍贯考辨》。

后世纪念

荀子纪念馆

荀子纪念馆，是2014年根据文献记载复原的景观，位于中国河北省邯郸市一条历史文化街区串城街。建于2013年，2015年前完工。这个建筑是为了纪念邯郸荀子而建。

荀子墓园

荀子墓位于临沂市兰陵县兰陵镇东南一公里处，黄土堆积

荀子陵园现状的坟丘。东西长10米，南北宽8米，东西两端高7米，中间高3米，上面遍布刺槐，墓前有石碑两块：一是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立，碑额篆书为“补建荀子墓碑”，碑文及署名已不清；另一块是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山东巡抚周馥立的，上刻“楚兰陵令荀卿之墓”。1976年被列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现如今，当地政府投入巨资，墓地已建成为大型仿古式陵园。

荀子雕塑

如今在山西省临汾市安泽县修建有纪念一代儒学家荀子的荀子文

化园，山顶矗立着大儒的雕像，俯瞰着这片赋予了他生命的热土和汲取了甘甜乳汁的沁河。

荀子雕像底座8米，象征全县8万人民之深情，像高19.67米，寓县域面积1967平方公里之广义，托起荀子这位令故里人永世引以为骄的时代超人。园林专家提供的信息说，如此高大的花岗岩雕像当数全国之最 。

人物生平

家世出身

墨子墨子的先祖是殷商王室， 他是宋国君主宋襄公的

哥哥目夷的后代， 目夷生前是宋襄公的大司马，后来他的后代因故从贵族降为平民。后简略为墨姓。  

约在春秋末年周敬王四十年（约公元前480年，一说公元前476年） ，墨氏 喜添贵子，墨子应运而生。虽然其先祖是贵族，但墨子却是365备用台湾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 

早年经历

作为一个平民，墨子在少年时代做过牧童，学过木工。据说他制作守城器械的本领比公输班还要高明。他自称是“鄙人”，被人称为“布衣之士”。作为没落的贵族后裔，他自然也受到必不可少的文化教育，《史记》记载墨子曾做过宋国大夫。墨子是一个有相当文化知识，又比较接近工农小生产者的士人。自诩说“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一个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在他的家乡，滔滔的黄河奔流东去，墨子决心出去拜访天下名师，学习治国之道，恢复自己先祖曾经有过的荣光。 

师从儒者

墨子穿着草鞋，步行天下， 开始在各地游学。墨子曾从

师于儒者，学习孔子的儒学， 称道尧舜大禹，学习《诗》、《书》、《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墨子批评儒者对待天帝、鬼神和命运的不正确态度，以及厚葬久丧和奢靡礼乐，认为儒家所讲的都是些华而不实的废话，“故背周道而行夏政”。从墨子对儒家的攻讦中可以看出，两者在爱的问题上似乎没有什么扞格。而且墨子构建兼爱体系使用的术语或概念，基本上是儒者惯用的词汇，如孝、慈、仁、义等，表明墨子基本上认同、认可儒家的价值理念，只是在具体走向上以不同的诠释构建起自己的理论体系。 

创立墨学

墨子最终舍掉了儒学，另立新说，在各地聚众讲学，以激烈的言辞抨击儒家和各诸侯国的暴政。大批的手工业者和下层士人开始追随墨子，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墨家学派，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墨家是一个宣扬仁政的学派。在代表新型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时期和儒家相对立的最大的一个学派，并列为“显学”。在当时的百家争鸣中，有“非儒即墨”之称。 

广收门徒

墨子一生的活动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广收弟子，积极宣传自己的学说；二是不遗余力的反对兼并战争。 为宣传自己的主张，墨子广收门徒，一般的亲信弟子达到数百人之多，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

周游列国

墨子在宋昭公时曾做过宋国大夫。但以后地位下降，接近劳动者。墨子

的行迹很广，东到齐，北到郑、卫，并打算到越国，但终未成行。 墨子曾阻止鲁阳文君攻打郑国，说服鲁班而止楚攻宋。墨子多次访问楚国，献书给楚惠王。楚惠王打算以书社封墨子，但墨子最终没有接受。后来他又拒绝了楚王赐给他的封地，离开了楚国。越王邀请墨子作官，并许给他以五百里的封地。墨子以“听我的劝告，按我讲的道理办事”作为前往条件，而不计较封地与爵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思想主张，遭到越王拒绝。墨子晚年来到齐国，企图劝止项子牛讨伐鲁国，但没有成功。 

十大主张

在《墨子·鲁问》中，墨翟提出了墨家的十大主张。即“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尊天”、“事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他认为，要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十大主张中最适合的方案。如“国家昏乱”，就选用“尚贤”、“尚同”；国家贫弱，就选用“节用”“节葬”；等等。 

墨家团体

墨家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纪律的团体，穿短衣草鞋，参加劳动，以吃苦

为高尚。如果谁违背了这些原则，轻则开除，重则处死。墨家的最高领袖称为“矩子”（巨子），墨家的成员都称为“墨者”，代代下传，所有墨者都服从巨子的指挥必须服从“巨子”的指导，甚至可以“赴汤蹈火，死不旋踵”。 

第一任矩子是墨子，后来的“矩子”有孟胜、田襄子、腹等。由“矩子”执行“墨子之法”。墨者“矩子”腹住在秦国，他的儿子杀人，本应依法处死。但秦惠王认为腹年老，只有一个儿子，就命令不杀。腹却说，墨者之法规定：“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这是禁止杀人伤人的必要措施，它符合“天下之大义”，还是坚持把自己的儿子杀了。这个故事生动的反映了墨家纪律的严明。

正因为如此，墨者很能战斗。但是，墨家是一个具有宗教性的集团，往往容易被人利用。据《史记》记载，在楚国旧贵族阳城君等杀害从事变法改革的吴起时，墨者“矩子”孟胜就站在阳城君一边。后来阳城君畏罪逃走，楚国要收回其封国。孟胜为阳城君守封国，忠于阳城君。他传“矩子”于田襄子，自己为阳城君死难，许多弟子也从其死。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墨者有"侠客"的精神。正如《史记·游侠列传》所说的游侠那样，可能行为并不符合正义，但是说话算话，讲信用，答应人家要办的事就必须办到。而且行动果断，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去解救别人的危难。

墨家三分

在墨子晚年，儒墨齐名。墨子死后，墨家弟子仍“充满天下

”、“不可胜数”，故战国时期虽有诸子百家，但“儒墨显学”则是百家之首。墨子死后，墨家分裂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三个学派。 《庄子·天下》所说的相里勤的弟子、邓陵子的弟子苦获、己齿，即这三派中的两派。他们都传习《墨子》，但有所不同，互相都攻击对方是“别墨”。在今存的《墨子》中，每篇都有上、中、下三篇，大约就是墨家分裂为三派的证据。据郭沫若研究，墨者集团到秦惠王时，有集中于秦的趋势。因此，从第四代“矩子”时起，墨学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秦国。

此后还有记载，东方的墨者谢子，不远千里入秦而见秦惠王。这时墨学还是兴盛的。但是到汉代，墨家已经消亡。为什么墨家消亡如此之快呢？关于这个问题，答案分歧很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墨家内部来分析其原因，在方法论上是可取的。墨家与儒、法、道等家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由墨者组成的带有宗教色彩的集团，有严格的纪律，能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这些，作为一般人是难以办到的。禽滑厘是春秋时期人，传说是墨子的首席弟子，他的字为慎子。禽滑釐曾是儒门弟子，学于子夏，自转投墨子后，便一直潜心墨学。

主要思想

学术思想

① 兼爱非攻

他的“非命”、“兼爱”之论，和儒家“天命”、“爱有等差”相对立。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要求“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其中不少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所谓兼爱，包含平等与博爱的意思。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他反对战争，要求和平。 

② 天志明鬼

所谓天志就是天有意志，天爱民，君主若违天意就要受天之罚，反之，则会得天之赏。 

③ 尚同尚贤

尚同是要求百姓与天子皆上同于天志，上下一心，实行义政。尚贤则包括选举贤者为官吏，选举贤者为天子国君。墨子认为，国君必须选举国中贤者，而百姓理应在公共行政上对国君有所服从。墨子要求上面了解下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赏善罚暴。墨子要求君上能尚贤使能，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主张。 

④ 节用节葬

节用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认为久丧厚葬无益于社会。认为君主、贵族都应象古代三代圣王一样，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墨子要求墨者在这方面也能身体力行。 

⑤ 非乐

墨子极其反对音乐，甚至有一次出行时，听说车是在向朝歌方向走，立马掉头。他认为音乐虽然动听，但是会影响农民耕种，妇女纺织，大臣处理政务，上不合圣王行事的原则，下不合人民的利益，所以反对音乐。 

⑥ 非命

墨子一方面肯定天有意志，能赏善罚恶，借助外在的人格神服务于他的“兼爱”，另一方面又否定儒家提倡的天命，主张“非命”。认为认得寿夭，贫富和天下的安危，治乱都不是由“命”决定的，只要通过人的积极努力，就可以达到富，贵，安，治的目标。墨子反对儒家所说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认为这种说法“繁饰有命以叫众愚朴之人”墨子看到这种思想对人的创造力的消磨与损伤，所以提出非命。 

在墨家整个思想体系中，军事思想占有重要位置。《墨子》军事思想是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卫学说，其主要内容有二：一是非攻，反对攻伐掠夺的不义之战；二是救守，支持防守诛讨的正义之战。

政治思想

墨子在政治上提出了 “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兼以易别”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非攻”是其具体行动纲领。他认为只要大家“兼相爱，交相利”,社会上就没有强凌弱、贵傲贱、智诈愚和各国之间互相攻伐的现象了。他对统 治者发动 战争带来的祸害以及平常礼俗上的奢侈逸乐，都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在用人原则上，墨子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还主张从天子、诸侯国君到各级正长，都要“选择天下之贤可者 ”来充当； 而人民与天子国君，则都要服从天志 ,发扬兼爱，实行义政，否则，就是非法的，这就是“ 一同天下之义”。 

军事思想

非攻：反对攻伐掠夺的不义之战

墨子认为，当时进行的战争均属掠夺性非正义战争，在《非攻》

诸篇中，反复申诉非攻之大义，认为战争是凶事。他说，古者万国，绝大多数在攻战中消亡殆尽，只有极少数国家幸存。这就好比医生医了上万人，仅仅有几人痊愈，这个医生不配称之为良医一亲友，战争同样不是治病良方。历史上好战而亡的统治者不可胜数。这无异于给那些企图通过攻战来开疆拓土吞并天下的人以当头棒喝。所以墨子主张，以德义服天下，以兼爱来消弭祸乱。在墨子眼里，兼爱可以止攻，可以去乱。兼爱是非攻的伦理道德基础，非攻是兼爱的必然结果。 

墨子主张非攻，是特指反对当时的“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的掠夺性战争。墨子以是否兼爱为准绳，把战争严格区分为“诛”（诛无道）和“攻”（攻无罪），即正义与非正义两类。“兼爱天下之百姓”的战争，如禹攻三苗、商汤伐桀、武王伐纣，是上中（符合）天之利、中中鬼之利、下中人之利的，因而有天命指示，有鬼神的帮助，是正义战争。反之，大攻下，强凌弱，众暴寡，“兼恶天下之百姓”的战争。是非正义的。 

墨子还坚决无情地揭发当时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沉重无尽的灾难：

①贻误农时，破坏生产。农业是斩断了老百姓的衣食之源。 

②抢劫财富，不劳而获。窃入桃李，抢人犬豕鸡豚、牛马，杀人越货者，“谓之不义”，攻小国，“入其沟境，刈其庄稼，斩其树木”，同样是“不与其劳就其实，以非其所有而取”的不义行为。 

③残害无辜，掠民为奴。墨子指出，大国君主命令军队攻小国，“民之格者，则迳杀之。不格者，则系操而归。丈夫以为仆圉胥靡，妇人以为舂酋。” 

救守：支持防守诛讨的正义之战

墨子“惟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从“非攻”出发，《墨子》论述了作为弱小国家如何积极防御的问题。墨子深知，光讲道理，大国君主是不会放弃战争的，因而主张“深谋备御”，以积极防御制止以大攻小的侵略战争。这些研究防御作战的论述，集中在《备城门》以下十一篇，形成了一个以城池防守为核心的防御理论体系，概言之，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倡导积极准备，力争做到有备无患。“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廓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必无备虑，不可以应卒。”只有在战前进行后勤、城防、军备、外交、内政等物质和精神上诸方面的充分准备，才能造成守城防御战斗中的有利条件和主动地位，赢得防御作战胜利。 

二是“守城者以亟敌为上”的积极防御指导思想。墨子认为在守城防御中，应守中有攻，积极歼敌。“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是下策。“亟伤敌”的具体措施是：利用地形、依托城池，正确布置兵力；以国都为中心，形成边城、县邑、国都的多层次纵深防御，层层阻击，消耗敌人；顽强坚守与适时出击结合。 

