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清“四大寇”

人物生平

童年时期

1866年11月12日（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孙中山出生。他成长于一个贫困家庭，其兄孙眉赴茂宜岛垦荒、经营牧场和商店后，家境有所好转。

1875年（光绪元年），孙中山得以入村塾读书，接受传统教育。当时，村中有个太平天国遗兵冯爽观，时常向孩子们讲述太平军反清的故事，孙中山对此很感兴趣，对洪秀全等反清人士亦有了崇拜。 

艰苦探索

1879年（光绪五年），孙中山随母赴檀香山。他的长兄孙眉资助孙中山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式的近代教育。1883年（光绪九年），孙中山自檀香山归国。他对祖国的贫困落后颇感不满。居翠亨期间，在他倡议下，村里采取了一些兴革乡政的措施，“如教育、防盗、街灯、清道、防病，皆为筹办”。 为破除封建迷信，他又与同村好友陆皓东毁坏了北帝庙偶像。这种渎神行为遭到村民的指责，他被迫赴香港。年底，孙中山在香港入基督教。1883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孙中山目睹清政府的卖国、专制和腐败，开始产生反清和以资产阶级政治方案改造中国的思想，经常发表反清言论，同时与早期的改良主义者何启、郑观应等有所交往。

1892年（光绪十八年），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随后

孙中山生平图片在澳门、广州等地一面行医，一面结纳反清秘密会社，准备创立革命团体。

1894年（光绪二十年），孙中山上书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革主张，但未被接受。同年11月，孙中山从上海去檀香山，组织兴中会，取“振兴中华”之意，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为誓词。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2月，在香港联合当地爱国知识分子的组织辅仁文社，建立香港兴中会。同年10月，兴中会密谋在广州起义，事泄失败。孙中山被迫亡命海外。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10月，在英国伦敦曾被清公使馆诱捕，经英国友人康德黎等营救脱险。此后，孙中山详细考察欧美各国的经济、政治状况，研究了多种流派的政治学说，并与欧美各国进步人士接触，产生了具有特色的民生主义理论，三民主义思想由此初步形成。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孙中山赴日本，结交其朝野人士。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10月，派郑士良到广东惠州（即惠阳）三洲田发动起义。义军奋战半月，开始颇为得手，后因饷械不继而失败。戊戌变法以后，因日本友好人士的活动，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曾商谈过合作问题，但因改良派坚持保皇、反对革命，合作未能实现。

投身革命

1904年（光绪三十年）11月，孙中山重抵檀香山。20多名华侨青年接受他的倡仪，举行会议，成立了兴中会，选举刘祥（商店司理）、何宽（银行经理）为正副主席。孙中山起草了《兴中会章程》，强调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严重性，规定以“振兴中华”作为立会的主要宗旨。他还起草入会的秘密誓词，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 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建立新制度为目标的民主革命纲领。兴中会成立后又在夏威夷一些地方建立分会，会员增至百余人。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兴中会曾组织会员进行军事训练，向爱国侨胞募集资金，以为反清武装起义作准备。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在比、德、法等国的留学生中建立了革命团体，在此期间也与国内的革命团体和革命志士建立了联系。8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孙中山派人到国内外各地发展组织、宣传革命。他自己也在1905至1906年间赴东南亚各地向华侨宣传和募集革命经费，在一些地方创立同盟会的支部。他广泛传播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使更多的人投身于反清革命。孙中山领导的对改良派的批判，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作了有力的思想准备。从1906至1911年，同盟会在华南各地组织多次武装起义，孙中山为起义制定战略方针，并在海外奔走，为起义筹募经费。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12月镇南关起义时，孙中山还亲临前线参加战斗。各次起义都因缺乏群众基础、组织不够严密而失败，但革命党人前仆后继，英勇战斗，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特别是1911年（宣统三年）4月27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 

推翻帝制

1911年（宣统三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孙中山在美国得知消息后，12月下旬回国，即被17省代表以每省1票的方式16票赞成1票反对的结果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民国元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就职，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2月12日，宣统帝（溥仪）宣布退位，267年的清朝统治和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建立了共和国。孙中山制定和公布一系列改革和进步的法令，3月11日，颁布带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由于受到帝

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强大压力与革命党本身的涣散无力，孙中山被迫在清帝退位后，于1912年2月13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4月1日正式解职。此后一年多，孙中山积极宣传民生主义，号召实行平均地权，提倡兴办实业；还亲自担任了全国铁路督办，力图筹借外资修筑铁路干线。但因政权落在袁世凯手中，其10万英里的铁路规划也远非当时国力所能负荷，孙中山的设想并未成为现实。 