三是在防御作战具体战法方面，提出了一整套防御作战战术原则。《备城门》等篇，墨子通过禽滑厘的询问，对十二种攻城方法一一对以有效防御。如高临法、水攻法、穴攻法等，是当时颇为先进的攻城术，墨子对以别具匠心的应对措施，并详细解说守城器械的制作方法、使用技巧等。 

墨子防御理论在中国兵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世有关防御原则和战术的记述，多祖述《墨子》，以至于一切牢固的防御也被笼统称为“墨守”。如果说范蠡是从战略高度提出了朴素的积极防御理论，墨子则更多从作战角度探讨防御，形成了较完备的防御作战理论体系，而这一体系恰好与孙子以进攻为主的作战理论形成互补关系，对传统兵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哲学思想

① 认识论

墨子的哲学建树，以认识论和逻辑学最为突出，其贡献是先秦其他诸子所无法比拟的。 

墨子哲学思想的主要贡献是在认识论方面。他以 “ 耳目之

实 ”的直接感觉经验为认识的唯一来源，他认为，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为依据。墨子从这一朴素唯物主义经验论出发，提出了检验认识真伪的标准，即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 ，“废（发）以为刑政 ，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把“事” 、“实”、“利”综合起来，以间接经验、直接经验和社会效果为准绳，努力排除个人的主观成见。在名实关系上，他提出“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命题，主张以实正名，名副其实。墨子强调感觉经验的真实性的认识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曾以有人“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结论。但墨子并没有忽视理性认识的作用。

墨子认为，人的知识来源可分为三个方面，即闻知、说知和亲知。他把闻知又分为传闻和亲闻二种，但不管是传闻或亲闻，在墨子看来都不应当是简单地接受，而必须消化并融会贯通，使之成为自己的知识。因此，他强调要“循所闻而得其义“，即在听闻、承受之后，加以思索、考察，以别人的知识作为基础，进而继承和发扬。 

墨子所说的“说知”，包含有推论、考察的意思，指由推论而得到的知识。他特别强调“闻所不知若已知，则两知之”，即由已知的知识去推知未知的知识。如已知火是热的，推知所有的火都是热的；圆可用圆规画出，推知所有的圆都可用圆规度量。由此可见，墨子的闻知和说知不是消极简单地承受，而是蕴涵着积极的进取精神。 

除闻知和说知外，墨子非常重视亲知，这也是墨子与先秦其他诸子的一个重大不同之处。墨子所说的亲知，乃是自身亲历所得到的知识。他把亲知的过程分为“虑”、“接”、“明”三个步骤。“虑”是人的认识能力求知的状态，即生心动念之始，以心趣境，有所求索。但仅仅思虑却未必能得到知识，譬如张眼睨视外物，未必能认识到外物的真象。因而要“接”知，让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去与外物相接触，以感知外物的外部性质和形状。而“接”知得到的仍然是很不完全的知识，它所得到的只能是事物的表观知识，且有些事物，如时间，是感官所不能感受到的。因此，人由感官得到的知识还是初步的，不完全的，还必须把得到的知识加以综合、整理、分析和推论，方能达到“明”知的境界。总之，墨子把知识来源的三个方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认识论领域中独树一帜。 

② 逻辑学

墨子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体系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墨辩和因明学、古希腊逻辑学并称世界三大逻辑学。他比

较自觉地、大量地运用了逻辑推论的方法，以建立或论证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他还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并要求将辩作为一种专门知识来学习。墨子的“辩”虽然统指辩论技术，但却是建立在知类（事物之类）明故（根据、理由）基础上的，因而属于逻辑类推或论证的范畴。墨子所说的“三表”既是言谈的思想标准，也包含有推理论证的因素。墨子还善于运用类推的方法揭露论敌的自相矛盾。由于墨子的倡导和启蒙，墨家养成了重逻辑的传统，并由后期墨家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体系。 

由这一思维法则出发，墨子进而建立了一系列的思维方法。他把思维的基该方法概括为“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小取”）。也就是说，思维的目的是要探求客观事物间的必然联系，以及探求反映这种必然联系的形式，并用“名”（概念）、“辞”（判断）、“说”（推理）表达出来。“以类取，以类予”，相当于现代逻辑学的类比，是一种重要的推理方法。此外，墨子还总结出了假言、直言、选言、演绎、归纳等多种推理方法，从而使墨子的辩学形成为一个有条不紊、系统分明的体系，在古代世界中别树一帜，与古代希腊的逻辑学、古代印度的因明学并立。 

科学思想

① 提出宇宙论

墨子认为，宇宙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个体或局部都是由这个统一的整

体分出来的，都是这个统一整体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也就是整体包含着个体，整体又是由个体所构成，整体与个体之间有着必然的有机联系。从这一连续的宇宙观出发，墨子进而建立了关于时空的理论。他把时间定名为“久”，把空间定名为“宇”，并给出了“久”和“宇”的定义，即“久”为包括古今旦暮的一切时间，“宇”为包括东西中南北的一切空间，时间和空间都是连续不间断的。 

在给出了时空的定义之后，墨子又进一步论述了时空有限还是无限的问题。他认为，时空既是有穷的，又是无穷的。对于整体来说，时空是无穷的，而对于部分来说，时空则是有穷的。他还指出，连续的时空是由时空元所组成。他把时空元定义为“始”和“端”，“始”是时间中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单位，“端”是空间中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单位。这样就形成了时空是连续无穷的，这连续无穷的时空又是由最小的单元所构成，在无穷中包含着有穷，在连续中包含着不连续的时空理论。 

在时空理论的基础上，墨子建立了自己的运动论。他把时间、空间和物体运动统一起来，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在连续的统一的宇宙中，物体的运动表现为在时间中的先后差异和在空间中的位置迁移。没有时间先后和位置远近的变化，也就无所谓运动，离开时空的单纯运动是不存在的。 

对于物质的本原和属性问题，墨子也有精辟的阐述。在先秦诸子中，老子最早提出了物质的本原是“有生于无”（《老子》第1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40章）。墨子则首先起来反对老子的这一思想，提出了万物始于“有”的主张。他指出，“无”有二种，一种是过去有过而如今没有了，如某种灭绝的飞禽，这不能因其已不存在而否定其曾为“有”；一种是过去就从来没有过的事物，如天塌陷的事，这是本来就不存在的“无”。本来就不存在的“无”不会生“有”，本来存在后来不存在的更不是“有”生于“无”。 

由此可见，“有”是客观存在的。接着，墨子进而阐发了关于物质属性的问题。他认为，如果没有石头，就不会知道石头的坚硬和颜色，没有日和火，就不会知道热。也就是说，属性不会离开物质客体而存在，属性是物质客体的客观反映。人之所以能够感知物质的属性，是由于有物质客体的客观存在。 

② 数学论述

墨子是365备用台湾上第一个从理性高度对待数学问题的科学家，

他给出了一系列数学概念的命题和定义，这些命题和定义都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严密性。 

墨子所给出的数学概念主要有：

关于“倍”的定义。墨子说：“倍，为二也。”（《墨经上》）亦即原数加一次，或原数乘以二称为“倍”。如二尺为一尺的“倍”。关于“平”的定义。墨子说：“平，同高也。”（《墨经上》）也就是同样的高度称为“平”。这与欧几里得几何学定理“平行线间的公垂线相等”意思相同。 

关于“同长”的定义。墨子说：“同长，以正相尽也。”（《墨经上》）也就是说两个物体的长度相互比较，正好一一对应，完全相等，称为“同长”。 

关于“中”的定义。墨子说：“中，同长也。”（《墨经上》）这里的“中”指物体的对称中心，也就是物体的中心为与物体表面距离都相等的点。 

关于“圜”的定义。墨子说：“圜，一中同长也。”（《墨经上》）这里的“圜”即为圆，墨子指出圆可用圆规画出，也可用圆规进行检验。圆规在墨子之前早已得到广泛地应用，但给予圆以精确的定义，则是墨子的贡献。墨子关于圆的定义与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圆的定义完全一致。 

关于正方形的定义。墨子说，四个角都为直角，四条边长度相等的四边形即为正方形，正方形可用直角曲尺“矩”来画图和检验。 

这与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正方形定义也是一致的。 

关于直线的定义。墨子说，三点共线即为直线。三点共线为直线的定义，在后世测量物体的高度和距离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晋代数学家刘徽在测量学专著《海岛算经》中，就是应用三点共线来测高和测远的。汉以后弩机上的瞄准器“望山”也是据此发明的。 

此外，墨子还对十进位值制进行了论述。中国早在商代就已经比较普遍地应用了十进制记数法，墨子则是对位值制概念进行总结和阐述的第一个科学家。他明确指出，在不同位数上的数码，其数值不同。例如，在相同的数位上，一小于五，而在不同的数位上，一可多于五。这是因为在同一数位上（个位、十位、百位、千位……），五包含了一，而当一处于较高的数位上时，则反过来一包含了五．十进制的发明，是中国对于世界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正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数学卷中所说：“商代的数字系统是比古巴比伦和古埃及同一时代的字体更为先进、更为科学的”，“如果没有这种十进位制，就几乎不可能出现我们现在这个统一化的世界了”。 

③ 物理学研究

墨子关于物理学的研究涉及到力学、光学、声学等分支，给出了不少物理学概

念的定义，并有不少重大的发现，总结出了一些重要的物理学定理。 

首先，墨子给出了力的定义，说：“力，刑（形）之所以奋也。”（《墨经上》）也就是说，力是使物体运动的原因，即使物体运动的作用叫做力。对此，他举例予以说明，说好比把重物由下向上举，就是由于有力的作用方能做到。同时，墨子指出物体在受力之时，也产生了反作用力。例如，两质量相当的物体碰撞后，两物体就会朝相反的方向运动。如果两物体的质量相差甚大，碰撞后质量大的物体虽不会动，但反作用力还是存在。 

接着，墨子又给出了“动”与“止”的定义。他认为“动”是由于力推送的缘故，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止，以久也，无久之不止，当牛非马也。”的观点，意思是物体运动的停止来自于阻力阻抗的作用，如果没有阻力的话，物体会永远运动下去。这样的观点，被认为是牛顿惯性定律的先驱，比同时代全世界的思想超出了1000多年，也是物理学诞生和发展的标志（亚理士多德认为力是使物体运动的原因，没有力物体就不会运动，而停止是物体的本性，这样的观点是符合常人观测的结果的，却是肤浅和错误的）。 

关于杠杆定理，墨子也作出了精辟的表述。他指出，称重物时秤杆之所以

会平衡，原因是“本”短“标”长。用现代的科学语言来说，“本”即为阻力臂，“标”即为动力臂，写成力学公式就是动力×动力臂（“标”）=阻力×阻力臂（“本”）。此外，墨子还对杠杆，斜面、重心、滚动摩擦等力学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这里就不一一赘述。在光学史上，墨子是第一个进行光学实验，并对几何光学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家。如果说墨子奠定了几何光学的基础，也不为过分，至少在中国是这样。正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物理卷中所说，墨子关于光学的研究，“比我们所知的希腊的为早”，“印度亦不能比拟”。 

墨子首先探讨了光与影的关系，他细致地观察了运动物体影像的变化规律，提出了“景不徙”的命题。也就是说，运动着的物体从表观看它的影也是随着物体在运动着，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因为当运动着的物体位置移动后，它前一瞬间所形成的影像已经消失，其位移后所形成的影像已是新形成的，而不是原有的影像运动到新的位置。如果原有的影像不消失，那它就会永远存在于原有的位置，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所看到的影像的运动，只是新旧影像随着物体运动而连续不间断地生灭交替所形成的，并不是影像自身在运动。墨子的这一命题，后来为名家所继承，并由此提出了“飞鸟之影未尝动”的命题。 

随之，墨子又探讨了物体的本影和副影的问题。他指出，光源如果不是

点光源，由于从各点发射的光线产生重复照射，物体就会产生本影和副影；如果光源是点光源，则只有本影出现。

接着，墨子又进行了小孔成像的实验。他明确指出，光是直线传播的，物体通过小孔所形成的像是倒像。这是因为光线经过物体再穿过小孔时，由于光的直线传播，物体上方成像于下，物体下部成像于上，故所成的像为倒像。他还探讨了影像的大小与物体的斜正、光源的远近的关系，指出物斜或光源远则影长细，物正或光源近则影短粗，如果是反射光，则影形成于物与光源之间。 

特别可贵的是，墨子对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等进行了相当系统的研究，得出了几何光学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他指出，平面镜所形成的是大小相同、远近对称的像，但却左右倒换。如果是二个或多个平面镜相向而照射，则会出现重复反射，形成无数的像。凹面镜的成像是在“中”之内形成正像，距“中”远所成像大，距“中”近所成的像小，在“中”处则像与物一样大；在“中”之外，则形成的是倒像，近“中”像大，远“中”像小。凸面镜则只形成正像，近镜像大，远镜像小。这里的“中”为球面镜之球心，墨子虽尚未能区分球心与焦点的差别，把球心与焦点混淆在一起，但其结论与近现代球面镜成像原理还是基本相符的。 

墨子还对声音的传播进行过研究，发现井和罂有放大声音的作用，并加以巧妙地利用。他曾教导学生说，在守城时，为了预防敌人挖地道攻城，每隔三十尺挖一井，置大罂于井中，罂口绷上薄牛皮，让听力好的人伏在罂上进行侦听，以监知敌方是否在挖地道，地道挖于何方，而作好御敌的准备（原文是：令陶者为罂，容四十斗以上，……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罂而听之，审知穴之所在，凿内迎之）。尽管当时墨子还不可能明白声音共振的机理，但这个防敌方法却蕴含有丰富的科学内涵。 

④ 机械制造方面

墨子精通手工技艺，可与当时的巧匠公输班相比。墨子擅长防守城池，在

止楚攻宋时与公输般进行的攻防演练中，已充分地体现了他在这方面的才能和造诣。他曾花费了3年的时间，精心研制出一种能够飞行的木鸟（风筝、纸鸢），成为我国古代风筝的创始人。他又是一个制造车辆的能手，可以在不到一日的时间内造出载重30石的车子。他所造的车子运行迅速又省力，且经久耐用，为当时的人们所赞赏。 

值得指出的是，墨子几乎谙熟了当时各种兵器、机械和工程建筑的制造技术，并有不少创造。在《墨子》一书中的“备城门”、“备水”、“备穴”、“备蛾“、“迎敌祠”、“杂守”等篇中，他详细地介绍和阐述了城门的悬门结构，城门和城内外各种防御设施的构造，弩、桔槔和各种攻守器械的制造工艺，以及水道和地道的构筑技术。他所论及的这些器械和设施，对后世的军事活动有着很大的影响。 

教育思想

墨子的教育思想是“艰苦实践、服从纪律”，并且提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教育目的。 

主要作品

《墨子》这本书是墨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墨子言

行的记录。 

《墨子》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6篇，一般称作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反映了后期墨家的思想。在逻辑史上被称为后期墨家逻辑或墨辩逻辑（古代世界三大逻辑体系之一，另两个为古希腊的逻辑体系和佛教中的因明学）；其中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特别是天文学、几何光学和静力学。 

《墨子》内容广博，包括了政治、军事、哲学、伦理、逻辑、科技等方面，是研究墨子及其后学的重要史料。西晋鲁胜、乐壹都为《墨子》一书作过注释，可惜已经散失。如今的通行本有孙诒让的《墨子闲诂》，以及《诸子集成》所收录的版本。 

相传墨子收藏图书甚多，有简策达三车之多。《墨子》中记载称其“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据《墨子·贵义》载：“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墨子曾自称“吾见百国《春秋》”。他说：“先王之书，予以见之”。《墨子·明鬼》篇记其：“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齐之《春秋》”，说明墨子非常熟悉前代典籍，并有自己的著述多篇。清末学者梁启超在研究私人藏书的起源时说：“苏秦发书，陈箧数十；墨子南游，载书甚多。可见书籍已经流行，私人藏储，颇便且当。”墨家在六朝以后逐渐流失，正统十年（1445年），张宇初奉敕，将《墨子》刻入《道藏》。现代所传的《墨子》只剩下五十三篇，这些篇幅是因为被道家著作《道藏》所收录，才得以留传下来。汪中将墨子书分为内外二篇，著有《墨子表征》一卷。现存《墨子》53篇，记载了墨子及其后学的言行。

自秦以后，墨子及其弟子的言论，散见于各种典籍之中，如见于《新序》、《尸子》、《晏子春秋》、《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列子》、《战国策》、《诸宫旧事》、《神仙传》等等。西汉刘向的《汉书·艺文志》将散见各篇著录成《墨子》共七十一篇。经历代亡佚，到宋时，只存六十篇，如今只存五十三篇，已亡佚十八篇。其中已亡佚的有：《节用》下篇，《节葬》上、中篇，《明鬼》上中篇，《非乐》中、下篇，《非儒》上篇，除此八篇外，另十篇连篇目皆亡佚，在这十篇中，只有《诗正义》曾提到过《备卫》此篇目，其余无可考。 

《墨子》一书，既非一人所作，又非一时所成。一般认为《墨子》是由墨子自著及其门徒记述墨子言论的书篇而写定的一家之言。 

■按照梁启超的分类，《墨子》一书内容可以分为五大类。 

◎ 第一类

这一类杂有名家之言，混有杂家之说。比如《亲士》篇中的“铦者

必先挫，错者必先靡”、“甘井先竭，招木先伐”、“太盛难守”等，皆出于道家之语。“修身”一词，为儒家之言。《所染》中的“染苍则苍，染黄则黄”疑是出于名家之性说。“法仪”一词，疑是法家之言，纯出伪托，而后四篇是墨家记墨学的概要，有可能是墨学的提纲挈领。 

◎ 第二类

这一类是代表墨家的主要政治思想。除了《非攻》上篇、《非儒》下篇之外、各篇皆有“子墨子曰”四字，认为是墨子门弟所记的墨子之言。 

◎ 第三类

这一类被治墨者称为墨辩，亦称为墨经。此六篇难通难译，古字词较多，辩理深奥，加上杂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理论，光学力学和数学等自然科学理论、社会科学、伦理学、逻辑学等等，实在难以理解。这一类是《墨子》的精华部分。梁启超认为这六篇是墨翟自著。而孙诒让则认为是后墨学者所著。孙诒让所据的理由之一是：公孙龙与墨子时代不同，而且公孙龙在墨子之后，因此不可能有坚白石之论。 

◎ 第四类

这五篇是墨子弟子记载墨子的言论行事。亦算是对墨子的生平的记录，体裁接近《论语》。 

◎ 第五类

这一类可以说是墨家兵法。墨子提倡非攻，以守御为主，十一篇皆以守备之法为主题。墨家兵法是墨学之弟子精研而成。此十一篇古字词颇多，古代兵法阵法用词不少，很少通译。 

此书文风朴实无华，但部分内容诘屈聱牙，以致两千来年，很少有人问津。直到近代，才有学者认真解读这本古书，才发现早在二千多年前墨家便已有对光学（光沿直线前进，并讨论了平面镜、凹面镜、球面镜成像的一些情况，尤以说明光线通过针孔能形成倒像的理论为著）、数学（已科学地论述了圆的定义）、力学（提出了力和重量的关系）等自然科学的探讨，可惜的是，这一科学传统也因此书在古代未得到重视而没能结出硕果。但这一发现，震动了当今学术界，使近代人对墨家乃至诸子百家更为刮目相看。 

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这样一个时代里，墨子能够脱颖而出，就是他实力的最佳证明。 

轶事典故

墨子泣丝

墨子见人染丝，感叹道：“用青色染丝就变成青色，用黄色染丝就变成黄色。染料变了，丝色也随之而变；放入五种染料，丝就呈现五种颜色。所以对于染丝不可不慎重啊！”不仅染丝如此，治国处世也如同染丝一样。人性如丝，必择所染。 

墨子救宋

“墨子救宋”讲的是鲁国工匠公输般为楚王

造了“云梯”，楚王决定凭此新式武器去侵略宋国。墨子听说后，长途跋涉到楚国找到公输班，劝阻楚王伐宋，使楚王打消了攻宋的念头。

快马寓人

墨子学生耕柱子，聪颖过人，但不知发奋努力，墨子总是责备他。耕柱子说：“先生，我真的没有什么比别人强的地方吗？”墨子说：“我将要上太行山，乘坐快马和牛，你打算鞭策哪一个呢？”耕柱子很自信地说：“我要鞭策快马。”墨子追问：“你为什么要鞭策快马？”耕柱子说：“快马值得鞭策。因为它感觉灵敏，鞭打它可以使它跑得更快！”墨子的用意是启发耕柱子，让他努力求学，奋发上进，现已水到渠成，就对耕柱子说：“我也认为你是值得鞭策的！你应该象快马一样力求上进啊！”以后耕柱子发奋读书，力求上进，再也不用老师整日督促了。 

墨子收徒

鲁国有个人，让儿子跟墨子学本事，不承想儿子却死在战场上。做父亲的自然要责怪墨子，墨子却说，你让自己的儿子来学本领，本领学会了，打仗打死了，父亲却怒气冲冲，这就好比准备卖粮，粮食卖完了，你却生气了，岂不荒唐！ 

墨守成规

战国时期，有一回，楚国要攻打宋国，鲁班为楚国特地设计制造了一种云梯，准备攻城之用。那时墨子正在齐国，得到这个消息，急忙赶到楚国去劝阻，一直走了十天十夜，到了楚国的郢都立刻找到鲁班一同去见楚王。墨子竭力说服楚王和鲁班别攻宋国。

楚王终于同意了，但是他们都舍不得放弃新造起来的攻城器械，想在实战中试试它的威力。墨子解下衣带，围作城墙，用木片作为武器，让鲁班同他分别代表攻守两方进行表演。鲁班多次使用不同方法攻城，多次都被墨子挡住了。鲁班攻城的器械已经使尽，而墨子守城计策还绰绰有余。

鲁班不肯认输，说自己有办法对付墨子，但是不说。墨子说知道鲁班要怎样对付自己，但是自己也不说。楚王听不懂，问是什么意思。墨子说公输子是想杀害自己。以为杀了自己，就没有人帮宋国守城了。鲁班哪里知道墨子的门徒约有三百人早已守在那里等着楚国去进攻。楚王眼看没有把握取胜，便决定不攻打宋国了。 

人物评价

墨子是位思想巨子，因为他自立门户，创立了墨家学说；他也是位大爱无

言的圣贤，因为他是整个中国两千年文明历史上，第一位站在最底层劳动者和社会弱者的立场上说话的人；他在365备用台湾上不可或缺，因为他与众多的圣贤一道，展开思想的砥砺和交锋，共同创造出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他还是位科学家，是365备用台湾上第一位在力的作用、杠杆原理、光线直射、光影关系、小孔成像、点线面体圆概念等众多领域都有精深造诣的人。 后人尊称墨子为“科圣”。

墨子对自己的评价：“此仁也，义也”，谓之“天德”，谓之“天志”，谓之“圣王之道”。

墨子学说在春秋战国之间曾经产生了广泛影响，一度与儒家学说并驾齐驱。但在儒者看来，墨家学说却是邪说流布。《荀子·成相》曰：“礼乐灭息，圣人隐伏，墨术行。”不过诸子对墨家的批评却不是针对墨子的尊天、明鬼。有论者据此认为，尊天、明鬼只是墨子及墨家学派的宣传其思想形式，这说明天志、明鬼不是墨子的真实思想，更不是墨子思想的主流。 

班固《答宾戏》中说：“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说墨子像孔子一样为天下事而终日奔劳，连将席子坐暖和将炉灶的烟囱染黑的功夫都没有。他“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长期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他的政治主张。 

当代著名学者杨向奎先生说：“墨子在自然学上的成就，决不低于古希腊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甚至高于他们。他个人的成就，就等于整个希腊。”

毛泽东主席曾高度评价墨子是古代辩证唯物主义大家。

里籍之辩

宋国说（今河南商丘）

墨子是宋国贵族目夷之后，目夷是

宋国君主宋襄公的哥哥。  

早在西汉时期就有墨子为宋国人的记载，《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据此有众多学者称其为宋人，此说一直流行至今。众所周知，《史记》的史料价值是很高的。在这里，司马迁尽管没有言明墨子的出生地，但指出墨子是“宋之大夫”。 

《汉书·艺文志》也说“《墨子》七十一篇。名翟，为宋大夫，在孔子后。”记载与《史记》同。需要说明的是，战国时期的大夫之职，多为世袭。所以，《史记》、《汉书》虽未言明墨子出生地，但由于大夫之职世袭，实际上暗示了墨子就是宋国人。后世学者也据此认为墨子是宋国人，出生地也当在宋国。

从《墨子》全书来看，墨子在宋国的活动较多，与宋国的关系最为密切，对宋国的感情最深，这可以从墨子“止楚攻宋”事件中看得出来。另外，《墨子》一书明显具有宋地方言的特点，没有鲁、楚方言，这也是墨子宋人说的有力证据。再者，墨子是一位以天下为怀游走四方的学者，所谓“孔子锅灶烧不黑，墨子板凳坐不暖”即是，他经常往来于宋国、鲁国、齐国、魏国、楚国等很多地方。由此看来，梁启超以“归而过宋”语否定墨子为宋人，实为牵强。“归而过宋”只是证明了墨子当时没有居住在宋国，并不能证明他不是宋人。而东晋时期的文学家葛洪在《神仙传》中早已明确记载：“墨子者名翟，宋人也。”