同年8月，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孙中山被推举为理事长。1913年（民国二年）3月，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武士英暗杀，孙中山认为是袁世凯所为，主张武力讨袁。7月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度流亡日本。

1914年（民国三年）6月，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希望恢复和发扬同盟会的精神。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孙中山于1915年（民国四年）5月初回到国内，继续为捍卫共和制度而斗争。旋又返日，10月25日在东京与宋庆龄结婚。

1917年（民国六年）7月，因段祺瑞为首领的北洋军阀解散国会和废弃《临时约法》，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军政府，被推举为大元帅，进行护法战争。但孙中山在军政府内备受军阀、政客的排挤，不得不于1918年（民国七年）5月辞去大元帅职务。第一次护法战争的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从1918至1920年，孙中山完成过去已着手撰写的《建国方略》，对以往的革命经验进行总结，提出了改造和建设中国的宏伟计划。 

联俄容共

1917年（民国六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孙中山于次年夏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祝贺俄国革命的伟大胜利。1919年（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给予孙中山以很大的鼓舞，他高度评价和支持学生运动。1919年8月，孙中山委派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等人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大力宣传民主革命理论。10月，宣布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1920年（民国九年）8月，孙中山指示驻闽、粤军回师广东，驱逐了桂系军阀。11月，孙中山回到广州，重举护法旗帜。孙中山从1920年（民国九年）开始与苏俄人士接触。1921年（民国十年）5月，在广州就任非常国会推举的非常大总统，接着出师广西，消灭了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势力，准备以两广为根据地北伐。12月，孙中山在桂林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讨论建立革命党和革命武装问题。

1922年（民国十一年）4月，又在广州与苏俄的全权

代表会见，从幻想向帝国主义寻求援助转而希望联俄。6月，因政见不合与陈炯明决裂，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再赴上海。此后，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帮助，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23年（民国十二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奠定了联俄政策的基础，随即派廖仲恺赴日与越飞谈判。同时，表示服从孙中山的滇、桂军队将陈炯明逐出广州，2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重建陆海军大本营，以大元帅名义统率各军，综理政务。与此同时，逐步加紧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准备工作。8月，派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考察政治、党务和军事。10月，聘请苏联派来的鲍罗廷为顾问，接着，委任廖仲恺、谭平山等组成新的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筹备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1924年（民国十三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纲、党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同时创办黄埔军官学校，训练革命武装干部。 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陷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他决心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欢迎李大钊等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5月，孙中山在广州黄埔长州岛创立陆军军官学校，为建立革命军队打下基础。 

革命未成

孙中山早期曾努力争取日、英、法、美等国援助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但均无所获。他在斗争中认识到，要争取中国独立富强就必须努力推翻帝国主义。晚年，他同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4年（民国十三年）10月，奉系军阀的张作霖和直系将领冯玉祥联合推翻曹锟为总统的直系军阀政权。

孙中山逝世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先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接受邀请，并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作为解决时局的办法。11月，离广州北上，先抵上海，再绕道日本赴天津。12月底，扶病到达北京。

1925年（民国十四年）3月12日，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逝世前夕签署的遗嘱，包括《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三个文件。在国事遗嘱中，他总结了40年的革命经验，得出结论说：“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

遗嘱指出，要按他“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在家事遗嘱中，说明将遗下的书籍、衣物、住宅等留给宋庆龄作为纪念，要求子女们继承他的革命遗志。在致苏俄遗书中，阐明他实行三大革命政策，坚持反帝爱国事业的坚定信念，表示“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1929年，遗体由北京移葬南京紫金山南麓的中山陵。 

（概述图片以及孙中山生平图册部分照片来源于 ）

为政举措

政治

三民主义

孙中山毕生坚持“三民主义”，坚持民族、民

主救中国和三民主义救中国的信念与理想。

辛亥革命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的“三民主义”理念。

倡导“权能区分”——“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推行“万能政府”——“广兴福利，大有为式”。

注释“人民之权”——政权应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项。

注释“政府之能”——“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是为“五权宪法”。

阐明人民行使政权的基本训练与条件：民权初步，即议事规则。

提出中央与地方的“均权制度”，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

建国方略

在政治现代化建设方面，主张渐进主义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说：“军政时期优先消灭军阀土匪，应实行军管。训政时期优先基础建设与民权初步训练，应实行一党执政。宪政实行之条件是全国半数以上县市具有选举罢免地方首长之条件，公民具有发动创制复决之条件，则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还政于民，实行多党竞争的现代政治制度。”