鲁国说（今山东滕州）

鲁国说是清朝末年才开始有的说法，清末学者孙诒让作《墨子间诂》，在附文《墨子传略》中，第一次提出墨子为鲁国人。多数山东籍学者赞同墨子为春秋战国时期鲁国人。

小邾娄国前身为目夷国。周朝初期，目夷并入周以后就称为小邾娄国，在山东省滕州市木石镇出土一文物“目夷戈”，还出土了很多特色鲜明的小邾娄国的青铜器。传说墨子学说继承了邾娄文化的传统。

该说法得到绝大多数山东籍墨学研究者（匡亚明、任继愈、杨向奎、张岱年、张知寒季羡林）的认同。

山东滕州籍著名墨学研究学者张知寒在《墨子原为滕州人》、《墨子里籍新探》等论文中进一步考证，墨子出生地应为古代邾国的“滥邑”（现山东滕州境内），滥邑后来归属鲁国。其主要依据有：

《墨子·贵义》“墨子自鲁即齐”。

《墨子·鲁问》“以迎墨子于鲁”。

《吕氏春秋·爱类》“公输般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

鲁阳说（今河南鲁山）

鲁阳说是十几年前才有的新说法，当地人声称墨子是鲁阳尧山镇人。  在国内外有影响的论著有：清乾隆48年，陕西巡抚毕沅撰《墨子注序》；高诱著《吕氏春秋》；清乾隆55年，山东博山知县武亿撰《跋墨子》；清乾隆元年武亿总篡鲁山县志。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台湾冯成荣著《墨子传略考述补》、《墨子生平及其教育学术之研究》；香港著名历史学家高天生著《墨翟书解》；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徐希燕著《墨学研究》；原山东省社科学院院长刘蔚华著《墨子是河南鲁山人-兼论东鲁与西鲁的关系》；陕西著名考古学家史党社撰《墨子城守诸篇疏证》；著名历史学家原河南考古研究所所长萧鲁阳和李玉凯撰《中原墨学研究》；历史学教授平顶山政协副主席潘民中和杨晓宇撰《墨子里籍考辨》；还有学者陈金展撰《墨子鲁山人专楫》等21部论著。 　

人物生平

邻人闻之，似有所悟，又问：“汝既不悲，何以哭号三声？”秦佚笑道：“吾哭号三声，非因悲也，是与老聃辞别也。一号，言其生而应时，合自然之理也。二号，言其死而应时，合自然之理也；三号，言其在世传自然无为之道，合自然之理也。老聃举足而应时，动止而合道，吾有何悲哉？”众邻闻之，皆言秦佚乃老聃真友，故推其为主葬之人。合土之时，秦佚颂悼文道：“老聃大圣，替天行道，游神大同，千古流芳。”

主要著作

《道德经》是后来的称谓，最初这本书称为《老子》而无《道德经》之名。其成书年代过去多有争论，至今仍无法确定，不过根据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年代推算，成书年代至少在战国中前期。楚简《老子》校注，参看丁四新著《郭店楚竹书老子校注》等书。

《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以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乃“夫莫之命（命令）而常自然”，因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除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老子》一书中还包括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如以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反者道之动”，并能由对立而转化，此外，书中也有大量的民本思想：“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

思想体系

哲学思想

老子试图建立一个囊括宇宙万物的理论。

老子认为一切事物都遵循这样的规律（道）：

事物本身的内部不是单一的、静止的，而是相对复杂和变化的。事物本身即是阴阳的统一体。

相互对立的事物会互相转化，即是阴阳转化。

老子的“无为”并不是以“无为”为目的，而是以“有为”为目的。因为根据之前提到的“道”，“无为”会转化为“有为”。

这种思想的高明之处在于，虽然主观上不以取得利益为目的，客观上却可以更好地实现利益。

从“天地无人推而自行，日月无人燃而自明，星辰无人列而自序，禽兽无人造而自生，此乃自然为之也，何劳人为乎？”（见于下文老子故事孔子问礼第4段）可见：

应当注意到：

事实上，人活着犹如宇宙之存在，没有人能理性地指出其目的。

因此，非理性地选择某个（些）目标成为唯一的选择。

老子是站在道这个无穷高的位置来看问题。

因此，老子只说了“方法”，但没有指出“目的”。

这给我们一个启示：人何必为刻意达到目的而痛苦不堪。无为，逍遥亦是一种为人处世之道。

关于老子的宇宙观，根据之前的道，“无”与“有”（万物存在即是“有”）会相互转化。因此老子认为宇宙万物来自虚无，也走向虚无。比如：人的生与死（可参见下文老子故事圣人辞世“昔日老聃之生也，由无至有”、“今日老聃之死也，由有归无”）。

思想渊源

老子既是周的史官，因此《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此话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至于班固的诸子均出于王官说，又当别论。金德建《老聃学说出于史官考》认为：“老聃学说的来历，大约是因为做周史的缘故”。他列举了《左传》、《国语》、《论语》、《大戴礼记》等书中史官属于格言形式的话，并将16条有关材料与《老子》相对照。比如“《左传》成公二年：‘仲尼闻之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左传》这些话，显然是《老子》的‘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第三十六章）的语意所本。”从这些材料的对比中，说明《老子》的语句，是“史官们向来保存的知识”。可见，《老子》与史官的知识有其思想上的渊源。

经典名言

1．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2．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3．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

4．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5．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6．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7．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8．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9．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10．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11．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12．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13．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14．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

15．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16．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17．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思寡欲，绝学无忧。

18．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19．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20．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多，多则惑。 

21．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22．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23．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

24．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

25．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26．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27．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轻则失根，躁则失君。

28．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29．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文化遗产

20世纪80年代，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文化名著中，译成外国文字出版发行量最大的是《圣经》，其次就是《道德经》。

相关传说

出生

据传，被道教奉为太上老君的老子是彭祖的后裔，在商朝阳甲年，公神化气，老子寄胎于玄妙王之女理氏（又称玄妙玉女）腹中。

理氏（玄妙玉女）在村头的河边洗衣服，忽见上游飘下一个黄澄澄的李子。理氏忙用树枝将这个拳头大小的黄李子捞了上来。到了中午，理氏又热又渴，便将这个李子吃了下去。从此，理氏怀了身孕。

理氏怀了81年的胎，生下一个男孩。这男孩一生下就白眉白发，白白的大胡子。因此，理氏给他取的名字叫“老子”。老子生下来就会说话，他指着院子中的一棵李子树，说：“李就是我的姓”。

与玉皇大帝

据明刻本《搜神记》（东晋史学家、小说家干宝著）载：“按圣纪所载云：往昔去世有国名号光严妙药，其国王者名曰净德。时王有后，名宝月光。王乃无嗣，常因每日作思惟；我今将老而无太子，身若崩灭，社稷九庙委付何人？作是念已，即便敕下诏诸道众，于诸宫殿依诸科教悬诸盖，清净严洁广陈，供养六时行道，偏祷真圣，已经半载，不退初心。忽一夜，宝月光皇后梦太上道君，与诸至真金姿玉质清净之，驾五色龙舆，拥大景旌施荫,明彩霞盖。太上道君安坐龙舆，抱一婴儿，遍身毛孔放百亿光照，诸宫殿作百宝色，幢节前道，浮空而来。是时，皇后心生欢喜，恭敬接礼，长跪道前曰：君言今王无嗣，愿乞此子为社稷主伏，愿慈悲哀愍听许。尔时道君答皇后曰：愿特赐汝。皇后礼谢。道君后而乃收之。皇后收已，便从梦中归觉而怀孕一年，于丙午岁正月九日午时诞于王宫。当生之时，身宝光穆，充满王国，色相妙好，观者无不赞赏。

太子长成，才智敏慧而性慈善，于其国中所有库藏一切财宝，尽皆散施穷极困苦，鳏寡孤独，无所依怙饥馑残废一切众生。仁爱和逊歌谣，有道化及遐方，天下仰从归仁太子。父王大加庆赏。

尔后，王忽告驾崩。太子治政，俯念浮生，告敕大臣嗣位，有道遂舍其国于普明秀岩山中，修道功成，超度过是劫，已历八百劫身，常舍其国为群生；故割爱举道。于此，后经八百劫，行药治病，亟救众生，令其安乐。此劫已尽，又历八百劫，广行方便，启诸道藏演说灵章，恢宣正化，敷扬神功，助国救人，自幽及显过。

此已后再历八百劫，亡身殒命行忍辱。故舍已血肉，如是修行三千二百，始征金仙，号日清净自然觉王如来。如是修行，又经亿劫，始证玉帝。”

与道教关系

其实，道教的创始人是被称为张天师的张陵，而老子在道教中被尊为道祖，并将其《老子》一书改名为《道德真经》，作为宗教的主要经典。从《列仙传》开始，把老子列为神仙。东汉时期，成都人王阜撰《老子圣母碑》，把老子和道合而为一，视老子为化生天地的神灵。成为了道教创世说的雏形。而在汉桓帝时，汉桓帝更是亲自祭祀老子，把老子作为仙道之祖。唐代皇帝曾尊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宋代加封号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其道教尊称名称为“太上老君”，亦被尊称为“混元皇帝”，也是道教三清道祖中的道德天尊。

与钟馗

后老子与伊喜结草阿福泉，马放南山，老牛坡放牛，南山不老松下讲道，发现终南捷径后清凉山讲经，楼观台炼丹，铸南山铁案，享南山之寿，是谓道教之祖庭，钟馗之故里，天下第一福地也。

轶事典故

聪颖少年

老聃自幼聪慧，静思好学，常缠着家将要听国家兴衰、战争成败、祭祀占卜、观星测象之事。老夫人望子成龙，请一精通殷商礼乐的商容老先生教授。商容通天文地理，博古今礼仪，深受老聃一家敬重。

一日，商容教授道：“天地之间人为贵，众人之中王为本。”老聃问道：“天为何物？”先生道：“天者，在上之清清者也。”老聃又问：“清清者又是何物？”先生道；“清清者，太空是也。”“太空之上，又是何物？”先生道：“太空之上，清之清者也。”“之上又是何物？”“清之清者之上，更为清清之清者也。”老聃又问。“清者穷尽处为何物？”先生道：“先贤未传，古籍未载，愚师不敢妄言。”夜晚，老聃以其疑惑问其母，母不能答；问家将，家将不能言。于是仰头观日月星辰，低首思天上之天为何物，彻夜不能寐。

又一日，商老先生教授道：“六合之中，天地人物存焉。天有天道，地有地理，人有人伦，物有物性、有天道，故日月星辰可行也；有地理，故山川江海可成也；有人伦，故尊卑长幼可分也。有物性，故长短坚脆可别也。”老聃问道：“日月星辰，何人推而行之？山川江海，何人造而成之？尊卑长幼，何人定而分之？长短坚脆，何人划而别之？”先生道：“皆神所为也。”老聃问道。“神何以可为也？”先生道：“神有变化之能。造物之功，故可为也。”老聃问：“神之能何由而来？神之功何时而备？”先生道：“先师未传，古籍未载，愚师不敢妄言。”夜晚，老聃以其疑惑问其母，母不能答。问家将，家将不能言。于是视物而思，触物而类，三日不知饭味。

又一日，商先生教授道：“君者，代天理世者也；民者，君之所御者也。君不行天意则废，民不顺君牧则罪，此乃治国之道也。”老聃问道：“民生非为君也，不顺君牧则其理可解。君生乃天之意也，君背天意是何道理？”先生道：“神遣君代天理世。君生则如将在外也；将在外则君命有所不受。君出世则天意有所不领。”老聃问道：“神有变化之能，造物之功，何以不造听命之君乎？”先生道：“先圣未传，古籍未载，愚师不敢妄言。”夜晚，老聃以其疑惑问其母，母不能答；问家将，家将不能言。于是求教相邑之士，踏遍相邑之土，遇雨不知湿，迎风不觉吹。

一日，商老先生教授道：“天下之事，和为贵。失和则交兵，交兵则相残，相残则两伤，两伤则有害而无益。故与人利则利己，与人祸则祸己。”老聃问道：“天下失和，百姓之大害也，君何以不治？”先生道：“民争，乃失小和也；失小和则得小祸，然而君可以治也。国争，乃失大和也；失大和则得大祸，大祸者，君之过也，何以自治？”老聃问：“君不可自治，神何以不治？”先生道：“先哲未传，古籍未载，愚师不敢妄言。”夜晚，老聃以其疑惑问其母，母不能答；问家将，家将不能言。于是，遍访相邑之士，遍读相邑之书，遇暑不知暑，遇寒不知寒。

入周求学

商老先生教授三年，来向老夫人辞行道：“老夫识浅，聃儿思敏，三年而老夫之学授?”

今来辞行，非老夫教授无终也，非聃儿学之不勤也。实乃老夫之学有尽。聃儿求之无穷，以有尽供无穷，不亦困乎？聃儿，志远图宏之童也；相邑，偏僻闭塞之地也。若欲剔璞而为玉，需入周都而求深造。

周都，典籍如海，贤士如云，天下之圣地也，非入其内而难以成大器。“老夫人闻听此言，心中犯难：一乃聃儿年方十三，宋都尚且难返，去周都岂不如登九天？二乃老氏只留此根，怎放心他孤身独行？正犹豫不知怎么回答，不料先生已猜知其为难处，忙说：“以实相告，老夫师兄为周太学博士，学识渊博，心胸旷达，爱才敬贤，以树人为生，以助贤为乐，以荐贤为任。家养神童数位，皆由民间选来。不要衣食供给，待之如亲生子女。

博士闻老夫言，知聃儿好学善思，聪慧超常，久愿一见。有家仆数人路经此地，特致书老夫，意欲带聃儿去周。此乃千载难逢之良机，务望珍惜！”老夫人听后，不禁悲喜交集。喜先生保荐，使聃儿有缘入周，登龙门有路；悲母子分别，何日能见？思至此，好似聃儿已在千里之外，不觉心酸难抑，潸然泪下。老聃扑人母亲怀中，泣言道：“母亲勿须伤心，聃儿决不负老师厚望，待我业成功就，定然早日来接母亲！”说罢，母子二人相抱而泣。

哭之良久，母子二人转而为喜，拜谢先生举荐之恩。三天后，全家与商老先生送老聃至五里之外。老聃一一跪拜，上马随博士家仆西行而去。老夫人遥望聃儿身影远去，方才郁郁入车，闷闷返回。”

老聃入周，拜见博士，入太学，天文、地理、人伦，无所不学，《诗》《书》《易》《历》《礼》《乐》无所不览，文物、典章、史书无所不习，三年而大有长进。博士又荐其入守藏室为吏。守藏室是周朝典籍收藏之所，集天下之文，收天下之书，汗牛充栋，无所不有。老聃处其中，如蛟龙游入大海，海阔凭龙跃；如雄鹰展翅蓝天，天高任鸟飞。老聃如饥似渴，博览泛观，渐臻佳境，通礼乐之源，明道德之旨，三年后又迁任守藏室史，名闻遐迩，声播海内。

孔子问礼

老聃居周日久，学问日深，声名日响。春秋时称学识渊博者为“子”，以示尊敬，因此，人们皆称老聃为“老子”。

公元前523年的一天，孔子对弟子南宫敬叔说：“周之守藏室史老聃，博古通今，知礼乐之源，明道德之要。今吾欲去周求教，汝愿同去否？”南宫敬叔欣然同意，随即报请鲁君。鲁君准行。遣一车二马一童一御，由南宫敬叔陪孔子前往。老子见孔丘千里迢迢而来，非常高兴，教授之后，又引孔丘访大夫苌弘。苌弘善乐，授孔丘乐律、乐理；引孔丘观祭神之典，考宣教之地，察庙会礼仪，使孔丘感叹不已，获益不浅。逗留数日。孔丘向老子辞行。老聃送至馆舍之外，赠言道：“吾闻之，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义者送人以言。吾不富不贵，无财以送汝；愿以数言相送。当今之世，聪明而深察者，其所以遇难而几至于死，在于好讥人之非也；善辩而通达者，其所以招祸而屡至于身，在于好扬人之恶也。为人之子，勿以己为高；为人之臣，勿以己为上，望汝切记。”孔丘顿首道：“弟子一定谨记在心！”行至黄河之滨，见河水滔滔，浊浪翻滚，其势如万马奔腾，其声如虎吼雷鸣。孔丘伫立岸边，不觉叹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黄河之水奔腾不息，人之年华流逝不止，河水不知何处去，人生不知何处归？”闻孔丘此语，老子道：“人生天地之间，乃与天地一体也。天地，自然之物也；人生，亦自然之物；人有幼、少、壮、老之变化，犹如天地有春、夏、秋、冬之交替，有何悲乎？生于自然，死于自然，任其自然，则本性不乱；不任自然，奔忙于仁义之间，则本性羁绊。功名存于心，则焦虑之情生；利欲留于心，则烦恼之情增。”孔丘解释道：“吾乃忧大道不行，仁义不施，战乱不止，国乱不治也，故有人生短暂，不能有功于世、不能有为于民之感叹矣。”

老子道：“天地无人推而自行，日月无人燃而自明，星辰无人列而自序，禽兽无人造而自生，此乃自然为之也，何劳人为乎？人之所以生、所以无、所以荣、所以辱，皆有自然之理、自然之道也。顺自然之理而趋，遵自然之道而行，国则自治，人则自正，何须津津于礼乐而倡仁义哉？津津于礼乐而倡仁义，则违人之本性远矣！犹如人击鼓寻求逃跑之人，击之愈响，则人逃跑得愈远矣！”

稍停片刻，老子手指浩浩黄河，对孔丘说：“汝何不学水之大德欤？”孔丘曰：“水有何德？”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此乃谦下之德也；故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则能为百谷王。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此乃柔德也；故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坚。因其无有，故能入于无间，由此可知不言之教、无为之益也。”孔丘闻言，恍然大悟道：“先生此言，使我顿开茅塞也：众人处上，水独处下；众人处易，水独处险；众人处洁，水独处秽。所处尽人之所恶，夫谁与之争乎？此所以为上善也。”老子点头说：“汝可教也！汝可切记：与世无争，则天下无人能与之争，此乃效法水德也。水几于道：道无所不在，水无所不利，避高趋下，未尝有所逆，善处地也；空处湛静，深不可测。善为渊也；损而不竭，施不求报，善为仁也；圜必旋，方必折，塞必止，决必流，善守信也；洗涤群秽，平准高下，善治物也；以载则浮，以鉴则清，以攻则坚强莫能敌，善用能也；不舍昼夜，盈科后进，善待时也。故圣者随时而行，贤者应事而变；智者无为而治，达者顺天而生。汝此去后，应去骄气于言表，除志欲于容貌。否则，人未至而声已闻，体未至而风已动，张张扬扬，如虎行于大街，谁敢用你？”孔丘道：“先生之言，出自肺腑而入弟子之心脾，弟子受益匪浅，终生难忘。弟子将遵奉不怠，以谢先生之恩。”说完，告别老子，与南宫敬叔上车，依依不舍地向鲁国驶去。

回到鲁国，众弟子问道：“先生拜访老子，可得见乎？”孔子道：“见之！”弟子问。“老子何样？”孔子道：“鸟，我知它能飞；鱼，吾知它能游；兽，我知它能走。走者可用网缚之，游者可用钩钓之，飞者可用箭取之，至于龙，吾不知其何以？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邈而难知；如蛇之随时屈伸，如龙之应时变化。老聃，真吾师也！'”

高论生死

话说老聃任周守藏室史，数次归家省亲，欲劝母亲随之去周；其母在陈国相邑住久，人熟地熟，不愿远迁。日月如梭，光阴荏苒，转眼间已过三十余年。一日，老聃忽得家讯，言家母病危，于是报请天子，归家省视。待回到家时，母已辞世。面对茫茫大地上一堆黄土，思想九泉之下母亲之灵，回忆母亲慈祥容貌、养育之恩，老聃悲痛欲绝，寝食俱废，席地而坐，沉思冥想，忽发自己愚钝；顺理追索，恍然大悟，如释重负，愁苦消解，顿觉腹饥体倦。于是饱餐一顿，倒头大睡。

家将、侍女皆感奇怪，待其醒来，问其缘故。老聃答道：“人生于世，有情有智。有情，故人伦谐和而相温相暖；有智，故明理通达而理事不乱。情者，智之附也；智者，情之主也。以情通智，则人昏庸而事颠倒；以智统情，则人聪慧而事合度。母亲生聃，恩重如山。今母辞聃而去，聃之情难断。情难断，人之常情也。难断而不以智统，则乱矣，故悲而不欲生。今聃端坐而沉思，忽然智来，以智统情，故情可节制而事可调理也。情得以制，事得以理，于是腹中饥而欲食，体滋倦而欲睡。”

家将问道：“智何以统情？”

“人之生，皆由无而至有也；由无至有，必由有而返无也。无聃之母及聃之时，无母子之情也；有聃之母及聃，始有母子之情也；母去聃留，母已无情而子独有情也；母聃皆无之时，则于情亦无也。人情未有之时与人情返无之后不亦无别乎？无别而沉溺于情、悲不欲生，不亦愚乎？故骨肉之情难断矣，人皆如此，合于情也；难断而不制，则背自然之理也。背自然之理则愚矣！聃思至此，故食欲损而睡可眠矣。”众人闻之，心皆豁然旷达。

函谷著书

周敬王二年（公元前518年），老聃守丧期满返周。周敬王四年（公元前516年），周王室发生内乱，王子朝率兵攻下刘公之邑。周敬王受迫。当时晋国强盛，出兵救援周敬王。王子朝势孤，与旧僚携周王室典籍逃亡楚国。老聃蒙受失职之责，受牵连而辞旧职。于是离宫归隐，骑一青牛，欲出函谷关，西游秦国。

话说函谷关守关官员关尹，少时即好观天文、爱读古籍，修养深厚。一日夜晚，独立楼观之上凝视星空，忽见东方紫云聚集，其长三万里，形如飞龙，由东向西滚滚而来，自语道：“紫气东来三万里，圣人西行经此地。青牛缓缓载老翁，藏形匿迹混元气。”关尹早闻老聃大名，心想莫非是老子将来？于是派人清扫道路四十里，夹道焚香，以迎圣人。

七月十二日午后，夕阳西斜，光华东射。关尹正欲下关查看，忽见关下稀落行人中有一老者，倒骑青牛而来。老者白发如雪，其眉垂鬓，其耳垂肩，其须垂膝，红颜素袍，简朴洁净。关尹仰天而叹道：“我生有幸。得见圣人！”三步并作两步，奔上前去，跪于青牛前拜道：“关尹叩见圣人！”

老子见叩拜之人方脸、厚唇、浓眉、端鼻，威严而不冷酷，柔慈而无媚态，早知非一般常人，故意试探道：“关令大人叩拜贫贱老翁，非常之礼也！老夫不敢承当，不知有何见教？”关尹道：“老丈，圣人也！务求留宿关舍以指修行之途。”老子道：“老夫有何神圣之处，受你如此厚爱？惭愧惭愧，羞杀老夫矣？”关尹道：“关尹不才；好观天文略知变化。见紫气东来，知有圣人西行，见紫气浩荡，滚滚如龙，其长三万里。知来者至圣至尊，非通常之圣也；见紫气之首白云缭绕，知圣人白发，是老翁之状；见紫气之前有青牛星相牵，知圣人乘青牛而来也。”

老子听罢，哈哈大笑：“过奖、过奖！老夫亦早闻你大名，特来拜会。”关尹闻言大喜，叩头不迭。之后，关尹引老子至官舍，请老子上坐，焚香而行弟子之礼，恳求道：“先生乃当今大圣人也！圣人者，不以一己之智窃为己有，必以天下人智为己任也。今汝将隐居而不仁，求教者必难寻矣！何不将汝之圣智著为书？关尹虽浅陋，愿代先生传于后世，流芳千古，造福万代。”

老聃允诺，以王朝兴衰成败、百姓安危祸福为鉴，溯其源，著上、下两篇，共五千言。上篇起首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故人称《道经》。下篇起首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故人称为《德经》，合称《道德经》。《道经》言宇宙本根，含天地变化之机，蕴阴阳变幻之妙；下篇《德经》，言处世之方，含人事进退之术，蕴长生久视之道。关尹得之，如获至宝，终日默诵，如饥似渴。

点化阳子居

一日，老聃骑牛行至梁（今河南开封）之郊外，正闭目养神，忽闻有人大呼“先生”。老聃闻声，睁开双目，发现是弟子阳子居。

阳子居，魏国人，入周太学，闻老子渊博，曾私拜老子为师。没想到在梁会与老子相遇，阳子居慌忙从高头大马上翻身而下，掀起锦绿长袍，跪拜于老聃所乘青牛前。老聃下来，扶起阳子居，与之相并同行。

老聃问道：“弟子近来忙于何事？”

阳子居施礼道：“来此访先祖居，购置房产，修饰梁栋，招聘仆役，整治家规。”

老聃道：“有卧身之地、饮食之处则足矣，何需如此张扬？”

阳子居道：“先生修身，坐需寂静，行需松弛，饮需素清，卧需安宁，非有深宅独户，何以能如此？置深宅独户，不招仆役，不备用具，何以能撑之？招聘仆役，置备用具，不立家规，何以能治之？”

老聃笑道：“大道自然，何须强自静。行无求而自松，饮无奢而自清，卧无欲而自宁。修身何需深宅？腹饥而食，体乏而息，日出而作，日落而寝。居家何需众役？顺自然而无为，则神安体健；背自然而营营，则神乱而体损。”

阳子居知己浅陋，惭愧道：“弟子鄙俗，多谢先生指教。”