推行以王道为基础的区域合作和政治架构：大亚洲主义，以及向国际投资开放的实业计划。

联俄容共

孙中山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为自己的座右铭，强调要“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孙中山注重学习世界上的先进知识和有益思想成果，并希望结合中国的实际用来改造中国。孙中山十分关注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敏锐地认识到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对中国变革的重要影响，毅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赋予三民主义思想以新的内涵。三大政策是孙中山的重要政治主张，是他倡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从屡受挫折转向成功、进而取得显著成就的正确道路。 

经济

在经济方面，提倡社会互助理论：“人类进化之原则与物种进化之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

文化

宗教

孙中山青少年时曾信基督教,当时极端排斥中华民间信仰与道教等信仰，否定神佛有灵，还打断神像之手。孙中山早年游家乡北帝庙时曾折断佛手，并说：“佛若果有灵，能即祸我！木偶由人而作，岂能操人祸福哉？”十三岁时在夏威夷读书曾接触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后来又在教会学校读书，对基督教产生兴趣，在香港拔萃书室受洗加入基督教。从事革命事业成立兴中会后，利用宗教进行革命。民国成立后，主张政教分立、宗教自由，注意宗教在道德建设方面的功效，于是说“佛教乃救世之仁，佛学是哲学之母；宗教是造成民族，和维持民族一种雄大之自然力；人民不可无宗教之思想。研究佛学，可补科学之偏”。1918年南京栖霞寺重修，孙中山率先“捐银币万元”。

他就自己对基督教的态度转变作了回顾：“予于耶稣教之信心，随研究科学而薄弱。予在香港医学校时，颇感耶稣教之不合伦理，固不安于心，遂至翻阅哲学书籍。当时予之所信，大倾于进化论”，他指出：“宗教的感觉，专是服从古人的经传。古人所说的话，不管他是对不对，总是服从，所以说是迷信。就宗教和科学比较起来，科学自然较优”。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成，既成人形，当从人形更进化而人于神圣。是故欲造成人格，必当消灭兽性，发生神性，那么才算是人类进步到了极点。人类是由极单简的动物，慢慢变成复杂的动物，以至于猩猩，更进而成人。

晚年就西方对中国的宗教侵略抨击：“他们用政治力和经济力来掠夺中国人的物质还不算，又用宗教来耗夺中国人的精神。一班神甫牧师倚仗着他们的国力，包庇教民，干预词讼，欺压其教以外的人，无所不至，受其虐者忍心刺骨。”

主要著作

诗词

《挽刘道一》 

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

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

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

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这是孙中山唯一流传下来的完整的诗。诗中祭奠和追思的是萍浏醴起义烈士刘道一。 

文献

人物轶事

名字

孙中山使用过不少名字，

多数是为了宣扬革命或摆脱通缉而取的，部分则在于表达人生期望。孙中山还用过陈文、山月、杜嘉偌、公武、帝朱、高达生、吴仲等化名，以及杞忧公子、中原逐鹿士、南洋小学生、南洋一学生等笔名。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不再面临满清的追捕，其本人之所有公私档案均以本名“孙文”署名。

此外，孙中山曾自称为洪秀全第二，并认为洪氏为“反清英雄第一人”。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孙接受西式教育，不受传统忠君观念束缚，才敢于如此自称；民国时期历史教科书亦采用此说。

至于“孙大炮”这个当时政治对手揶揄孙文的外号，在辛亥革命前已有，大炮是粤语“不切实际之人”的意思，暗讽孙文言辞夸大不实。

清政府官方文件中，皆在其名字“文”上作文章，加上三点水部首，贬称其为孙汶。“汶汶”一词，出自《史记·屈原列传》：“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注解此文的人，或说“汶汶，犹昏暗不明也”，或说“蒙垢尘也”，或说“玷污也”。

尊称

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后，当时于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公祭时，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特致送巨型素花横额（阔丈余，高四、五尺），当中大书“国父”二字，他的唁电挽幛，均称“国父”，这是孙中山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

抗日战争中期的1940年3月21日，

孙中山与宋庆龄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以表尊崇。根据中常会的决议，国民政府以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于同年4月1日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同年5月29日，国民政府又发布明令，规定在政府公家机关、民众团体应一律改称国父，在国民党党内称国父或总理均可，民间已印就之图书文字，不必强令改易。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则未以官方名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国的国父为孙中山或其他任何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中国共产党在正式的场合或文书上提及孙中山时，通常使用的称号是“革命的先行者”，从未称孙中山为国父。