老聃问。“安居何处？”

阳子居道：“沛（今江苏沛县）。”

老聃说：“正好相伴同行。”阳子居很高兴。欣然与老师结伴向东而行。行至难水，二人乘船而渡。老聃牵牛而先登，阳子居引马而后上。老聃慈容笑貌。与同渡乘客谈笑融融；阳子居昂首挺胸，客人见之施之以座，船主见之奉茶献巾。难水过，二人骑牲继续前行。老聃叹道：“刚才观你神态，昂首挺胸，傲视旁人，唯己独尊，狂妄自大，不可教也。”阳子居面带愧色，恳言道：“弟子习惯成自然，一定改之！”老聃道“君子与人处，若冰释于水，与人共事，如童仆谦下；洁白无瑕而似含垢藏污，德性丰厚而似鄙俗平常”。阳子居听后，一改原来高傲，其貌不矜亦不恭，其言不骄亦不媚。老子赞曰：“小子稍有进！人者，生于父母之身，立于天地之间，自然之物也。贵己贱物则背自然，贵人贱己则违本性，等物齐观，物我一体，顺势而行，借势而止，言行不自然，则合于道矣！”

论养生经

话说老聃隐居宋国沛地，自耕而食，自织而衣。岂知其名，无足自行，慕其名者接踵而至，求问修道之方，学术之旨，处世之要，于是其弟子遍天下。

有个弟子名庚桑楚，深得老子之道，住在北部畏垒山上。住三年，畏垒之地民风大变：男耕而有粟可食，女织而有衣可穿，各尽其能，童叟无欺，百姓和睦，世间太平。众人欲推庚桑楚为君主。庚桑楚闻之，心中不悦，意欲迁居。弟子不解，庚桑楚道：“巨兽张口可以吞车，其势可谓强矣，然独步山林之外，则难免网罗之祸；巨鱼，张口可以吞舟，其力可谓大矣，然跃于海滩之上，则众蚁可以食之。故鸟不厌天高，兽不厌林密，鱼不厌海深，兔不厌洞多。天高，鸟可以飞矣；林密，兽可以隐矣；海深，鱼可以藏矣；洞多，兔可以逃矣。皆为保其身而全其生也。保身全生之人，宜敛形而藏影也，故不厌卑贱平庸。”

庚桑楚弟子中有一人，名南荣，年过三十，今日闻庚桑楚养生高论，欲求养生之道。庚桑楚道：“古人曰：土蜂不能孵青虫，越鸡不能孵鸿鹄，各有所能，各有所不能也。桑楚之才有限，不足以化汝，汝何不南去宋国沛地求教老聃先生？”南荣闻言，辞别庚桑楚，顶风冒雪，行七日七夜而至老聃居舍。

南荣拜见老聃，道：“弟子南荣，资质愚钝难化，特行七日七夜，来此求教圣人。”老聃道：“汝求何道？”“养生之道。”老聃曰：“养生之道，在神静心清。静神心清者，洗内心之污垢也。心中之垢，一为物欲，一为知求。去欲去求，则心中坦然；心中坦然，则动静自然。动静自然，则心中无所牵挂，于是乎当卧则卧，当起则起，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外物不能扰其心。故学道之路，内外两除也；得道之人，内外两忘也。内者，心也；外者，物也。内外两除者，内去欲求，外除物诱也；内外两忘者，内忘欲求，外忘物诱也。由除至忘，则内外一体，皆归于自然，于是达于大道矣！如今，汝心中念念不忘学道，亦是欲求也。除去求道之欲，则心中自静；心中清静，则大道可修矣?蹦先?闻言，苦心求道之意顿消。如释重负，身心已变得清凉爽快、舒展旷达、平静淡泊。于是拜谢老聃道：“先生一席话，胜我十年修。如今荣不请教大道，但愿受养生之经。”

老聃道：“养生之经，要在自然。动不知所向，止不知所为，随物卷曲，随波而流，动而与阳同德，静而与阴同波。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此乃养生之经也。”南荣问道：“此乃完美之境界乎？”老聃道：“非也。此乃清融己心，入于自然之始也。倘入完美境界，则与禽兽共居于地而不以为卑，与神仙共乐于天而不以为贵；行不标新立异，止不思虑计谋，动不劳心伤神；来而不知所求，往而不知所欲。”南荣问道：“如此即至境乎？”老聃道：“未也。身立于天地之间，如同枯枝槁木；心居于形体之内，如同焦叶死灰。如此，则赤日炎炎而不觉热，冰雪皑皑而不知寒，剑戟不能伤，虎豹不能害。于是乎祸亦不至，福亦不来。祸福皆无，苦乐皆忘也。”

再授孔丘

话说孔丘与老聃相别，转眼便是十七八年，至五十一岁，仍未学得大道。闻老聃回归宋国沛地隐居，特携弟子拜访老子。

老子见孔丘来访，让于正房之中，问道：一别十数载，闻说你已成北方大贤才。此次光临，有何指教？”孔丘拜道：“弟子不才，虽精思勤习，然空游十数载，未入大道之门。故特来求教。”老子曰：“欲观大道，须先游心于物之初。天地之内，环宇之外。天地人物，日月山河，形性不同。所同者，皆顺自然而生灭也，皆随自然而行止也。知其不同，是见其表也；知其皆同，是知其本也。舍不同而观其同，则可游心于物之初也。物之初，混而为一，无形无性，无异也。”孔丘问：“观其同，有何乐哉？”老子道：“观其同，则齐万物也。齐物我也，齐是非也。故可视生死为昼夜，祸与福同，吉与凶等，无贵无贱，无荣无辱，心如古井，我行我素，自得其乐，何处而不乐哉？”

孔丘闻之，观己形体似无用物，察已荣名类同粪土。想己来世之前，有何形体？有何荣名？思己去世之后，有何肌肤？有何贵贱？于是乎求仁义、传礼仪之心顿消，如释重负，无忧无虑，悠闲自在。”老子接着说：“道深沉矣似海，高大矣似山，遍布环宇矣而无处不在，周流不息矣而无物不至，求之而不可得，论之而不可及也！道者，生育天地而不衰败、资助万物而不匮乏者也；天得之而高，地得之而厚，日月得之而行，四时得之而序，万物得之而形。”孔丘闻之，如腾云中，如潜海底，如入山林，如沁物体，天我合为一体，己皆万物，万物皆己，心旷而神怡，不禁赞叹道：“阔矣！广矣！无边无际！吾在世五十一载，只知仁义礼仪。岂知环宇如此空旷广大矣！好生畅快，再讲！再讲！”老子见孔丘已入大道之门，侃侃而谈道：“圣人处世，遇事而不背，事迁而不守，顺物流转，任事自然。调和而顺应者，有德之人也；随势而顺应者，得道之人也。”孔丘闻之，若云飘动，随风而行；若水流转，就势而迁。喜道：“悠哉！闲哉！乘舟而漂于海，乘车而行于陆矣。进则同进，止则同止，何须以己之力而代舟车哉？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妙哉！妙哉！再讲！再讲！”老子又道：“由宇宙本始观之，万物皆气化而成、气化而灭也。人之生也，气之聚也；人之死也，气之散也。人生于天地间，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矣。万物之生，蓬蓬勃勃，未有不由无而至于有者；众类繁衍，变化万千，未始不由有而归于无者也。物之生，由无化而为有也；物之死，由有又化而为无也。有，气聚而可见；无，气散而不可见。有亦是气。无亦是气，有无皆是气，故生死一气也。生者未有不死者，而人见生则喜，见死则悲，不亦怪乎？人之死也，犹如解形体之束缚，脱性情之裹挟，由暂宿之世界归于原本之境地。人远离原本，如游子远走他乡；人死乃回归原本，如游子回归故乡，故生不以为喜，死不以为悲。得道之人，视生死为一条，生为安乐，死为安息；视是非为同一，是亦不是，非亦不非；视贵贱为一体，贱亦不贱，贵亦不贵；视荣辱为等齐，荣亦不荣，辱亦不辱。何故哉？立于大道，观物根本，生死、是非、贵贱、荣辱，皆人为之价值观，亦瞬时变动之状态也。究其根本，同一而无别也。知此大道也，则顺其变动而不萦于心，日月交替，天地震动、风吼海啸、雷鸣电击而泰然处之。”

孔丘闻之，觉已为鹊，飞于枝头；觉己为鱼，游于江湖：觉己为蜂，采蜜花丛；觉已为人，求道于老聃。不禁心旷神达，说：“吾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今五十一方知造化为何物矣！造我为鹊则顺鹊性而化，造我为鱼则顺鱼性而化，造我为蜂则顺蜂性而化，造我为人则顺人性而化。鹊、鱼、蜂、人不同，然顺自然本性变化却相同；顺本性而变化，即顺道而行也；立身于不同之中，游神于大同之境，则合于大道也。我日日求道，不知道即在吾身！”言罢，起身辞别。

出关

老子最后看到周王朝越来越衰弱了，衰败得不像样子了。他决定出走了，这要说到老子出关的事了。

老子要到秦国去，到西域去，这就得经过函谷关。另外一种说法是大散关。函谷关大概原来在今天的河南灵宝县，后来关口移到了今天的河南新安县。这里两山对峙，中间一条小路，因为路在山谷中，又深又险要，好像在函子里一样，所以取名为函谷关。

守关的长官是尹喜，称关令尹喜（另称“关尹”、“关尹子”、“关令尹”）。这一天他正站在城关上了望着，只见关谷中有一团紫气从东方冉冉飘移过来。关令尹喜是一个修养与学识极其高深的人。他一看到这种气象，心里一顿，这是有圣人来了！只有圣人来才会有这样的云气，今天一定有圣人要经过我的城关了，不知是哪一位。不多一会儿，就见到一位风骨非凡、仙风道骨的人，骑着一头青牛慢慢向关口行来。竟然是老子！关令尹喜知道他要远走高飞了，就一定要让这位当代最著名的思想家留下他的智慧来，于是缠着他，要他写一点著作，作为放他出关的条件。

老子当然是不太愿意的，但是不答应关令尹喜，是不会放他过关的，他不给你护照签证啊！老子没办法，于是只得答应条件。另外，老子答应他还有一个原因。《史记集解》有材料说，关令尹喜“善内学星宿”，所以他能看天象，看星宿，看云气，看到一团紫气飘来便知是圣人来了。我们就是看到这团紫气也解读不出来嘛。据说关令尹喜自己也有著作，名《关令子》。老子也佩服这位“服精华，隐德行仁”的大智者，“亦知其奇怪”，所以有一种得遇知音的感觉，这就为他著书了，能为知音著述不亦乐乎？

那时老子沉思默想，将他的智慧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在了简牍上，先写了上篇，又接着写了下篇，据说写了几天。写完了一数，共有五千来字，取名为《道德经》，上篇叫《道经》，下篇叫《德经》，又分成八十一章。于是一部“五千言”的惊天动地的伟大著作诞生了！据说，关令尹喜读到这样美妙的著作，深深地陶醉了，被吸引了。他对老子说：“读了您的著作啊，我再也不想当这个边境官了，我要跟您一起出走了。”老子莞尔一笑，同意了。据说，关令尹喜真的跟着老子出走了，后来还有人看到他们两人一起在西域流沙那儿呢，而且都活了好长好长的岁数！

还有一种说法：老子当年出关去到了印度，后来到了迦毗罗卫国，迦毗罗卫国的贤圣乔达摩·悉达多闻讯前去向老子求道，后来得老子点化，居然悟道成佛了。

老子出关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地传说着，演绎着。鲁迅先生也对此发生过兴趣，还专门创作了故事新编《老子出关》，还与别人打了一点笔墨仗。另外，老子出关中的“紫气东来”也成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基因，帝王之家将“紫气”当作吉祥、祥瑞，你看生个孩子如果紫气满室，古人认为这孩子必定大有出息。老百姓之家也把“紫气”当作吉祥的象征，于是把“紫气东来”这些字写在大门上等等。先民还认为，哪个地方有宝物，哪个地方就会在上空出现紫气。

有趣的是老子骑坐的“青牛”也成了道教文化中的一个著名的意象，青牛后来成了神仙道士的坐骑了。到后来，“青牛”也成了老子的代名词了，老子又被称为“青牛师”、“青牛翁”等。这青牛还被老子家乡的百姓看作是神牛，说老子当初出关是乘这青牛飞过去的，并且又有一段美妙的传说。

史籍记载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摐，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脩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彊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脩道而养寿也。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后裔