（孙中山与宋庆龄图册图片来源于 ）

遗嘱

孙中山临终前十七天，即1925年2月24日，知道自己病已不治，预立了三份遗嘱，这三份遗嘱是《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前两份遗嘱由孙中山口授，汪精卫笔录。《致苏联遗书》则是由孙中山以英语口授，他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等笔录。孙中山口授遗嘱时，在场的宋子文、孙科、孔祥熙、邵元冲、吴敬恒、戴恩赛、何香凝、邹鲁、戴季陶等人都作为证明人在遗嘱上签了字。孙中山本来也要签字的，但是，因为听见宋庆龄在邻室悲泣，他不忍心让宋庆龄伤心，这天就没在遗嘱上签字。直到3月11日凌晨一时，他自知在世不久，才在遗嘱上补签上自己的名字。

孙中山《遗嘱》的全文是：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中山在病危之中，仍念念不忘拯救中国、拯救民众。当时的中国处于军阀割据混战四分五裂状态，段祺瑞坚持召开“善后会议”，实行军阀间的重新分赃，使中国继续处于军阀割据的分裂局面。孙中山则极力谋求和平统一主张召开有各界民众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决定国家的统一和建设大计，并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摆脱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束缚，从而建设一个新的中国。孙中山在遗嘱中谆谆以此为嘱，把希望寄托于“唤起民众”，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之心。

孙中山一生奔走革命，真正做到鞠躬尽瘁，他临终时遗留下的私产，除了衣物书籍外，只有一幢南美华侨赠送给他的上海住宅（即上海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他的《家事遗嘱》写道：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衣物书籍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

余之儿女，已成长，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孙中山晚年得到苏联的帮助，俄国革命的成功给他很大的鼓舞，他亲自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强调“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孙中山临终前夕，再次把希望寄托于苏联，特地口授了《致苏联遗书》。这份遗书的中文译文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正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也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孙逸仙（签字）”  

人物评价

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高度地评价了孙中山的一生。他说“孙中山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强调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孙中山是一个谦虚的人。从他注意研究365备用台湾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方面，知道他是很谦虚的。”、“他全心全意地为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 

朱德：孙中山先生在四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充分地表现了坚决和勇敢的革命精神。他不怕困难和失败，他在遭受失败后，又整顿好革命队伍，重新走上战场。孙中山先生能够随着历史的变化不断地进步，由早期的主张推翻皇帝、建立民国而进到晚年的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由倡导民主革命而进到主张实现世界大同。在孙中山的一生中，他的革命精神永远是在前进的。 

刘少奇说：“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现在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就是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 

邓小平：邓小平的谈话将孙中山的伟大的历史功绩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二是开创国共合作，导致了北伐战争的胜利。 

江泽民：在1996年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纪念大会上，江泽民就指出：“孙中山先生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在我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人士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孙中山先生代表着一个时代。” 

胡锦涛：2006年11月12日，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锦涛以“三个一生”、三个“始终”，高度评价了孙中山的一生：“孙中山先生一生追求真理，始终与时俱进；一生不懈奋斗，始终坚韧不拔；一生热爱祖国，始终致力于振兴中华。” 

习近平：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侵略蹂躏、封建统治的腐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无数仁人志士奋起寻求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道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列宁：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称赞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 

陈锡祺：孙中山先生领导创立了365备用台湾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提出过系统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建设计划，这充分显示了孙中山先生的气魄与眼光，他的很多设想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 

孙穗芳：祖父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人，他的生活很艰辛，为了救国，他经常是吃不饱睡不好，颠沛流离。这些年我寻访祖父足迹的讲演经历，让我亲身体会到他的这种艰辛。 

韦慕庭：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在他生前确实没有成功，他未能及身看到祖国的独立和富强，在这个意义上，孙中山可说是个失败者。但是，他对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的巨大影响，始终激励着中国人民为祖国的独立和富强而斗争；在他身后，中国革命成功了，中华民族继承孙中山遗志，终于取得全世界瞩目的进步，在这个意义上，孙中山又不能说是一个失败者。 

后世纪念

2015年11月8日，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2016年11月12日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

诞辰150周年纪念日。为缅怀孙中山先生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所建立的历史功勋，学习、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和进取精神，巩固和发展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最大限度地把全民族的力量凝聚起来，致力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届时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 

2016年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91周年纪念日。当天上午，马英九以中国国民党最高从政党员身份，到台北孙中山纪念馆向中山先生铜像献花致敬 。

人物生平

读书期间，陈少白的三叔陈麦南常携多种西文译本给他阅读。

1888年入广州格致书院。1890年入香港西医书院，与孙中山拜盟为兄弟。每于学课余暇，与孙中山、尤列、杨鹤龄聚会于杨耀记，畅谈革命，无所忌讳。1892年辍学与孙中山一起奔走革命。1895年参与组织香港兴中会，筹备广州起义，事败与孙中山、郑士良逃亡日本，成立兴中会横滨分会。1897年去台湾设立兴中会分会。1899年奉孙命回香港创办《中国日报》，宣传革命，与保皇会刊论战。同时联络三合会、哥老会，与毕永年等组织兴汉会，推孙为总会长。 　1900年在香港策应惠州起义。1905年任中国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1911年任广东军政府外交司司长。不久辞职，成立粤航公司，任总司理。1915年与李煜堂设立上海保险公司，任主席。1921年任中华民国总统府顾问、大本营参议。次年1月任国立中华国民银行监督。陈炯明叛变后辞职回故里，致力家乡建设。1934年12月23日在北平病逝。著由《兴中会革命史要》、《兴中会革命史别录》等。

陈少白六岁入私垫，到少白步人青年时，适产美国教会哈巴牧师来

广东开办广州格致书院（即岭南大学前身）。1888年开始招生，少白第一个报考，并被录取人学。读书期间，陈少白的三叔陈麦南常携多种西文译本给他阅读。

少白从中看到世界局势的变化，并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的启蒙。他常与人说：“革命思想，多得于季父。”

21岁入香港西医书院。与孙中山、尢列和杨鹤龄被清政府称为“四大寇”。

1889年结识孙中山，以后共同从事革命活动。1895年加入兴中会，广州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

光绪十八年辍 学追随孙中山，先后到香港、澳门、广州等地行医和开设药局。

光绪十九年春，孙中山在广州西关冼基开设东西药局，陈少白帮助料理店务

。

翌年，孙中山奔走革命无暇顾及医务，陈负责处理股本，结束药局。光绪二十一年参与在香港创设兴中会总部，研究攻取广州计划。广州起义失败后辗转英、日、新加坡、越南和港、澳、台地区宣传革命，筹措经费，全力辅助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光绪二十五年奉孙中山之命到香港筹资创办.《中国日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创刊，任报社首任社长和总编辑。该社成为策划起义的大本营。

光绪二十六年惠州起义失败后，对走避香港的义士给予安置。

光绪二十九年在《中国日报》并入文裕堂印务公司后，任公司经理，仍负责报务。与此同时曾与程子仪、李纪堂等创办天演公司，开办彩南歌戏班，排演《文天祥殉国》、《六国朝宗》、《儿女英雄》等新戏，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

光绪三十一年香港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被选为分会会长，支持并组织粤路股东成立维护路权会。

光绪三十二年辞去《中国日报》社长之职。

光绪三十四年，帮助广州西关的振天声剧社赴南洋演出爱国剧目，受到侨胞的欢

迎。辛亥革命后广东独立，任广东都督府外交司长，数月后辞职，首先提出由华人自组航运公司。粤航公司成立，被推举为总司理，购买法商公司哈德安、播宝两轮，航行于广州、香港间，在收回外国人租赁的西堤联兴码头泊靠轮船。

1919年粤航公司停办，陈白沙把公司的船只卖给英国，返还本息。出资购下联兴码头，并在码头旁(今沿江西路)建一楼宇，取名为"塔影楼"，作为事务所及家居。 1921年5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受聘为总统顾问，协助孙中山督师北伐。

1922年因陈炯明叛变辞职回故里，从此专心家乡建设，在新会外海乡曾任民团保甲局长，乡事委员会主席、新会第四区区长兼外海乡乡长等职，热心整理乡政，禁烟禁赌，兴修公路，筹办中小学等，有暇并撰文吟诗。

1930年被任命为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晚年著有《兴中会革命史要》、《兴中会革命史别录》等。后为谢绝陈济棠邀请重返政坛而常避居北平(今北京市)。

投身民革

1890年，陈少白赴香港前，经广州传教士区鱼鱼的介绍，认识了当时正在香港西医书院（雅丽氏医院）读书的孙中山，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契。后经孙中山介绍，并得西医书院教务长康德黎批准，陈少白