李宗：李耳之子，魏将，封于段干

李注：李宗之子

李宫：李注的玄孙，仕于汉文帝

李假：李宫之子，为汉胶西王刘昂太傅

李解

相关内容

诞生地

文化之乡

故里

老子故里位于河南省鹿邑县城东5公里处的太清宫镇，有一座驰名中外的“太清宫”。这里，就是老子的诞生地，也是历朝历代供奉祭祀老子的祠庙。

鹿邑古称“鸣鹿”、“苦”、“真源”、“谷阳”、“仙源”，元朝至元二年（1265年）改为鹿邑县，沿用至今。春秋时期我国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世界百位历史文化名人之一的老子和宋初著名学者、道家修士陈抟，均诞生在这里。老子所著《道德经》，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哲学经典，是除《圣经》之外发行量最大的著作。太清宫、老君台等纪念老子的文物古迹保存完好，2001年老君台、太清宫遗址被国家文物局批准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鹿邑先后承办了“老子邮票首发式”，举办了“老子学术研讨会”，组织发掘了隐山文化遗址，建成了老子纪念塔，启动了老子故里旅游开发，为鹿邑旅游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鹿邑市境内有关老子的名胜古迹众多。太清宫是老子生地留下的最重要的纪念建筑。现存有太极殿一座，唐柏三株及历代碑刻十数通。其中“唐开元神武皇帝道德经注碑”，碑文是玄宗对道德经的释文，为文物之珍品。太清宫北一里许的洞霄宫是纪念

李姓

鹿邑还是中国第一大姓——李姓的发源地 ，是全球李姓华人寻根问祖的胜地。天下李姓，根在鹿邑。老子是李姓子孙的先祖，据《李氏祖脉源流》记载李渊、李世民认老子为先祖。据1990年7月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李姓在全国人口中约占汉族人口的7.9% ，已达9500万人，加上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李姓已超过一亿人。鹿邑作为李姓的发源地，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成立了中国鹿邑李氏文化研究总会，撰写了《李姓起源鹿邑》、《老子与李姓》等论文，在全国多次获奖；拍摄了电视剧《李氏春秋》，在中央和省市电视台播放，并向海外发行；举办了海峡两岸李氏宗亲恳亲会。通过李氏文化的研究，密切了与海内外学术研究团体、专家、学者及经贸界人士的联系、交往与合作。加快了鹿邑引资引技、改革开放的步伐。2003年10月27日，借世界客属第18届恳亲大会在河南郑州举行之际，鹿邑县在郑州隆重举行了“李氏宗亲恳谈会”。来自世界各地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160余名李氏宗亲代表与会，把酒话桑梓，携手谈合作。诚恳邀请海内外李氏宗亲到鹿邑观光旅游，寻根问祖，投资兴业。

　　人物生平

　　主要成就

　　主要思想

　　主要作品

　　写作特点

　　轶事典故

　　后世评价

　　后世影响

生平

韩非子出生于战国末期韩国的都城新郑（今河南省新郑市郑韩故城遗址），是韩国贵族。韩非精于“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与秦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韩非文章出众，连李斯也自叹不如。韩非将自己的学说，追本溯源于道家黄老之术，他对老子《道德经》有相当大的研究，《韩非子》中，著有《解老》、《喻老》等篇，集中表述了韩非的哲学观点。韩非是战国末期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哲学家，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韩非目睹战国后期的韩国积贫积弱，多次上书韩王，希望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韩非认为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便退而著书，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著作。

他的书传到秦国，秦王非常赞赏韩非的才华。不久，因秦国攻韩，韩王不得不起用韩非，并派他出使秦国。韩非子被韩王派遣出使秦国，秦王很喜欢韩非，但还没有决定是否留用。但是文采斐然的韩非为秦王嬴政所赏识而倍受重用。由于李斯提出灭六国一统天下的通天大计，而首要目标就是韩国，但作为韩国公子的韩非与李斯政见相左（韩非主张存韩灭赵），妨碍秦国统一大计，于是李斯就向秦王讲韩非的坏话。他说：“韩非是韩王的同族，

大王要消灭各国，韩非爱韩不爱秦，这是人之常情。如果大王决定不用韩非，把他放走，对我们不利，不如把他杀掉。”秦王轻信李斯的话，把韩非抓起来。 廷尉将其投入监狱，最后逼其服毒自杀。 韩非想上书始皇帝，被拒绝。后来始皇帝后悔了，派人赦免他，但是韩非已经死了。 

韩非子的文章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风格。

韩非子著书之余时常登临的孤愤台犹存，位临棠溪岸边，原是一处高地，松柏银杏苍苍。之后，孤愤台渐渐之低小，乡民们平素叫“孤坟摊儿”，考古和被盗均未发现萌基，专家考证应为“孤愤”台，正好符合韩非“驱车劝谏韩王不用”而闭门著书的历史事实。韩非的《孤愤》、《五蠹》、《说难》、《说林》、《从内储》五书，十万余言，字里行间，叹世事之难，人生之难，阅尽天下，万千感怀。韩非死于秦国，终年47岁，有记载说，韩非尸体运回韩国，葬在故土，即孤坟摊处，另说葬九女山古墓群。

据史料可考，韩非子的故土在西平县出山棠溪北岸的韩堂村。韩堂村建有韩家祠堂，而后迁至出山镇西南，韩堂村留名至今。韩祠为韩家宗祠，何代修筑无考，但每年春节韩姓子孙敬奉韩家宗祖一直延续，韩祠历代修复，破损于解放初，1958年在此建出山礼堂，有“思辨”碑石一块，村人说曾盖在西街井口，后无下落。

主张

法家思想

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指出: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事非”，“皆原于道德之意”。说明韩非思想源于道家，但以老子的朴素的唯物主义道论与辩证法为他的“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人南面之术”寻求哲学基础，而且开拓了道家的形下之道。在《韩非子》一书中，无论是《解老》、《喻老》，还是《主道》、《扬权》、《外储说右下》、《八经·主道》、《南面》等，所阐述的都是“道可道，谓经术政教之道也(《本道》)。韩非以“法、术、势”皆源自对道家的政治解释，使道家的“无为”内涵从形而上滑落到形而下，关注政治与人生。韩非在《解老》、《喻老》、《主道》、《扬权》诸篇中，都吸取了道家的思想。韩非思想的根源来自于老子。

韩非子虽然是荀子的弟子，思想主张却与荀子大大相反，他没有承袭荀子的儒家思想，却爱好“刑名法术”之学，且归本于‘黄老之学’，一套由‘道’、‘法’共同完善的政治统治理论。韩非总结法家三位代表人物商鞅、申不害、慎到的思想，主张君王应该用‘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治理国家，此为法家之博采众长之集大成者。

秦始皇在初见韩非著作部份篇文内容就佩服地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意思是说，寡人如果能见此人，与其同游谈论一番，那就是死也都无憾了！在韩非死后，当代各国国君与大臣竞相研究其著作《韩非子》，秦始皇在他的思想指引下，完成统一六国的帝业。

韩非子反对政治治理的原则建构在私人情感联系与当代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上，主张将人的自利本性作为社会秩序建立的前提，强调君主统制权视为一切事物的决策核心，君权是神圣不可侵犯，君主应当运用苛刑峻法重赏来御臣治民，以建立一个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

韩非子在其《韩非子》里面有《解老》与《喻老》两篇，直述自己思想源自于老子，故后世称之为道法家，意味从道家里面延伸出来的新法家思想。从思想上说，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从政治上说，商鞅是法家最杰出的人物。商鞅以其思想和行动，创造了一个国家的富强，奠定了天下统一的基础，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法家这两个巅峰人物，都从老子那里得到了丰富的营养。

道是变化的，天地是变化的，人是变化的，社会是变化的，治理社会的方式方法也是变化的。但道也有相应的稳定性，这个稳定，就是人应遵守的行为准则，在现实中就是法。法就是依着道而建立的。法必须随时代变化，法必须人人遵守。因为认识到万事万物的变化，韩非子、商鞅同老子一样，也是反传统的。韩非子取《老子》‘无为’的思想，《老子》认为处世，不需要拘泥固定形式与方式，只要顺着大道即可。韩非认为无为，落实在君王统治上，应该是无论特定喜好，或不喜好都不能被臣下推测与掌握，此观点还包括施政习惯，统驭方式等，应该阴晴不定，难以掌握。如此才不会反被臣下驾驭，这也就是申不害的“术”。

韩非子之学出于荀子，而成为法家，又归本于道家。其最高理想为“君无为，法无不为”，认为法行而君不必忧；臣不必劳，民但而守法，上下无为而天下治。但其学说过于尊君，为后世所诟病。

名实相符

韩非子另主张‘‘名实相符’’，认为君主应根据臣民的言论与实绩是否相符来决定功过赏罚。

对于民众，他吸收了其老师荀子的“性本恶”理论，认为民众的本性是“恶劳而好逸”，要以法来约束民众，施刑于民，才可“禁奸于为萌”。因此他认为施刑法恰恰是爱民的表现。（《韩非子·心度》）。容易让人忽视的是韩非是主张减轻人民的徭役和赋税的。他认为严重的徭役和赋税只会让臣下强大起来，不利于君王统治。

对于臣下，他认为要去“五蠹”，防“八奸”。（《韩非子·八奸》 《韩非子·五蠹》）所谓五蠹，就是指：1、学者（指儒家）；2、言谈者（指纵横家）；3、带剑者（指游侠）；4、患御者（指依附贵族并且逃避兵役的人）；5、商工之民。他认为这些人会扰乱法制，是无益于耕战的“邦之虫”，必须铲除。 所谓“八奸”，就是指：1“同床”，指君主妻妾；2“在旁”，指俳优、侏儒等君主亲信侍从；3“父兄”，指君主的叔侄兄弟；4“养殃”，指有意讨好君主的人；5“民萌”，指私自散发公财取悦民众的臣下；6“流行”，指搜寻说客辩士收买人心，制造舆论的臣下；7“威强”，指豢养亡命之徒，带剑门客炫耀自己威风的臣下；8“四方”，指用国库财力结交大国培养个人势力的臣下。这些人都有良好的条件威胁国家安危，要像防贼一样防备他们。

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当时，在中国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显学，崇尚“法先王”和“复古”，韩非子的观点是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韩非子根据当时的形势情况，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韩非子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治国理念都颇受韩非子学说的影响。

依法治国

韩非子著作吸收了儒、法、道诸家的一些观点，以法治思想为中心。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

韩非子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本。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时指出，申商学说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其次，申、商学说的第二大缺点在于“未尽”，“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韩非子·定法》）韩非按照自己的观点，论述了术 法的内容以及二者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韩非的“术”主要在“术以知奸”方面有了发展。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韩非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 “重罚”。

尤可称道的是，韩非子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治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韩非子认为，光有法和术还不行，必须有“势”做保证。“势”，即权势，政权。他赞赏慎到所说的“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难者》），提出了“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的论点。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适应了中国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需要，在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过程中起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

改革图强

改革图治，变法图强，是韩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内容。他继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传统，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观点，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五蠹》）

韩非主张社会历史进化论，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当代必然胜过古代；人们应该按照现实需要进行改革，不必遵循古代的传统。韩非子用进化的历史观点分析了人类历史。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几个阶段，进而说明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想用老一套办法去治理当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

韩非子的进化历史观在当时是进步的。他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并用这种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人类社会。

韩非子把社会现象同经济条件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难得的。韩非子对经济与社会治乱的关系有了初步认识，注意到人口增长与财富多少的关系，是365备用台湾上第一个提出“人民众而货财寡”会带来社会问题的思想家。

唯物主义

韩非子反对天命思想，主张天道自然。他认为“道”是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有了“道”才有了万物，“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宇内之物，恃之以成。”（《解老》）韩非同时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理”这个哲学概念，并论述了它与“道”的关系。他认为，“道者万物之所成也，理者成物之文也。”（《解老》）“理”在韩非看来，就是事物的特殊规律，人们办事应该尊重客观规律。

韩非子的认识论继承了先秦哲学中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他提出的反对“前识”和“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韩非子反对“前识”的观点。所谓“前识”，就是先验论。韩非主张“虚以静后”，通过观察事物得到认识而非妄加揣测。韩非子提出了“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奸劫弑君》）的著名论题。“参”就是比较研究，“验”就是用行动来检验，就是实践。韩非认为，不经过实践（参验）而硬说是如何如何，是无知的表现；不能确定的东西而照着去做，是自欺欺人。因此他主张“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显学》）。

辩证法

韩非子的思想中有不少辩证法的因素。看到事物不断地变化着，指出“定理有存亡，有生死，有盛衰。”“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为常。”（《解老》）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矛盾论”的概念。他所讲的矛与盾的故事，对人们分析问题 表达思想至今仍有着深刻的启发作用。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为中国封建统一事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是365备用台湾上第一位提出对立统一的矛盾论问题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包含了相互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开拓了人们的思路。韩非不愧为365备用台湾上的一大思想家。

封建专制

韩非在国家政体方面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韩非子的“法”、“

韩非子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韩非还继承了荀子关于封建专制的一些思想，并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从而成为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倡导者。

虽然我们可以说儒家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孟子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与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有一定关系，但是都不如韩非讲的明确。《韩非子·忠孝篇》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把臣、子、妻对君、父、夫的从属关系作了肯定，并把三者的顺逆看成是天下治乱的“常道”。这就有了三“纲”的基本内容。加上韩非的“法”、“术”、“势”的政治主张，便使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