由广州格致书院转到香港的中医书院就读。从此，他们便朝夕相处，结为知交。与此同时，他们又认识了尢烈（顺德县人）和杨鹤龄（中山县人），彼此志趣相同，抱负一致，立誓“驱除满人，实行大同、四人一心、复国是从、至死不渝、务求成功”。当时清廷称他们为“四大寇”。

1892年，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到广州开设东西药局，一面挂牌行医，一面进行革命活动。这时，陈少白急不可待，未毕业便辍学，随孙中山来往广州与香港之间，协助孙中山宣传革命思想。从这时候起，他为自己改名陈少白（取此名，系出于对家乡先贤陈白沙（献章）的钦仰）。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二年，孙中山返香港与陈少白等建立了兴中会总机关，在省港澳地区秘密串连发动革命志士，为武装起义做准备工作。孙中山与陈少白曾到外海荼庵寺，以民族大义说服曾是洪秀全部下的慧真和尚加人兴中会。

1895年，广州乙未起义前，孙中山、陈少白、黄睐康、何放等在香港卉花酒搂聚会，

筹划发动广州起义事宜,后因谋事不密．起义失败。陈少白随孙中山赴日本避难。他们很快又建立了兴中会日本分会。稍后，孙中山赴檀香山，陈少白则留日本，在此期间，他广交朋友，结识了日本志士曾根俊虎及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等，并取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后来这些日本友人还到过中国，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做了不少工作。此外、他还向日本华侨继续宣传革命道理。

1897年、陈少白到台湾、在台湾建立了兴中分会。

孙中山在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总结经验教训，他认为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革命宣传未能深人人心。因此决定在香港办报，利用报纸宣传革命道理。陈少白根据孙中山的意见，马上进行筹备。1899年秋，他从日本购进印刷机器、铅字等设备。

创办日报

1900年元月下旬，陈少白用服部次郎的化名，创办出中国民主革命派的第一张报纸——《中国日报》，并亲任该报社长和总编辑、杨少欧、陈春生、冯自由等先后任主笔，胡汉民、章炳麟任特约撰述。在陈少白的主持下，《中国日报》刊登了一批宣传革命的文章，其中《民主主义与中国革命之前途》等文章．对唤醒人民群众起来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份报纸，成了宣传革命道理的重要阵地。

而该报社址，也成为组织和领导革命的机关。国民党元老邹鲁在他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书中，曾记述这份报纸的作用。自己到广州一役失败后，中山久在日本重图大举，知创设宣传机关之必要，始于己亥秋问，派陈少白至香港筹办党报，兼为一切党务军务之进行机关……。香港中国日报为革命机关之元袒，自己亥以迄辛亥（1899——1911年）此十三年中、兴中会及同盟会所经历之党务军务，皆藉此报为唯一之喉舌，中间遭遇无数之风潮，及重大阻力，均能独立不挠，奋斗不懈，清、英二国政府，均无如之何……”该报还在排版方法上、首次改变从前中文报纸的直排长行惯例，采用横排短行的版式，为以后报纸所效法。

陈少白在主持《中国日报》的同时，与程子仪等创办天演公司，开办“采南歌剧社”，招收青少年学员加以训练，排演《文天祥殉国》等新戏，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并为香港振天声白话剧社编写《自由花》、《赌世界》、《鸣不平》等具有爱国主义和反封建内容的剧本演出。

按照孙中山的意思，为了更好地园绪各种反封建的革命力量，陈少白加人广东的三合会，被封为“白扇”（即军师），后再加人哥老会，被推为“龙头”（即首领）。旋即会同三合会、哥老会两股势力与兴中会联合，于1900年春，在香港召开联合大会，决定共同组织兴汉会，选孙中山为总会长、陈少白为实际主持人。该组织把带有地方派别观念和江湖习气的会党势力，集结到革命旗帜下，成为民族民主革命早期的武装力量。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陈少白、冯自由等人便在香港以兴中会为基础，进行改组，大量吸收新会员，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广东宣布独立，胡汉民出任都督，陈少白受任外交司司长。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外交权归中央。陈少白便辞去外交司长职，致力发展交通事业。他组织粤航公司，收回外商所租赁的广州西堤大码头，从法国商处购买两艘轮船，行驶广州、香港之间。

辞官归田

1921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陈少白被聘为总统府顾问，参与国事。但过了不久，陈少白便辞官归田，回故乡江门市郊外海镇。

陈少白返回故乡后，本无意再为官、但乡亲力推他出任乡事委员会主席、民国保甲局长、乡长兼新会县第四区区长等职，他只好接受了。在任职期间，他重视发展教育和交通公益事业。归乡之初，便亲任乡立第一小学名誉校长，带头捐资建设“梦桥校舍”，后又发动挚友陈英三捐建校舍一座、还动员其他富有乡绅合捐一座，以这三座校舍作为乡立第一小学校址。他还捐资购买校舍附近。余亩土地扩大校园，开辟农场给学生作生产劳动之用。在陈少白的带动下，外海的五禺小学、远贻小学、阿禺小学、敦陆小学等校舍，相继由海内外乡亲捐资或由袒当资助建成，为全乡青少年创造了接受教育的良好条件。 陈少白还为繁荣家乡外海的经济，做了多方面的工作。在他的提议下，乡亲们拆建、扩宽了外海墟镇街道，修筑了行车公路。他们首先建起了外海市场中心大街，接著建中华路、杏林路，继而修筑外海至江门7公里长的公路。在改建外海墟镇和筑路的工程中，需要微用沿途店铺、房屋和微用农田土地，这遭到了旧势力的阻挠，有人向县府投诉；有人受房长劣绅蒙蔽指使，被苏带孝跪在陈氏门前哭丧房骂，甚至用屎炭秽物掷人其屋，试图阻挠筑路工程的进行。但陈少白丝毫不为所动，他耐心开导群众，联络乡中父老，力陈拆建街道和修路的好处。排除困阻，使各项工程得以完成。这些工程的完成，有效地改善了外海的环境和交通运输。

陈少白主持乡政期间，在整顿乡中治安方面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当时的外海，赌风颇盛，赌场林立，盗窃案件不断发生。面对这种情况，少白欲想禁赌，又碍于当时开赌属合法，他便力劝戒赌。

还命乡公所团练丁勇阻止青少年进人赌馆、他自己则手执藤条，坐在赌场门外，劝阻陈姓子侑不得聚赌，从此，不少赌徒浪子回头，盗窃案也随之减少，乡中风气为之改观。陈少白在乡期间，还办了一些为后人所称颂的事，如建立乡公所，改变借用大祠堂办公旧习；清理田亩赋税，杜绝土豪劣绅凭势舞弊；提倡绿化，美化环境，指定凡公路、住宅、学校旁边和山

地都要种植树木；策划重修茶庵寺；建望月台和红叶桥，修挖丹沙井等。今天，当人们享受著外海镇茶庵公园的片片绿荫时，仍然忘不了少白的功劳。

1934年，陈少白得病易地至北京人德国医院，12月23日，因医治无效逝世，终年65岁。他的灵柩于1935年3月由当时交通、铁路两个部派兵护送，用“坚如号”舰运返外海，沿途各界团体出来公祭，国民政府派代表送殡，灵柩运抵外海后，葬于茶庵寺山腰上。政府当局还拨专欺为其修建坟墓，第二年坟墓建成，墓碑上刻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题字，上书“陈少白先生之墓”宇样。国民党要人居正亲临主祭。并为其题挽诗是：“开济艰难推此老，中山朋友独斯人。我来恭祭无穷感，愿祝英灵枯国民！”

1990年，外海镇政府对陈少白的故居“莎萝坪”进行了重修翻新，供人们参观游览。陈少白生前著有《兴中会革命史要》,《兴中会革命史别录》。

名人事迹

名人故居

陈少白故居位于江门市江海区外海镇南华里，占地面积约2余亩。陈少白

(1869-1934年)，名白，幼名闻绍，号夔石，江门外海人。清末期间，陈少白追随孙中山先生策动辛亥革命，被清政府列为“四大寇”之一。

故居分两处，隔河相望，以白桥连为一体。桥的一边是“白园”，另一边是一座“三合院”式的居所。始建于1929年，自少白逝世后，其家居多旅居外地，楼宇日久失修，渐显颓败。1991年春，外海镇政府对“白园”和园内的“莎萝坪”、“粥锅亭”、“瞻云台”等建筑，以及“三合院”和院内的“亚字楼”等都一一进行了修复，并在故居内设立“陈少白事迹陈列馆”，陈列大量名人字画及历史文物。使故居还其原貌，焕发青春。