法家

韩非子是中国战国时期（前475年—前221年）著名的哲学家、法家学说集大成者、散文家。他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以法为本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改革变法

中国人惯于尊重过去经验，这个传统思维方式对中国哲学有巨大的影响。从孔子的时代起，多数哲学家都要找古代的权威来支持自己的学说。孔子喜欢援引的古代权威是西周的文王、周公。墨子与儒家辩论时，援引比文王、周公更古老的夏禹。孟子为能凌驾墨家之上，往往援引尧舜，因为他们是传说中比夏禹更早的圣王。最后，道家为胜过儒家和墨家，又请出伏羲、神农，据说他们比尧舜还要早几百年。而法家的主张与他们完全不同，法家坚持历史进化论，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这在诸子百家中难能可贵。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变法图强。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韩非子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法家三治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势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中央集权

韩非子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法家实践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韩非子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

法不阿贵

儒家讲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而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认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即使是对高贵的人，有权势的人也不徇情。《韩非子·有度》：“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以法为教

韩非主张以法为教，意思就是除了制订法律以外，还必须要宣传法律，普及法律知识，遵守法律，运用法律，使整个社会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风气。（出处 《韩非子·五蠹》：“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

韩非的法家思想最伟大的实践者是秦始皇，秦国的教育制度，便为法家思想。以法为教是秦代施行政策，加强思想法制，巩固中央集权的标志之一。

法教是与礼教相对立的。在秦未统一六国时，秦孝公就同商鞅、甘龙、杜挚三大夫讨论 正法之本，商鞅掌握秦国政权后，便强调以法制取代礼治。所谓 知者作法 而 贤者更礼（《商君书·更法》）。他还写了奏书，陈述 明主忠民产于今世，而散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 （《商君书·慎法》）。

道生法

“无为，而无不为”“道生法”是道家的思想，它也是法家的思想，在韩非子看来，君王应当具备的一项品质便是“为无为”，自己表现出“无为而治”。韩非子说：君王应如“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已；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韩非子·大体》)

作品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子·初见秦《韩非子·存韩》《韩非子·难言》《韩非子·爱臣》《韩非子·主道》《韩非子·有度》《韩非子·二柄》《韩非子·扬权》《韩非子·八奸》《韩非子·十过》《韩非子·孤愤》《韩非子·说难》《韩非子·和氏》《韩非子·奸劫弑臣》《韩非子·亡征》《韩非子·三守》《韩非子·备内《韩非子·南面《韩非子·饰邪》《韩非子·解老》《韩非子·喻老》《韩非子·说林》《韩非子·安危观行》《韩非子·守道》《韩非子·用人》《韩非子·功名》《韩非子·大体》《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韩非子·外储说左下》《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外储说右下》《韩非子·难一》《韩非子·难二》《韩非子·难三》《韩非子·难四》《韩非子·难势》《韩非子·问辩》《韩非子·问田》《韩非子·定法》《韩非子·说疑》《韩非子·诡使》《韩非子·六反》《韩非子·八说》《韩非子·八经》《韩非子·五蠹》《韩非子·显学》《韩非子·忠孝》《韩非子·人主》《韩非子·饬令》《韩非子·心度》《韩非子·制分》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

《韩非子》内容共二十卷分为五十五篇，总字数达十多万言。在体裁上，有论说体、辩难体、问答体、经传体、故事体、解注体、上书体等七种。辩难体与经传体为韩非首创。在内容方面，则论“法”、“术”、“势”、“君道”等，文裁条理清楚，用意深刻。其中以下列五篇最能代表其思想：

《孤愤》论述自己对当代法家对更法之志的愤概。

《说难》第十二，论述对君主进谏的困难，反映韩非对君主的心理分析之清楚，为论说体。

《奸劫弑臣》第十四，前半部论述奸臣的奸行及治奸之法，后半部则反对儒家思想，倡导法家思想治国之道。

《显学》，批判儒家与墨家，阐扬法治，该篇是韩非对法治思想的代表作，亦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史料来源。

《五蠹》，‘蠹’字意指由内部危损整体的木中之虫，五蠹指五种蛀虫，韩非认为为学者（儒家）、言议者（纵横家）、带剑者（墨家侠者与侠客）、患御者（怕被征调作战的人）、工商买卖者等，为扰乱君王法治的五种人，考量历史应除掉他们。本篇亦为历史上公认的韩非子代表作。

韩非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绝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当时，在中国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代表，崇尚“法先王”和“复古”，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坚决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韩非子攻击主张“仁爱”的儒家学说，中国历代封建专制主义极权统治的建立，韩非子的学说是颇有影响的。

韩非子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韩非子的文章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韩非子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

刻认识。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

韩非子所说的君臣关系与孔、孟所讲的君臣关系有很大的区别。孔子认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③君臣关系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孟子认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④孟子还认为，国君若不行“仁政”就可以流放，甚至还认为杀昏暴之君不叫杀君，而叫“诛一夫”。⑤这里，不存在臣对君绝对服从的问题。《韩非子·备内》认为，君臣之间，国君与其家庭成员和左右亲近之间，都充满着尖锐的矛盾。他说，群臣服从国君，并不是有骨肉之亲，而是受到国君权威的束缚，不得不如此。事实上，朝廷里如《韩非子·杨权》所说：是“上下一日百战”。“臣之所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一旦臣下羽毛丰满，条件成熟，就可能对国君取而代之。因此，要巩固国君的地位，就必须加强中央集权。《韩非·杨权》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即把一切大权都集中在国君一人手中，全国各地都对国君负责。《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能独断者，故可以王天下。”韩非这种思想，在君臣关系上，是站在维护国君的绝对统治权的立场上说话的，它直接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秦王朝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韩非子还提出，为了适应中央集权封建专制政权的需要，必须统一人们的思想。他说：“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他主张独尊法家，禁止其他各家学说。甚至他反对知识文化，反对藏书，主张焚书。

被秦始皇所欣赏，并为秦统一全国、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奠定了基础。后所奉行的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在今天也有它一定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其“ 法、术、势” 相结合的理论。

中国正处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时期，原来单纯靠行政手段调节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方法已经不适用，需要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因此，国家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加快了制法的步伐，也制订出了一大批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具有国际适用性的法律法规。韩非子“以法为本”的主张得到现实的实践，成为当代的主流思想。韩非子还强调“以法为教”，也使我们更加懂得，除了制订法律以外，还必须要宣传法律，普及法律知识，让广大人民群众知晓法律，运用法律，遵守法律，使整个社会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风气。

韩非子的“术”是指君王统治的手段和策略，拿到今天来看，可以变为管理者的管理方法。如对被管理者要进行业务考核，要让其名符其实；对工作有成绩的给予褒奖，对工作不称职的给予责罚；在干部任免上要从基层选拔。韩非子说“使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 对于保证管理者的质量至关重要。

“势”就是君主的权力和地位，可以理解为国家权威。无论在专制时代还是民主时代，国家领导者和管理者的权威都是必须肯定的，否则政出多门，言出多家会导致混乱。我们国家正在深化改革，需要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和积极性搞活我们的经济，这就有可能出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情况。某些地区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对于统一的政令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办法，致使中央的许多符合中国人民长远利益的法律、政策贯彻不下去，最终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使老百姓对国家的权威性提出疑问。所以我们必须要树立国家的威信，以便使法律得以贯彻实施。

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多种价值观并存、多种道德观念碰撞的今天，重提韩非子的“法治”思想非常有必要。虽然我们处于不同的时代，但同属新旧观念、新旧体制更替之时，我们也必须把“法”放在首要位置，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辅之以权威和手段，即：“抱法、处势、行术”，使我们的国家更具竞争力，保证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稳步发展。 

评价

司马迁指韩非子好‘刑名法术’且归本于‘黄老之学’，司马迁在《史记》评曰：“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

秦始皇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扬子《法言》曰：或问：“韩非作《说难》之书而卒死乎说难，敢问何反也？”曰：“《说难》盖其所以死乎！”曰：“何也？”“君子以礼动，以义止，合则进，否则退，确乎不忧其不合也。夫说人而忧其不合，则亦无所不至矣。”或曰：“非忧说之不合，非邪？”曰：“说不由道，忧也。由道而不合，非忧也。”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评曰：“臣闻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愍哉！” 

毛泽东在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时批注道：韩非子师从于荀子，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法治、术治、势治三者合一的封建君王统治术，对后世影响很大。

晚年毛泽东曾和他的侄儿毛远新有过一次关于读书学习的谈话。他说：你说的《韩非子》我年轻时就看过几遍，其中的《说难》、《孤愤》、《五蠹》都能背得下来。这个韩非和李斯都是荀况的学生，也都是365备用台湾上有名的大法家.

近代陈启天和常燕生则提出要参考法家理念用以治国。常燕生指出在《法家思想的复兴与中国的起死回生之道》一文的结尾他得出结论说：“中国的起死回生之道就是法家思想的复兴，就是一个新法家思想的出现，对于这个结论，我可以毫不犹疑的向全国民胞保证”。

梁启超则提出“只有法家的法治主义才能救中国”。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法治思想，适应战国末期治理乱世的历史环境，对秦王朝统一中国功不可没。"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中央提出的治国方略，韩非的法治思想是在战国末期礼制遭到严重破坏的形势下形成的治国思想。"以法为核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改造了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中国法治建设具有现实的针对性指导意义。
　　改革图治，变法图强，是韩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内容。韩非用进化的历史观点分析了人类历史，他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并用这种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于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韩非把社会现象同经济条件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极其难得的。韩非对经济与社会治乱的关系有了初步认识，注意到人口增长与财富多寡的关系，他是365备用台湾上第一个提出“人民众而货财寡”会带来社会问题的思想家 

死亡谜案

韩非子之死的母本说法和主流说法见于司马迁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杀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司马迁写韩非子之死，写得简练、生动、传奇，然而太过简略的笔触，给人留下了难以释然的空白。

韩非子即使不死，也早已断绝了活路，——终将走向死路。

当堂溪公言之谆谆地告诫韩非：“臣闻服礼辞让，全之术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术，设度数，臣窃以为危于身而殆于躯。何以效之？所闻先生术曰：“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彊，二子之言已当矣，然而吴起支解而商君车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祸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窃为先生无取焉。”韩非的回答，却显得义正词严，直率而不够礼貌（俩人之间，可能存有年龄差距）：“臣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齐民萌之度，甚未易处也。然所以废先王之教，而行贱臣之所取者，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故不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见民萌之资利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乡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伤臣之实。”

“先王（当为先生）有幸臣之意，然有大伤臣之实。”

韩非认为，堂溪公虽是一番好意，但不了解自己，误解了自己，甚至，伤害了自己。同时，“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见民萌之资利者，贪鄙之为也。”之句表明，韩非早已下定了向死而行的决心，做好了向死而行的准备 。

凄惨结局

因为韩非子和李斯曾经是同窗，李斯深知韩非才能远胜于自己，害怕韩非在秦国得到嬴政的赏识，抢了自己的饭碗，于是向嬴政诬陷诋毁韩非，嬴政当时对李斯是非常信任的，就把韩非打入监狱，韩非就这样被李斯害死在狱中 

名言典故

远水不救近火

人处疾则贵医。

巧诈不如拙诚。

不明察，不能烛私。

不劲直，不能矫奸。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

事以密成，语以泄败

不踬于山，而踬于垤。

以子之矛，陷子之盾。

法不阿贵，绳不挠曲。

治民无常，唯法为冶。

治民者，禁奸于未萌。

战阵之间，不厌诈伪。

长袖善舞，多钱善贾。

不期修古，不法常可。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矜伪不长，盖虚不久。

一家二贵，事乃无功。

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存亡在虚实，不在于众寡。

悬衡而知平，没规而知圆

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

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

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干赏罚。

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

右手画圆，左手画方，不能两成。

小知不可使谋事，小忠不可使主法。

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狡兔尽则良犬烹，敌国灭则谋臣亡。

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难知。

摇镜则不得为明，摇衡则不得为正。

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

火形严，故人鲜灼，水形懦，故人多溺。

以肉去蚁，蚁愈多；以鱼驱蝇，蝇愈至。

敏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

冬日之闭冻也不固，则春夏之长草木也不茂。

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

目失镜，则无以正须眉；身失道，则无以知迷惑。

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

圣人不期循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

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

视强，则目不明；听甚，则耳不聪；思虑过度，则智识乱。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刺骨，故小痛在体而长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国。

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

欲成方面圆而随其规矩，则万事之功形矣，而万物莫不有规矩，议言之士，计会规矩也。

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

小信诚则大信立。

时移而治，不易者乱。

内外相应，言行相称。

明主之道，明于公私。

家有常业，虽饥不饿 。

诞生于韩非著作中的典故比比皆是，是中国文学的璀璨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