名人事迹

一次梁启超追随康有为逃日本避难，恰孙中山也在日，中山以康梁亦为满清压迫，经此惨祸当能自省，乃请人约见。但康有为等人却坚持以“大清子民”为念，要死保光绪帝，将孙中山看作是乱党，拒绝合作，但随着孙中山的反满主张在日本华人中影响日益壮大，康有为拉拢孙中山的部下派梁启超等人前去协商合作，但梁等人要求孙中山放弃原来主张加入他们的勤王运动，梁将孙中山、陈少白等人诓骗到他们的巢穴，忽然摆出香案祭出所谓光绪的衣带诏要孙中山等人叩拜，孙拒绝，梁却指使众人不让他们走，陈少白大怒，一把抓住梁启超的衣领轮起左臂就是一记耳光，打得梁踉跄几步几乎摔倒，接着一脚踢翻香案扯碎衣带，曰“我乃堂堂炎黄子孙，岂做奴才拜此小丑，尔辈甘为满洲奴者，可鄙！”吓得康党众人皆退。

名人轶事

公元1931年，先生任外海乡长期间，正陈济堂主粤时代。当时广东省公开承包烟、赌，规定那些专营烟、赌业的商人要想在那里开设烟、赌业的，就要先向省财政厅投承那个地方的所谓“防务”和交清饷金、“保护”费等，才可以正式开业。陈少白所在的外海乡也不例外，赌风盛行，赌馆林立，如新横街、旧横街、骑楼街、烧猪巷......。陈少白目睹了这一切，为了当地的治安安稳，他决定在外海乡范围内实行禁赌宣传教育。列举赌博的危害性事例，如果有族中青年进入赌馆进行赌博，待赌完出赌馆后，尾随的便衣乡勇就将他带到“白叔”处进行教育，经过“白叔”教育过的赌徒，再也不敢进入赌馆了，渐渐地，外海乡这四条“赌街”的赌馆由此而关闭。但承包赌馆的商人不甘白白亏蚀本金，联名往江门、广州等地以破坏“防务”罪告发陈少白。广州和江门会同派出专员来外海乡调查了解此事，陈少白却义正词严地回答他们：“我一没进赌馆禁赌，二没派人捉赌徒，他们凭什么证据告我破坏你们的”防务“呢”？一句话，驳得专员目瞪口呆。“白叔”的这一举措，是按照家教之方法对青年嗜赌者进行教育的一种新方法。所以，省财政厅和当地驻军（陈济堂时代的第二军香翰屏的防地）抓不到“白叔”的把柄，也无可奈何，只有不了了之。 

生平简介

尢列（1866年—1936年），字令季，别字少纨，号小园，又号吴兴季子，晚号钵华道人。1866

年生于广东顺德县北水乡新基坊。十七岁时在上海参加洪门，二十二岁入广州算学馆，结识孙中山、郑士良，常与孙中山、杨鹤龄、陈少白等畅谈革命，时人称之为“四大寇”。1895年在香港参与组织兴中会，名曰“干亨行”。曾先后参加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的筹划工作。1900年赴日本，被选为中和堂会长。次年赴南洋，于各地组织中和堂分会，以联络华侨中工人与小商贩，并在新加坡创办《图南日报》，宣传革命思想。至同盟会成立，中和堂遂归于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反对袁世凯称帝，并组织救世军进行讨袁活动。1921年任孙中山护法军政府顾问。后脱离政界，南返香港，居香港设皇觉书院讲学。以教授蒙童为生。1936年9月扶病入京，面陈救国方略。不久病逝于南京，著有《四书章句易解》、《四书新案》等。<尤列集>由尤嘉博先生将尤列先生的有关资料汇集而成，叙述其生平事略，展现其宝贵遗作等。

主要经历

1865年出生于顺德杏坛北水新基坊的一个书香世家。尢列从小博闻强记，所读的书到中年还能背诵半数，孙中山在日本横滨时曾当面称他是“石龟肚”（即记忆力特别强）。尢列在学堂读书时，他受业师陆蒲泉影响，很早就萌发反清意识，绝意科举计进。他17岁时在上海参加江门。

1886年入广州算学馆，毕业后充广东沙田局丈算总目，又任广东舆图局测绘生。两年后毕业，任广东沙田局丈算总目、广东与图局测绘生、香港华民政务司署书记。

1893年与孙中山、陆皓东等聚于城南广雅书局之抗风轩，议设兴中会，但未得成立。尢列同陆皓东、周昭岳回顺德北水创办“兴利蚕种公司”，以经营优良蚕种为掩护，秘密进行革命串联活动，孙中山多次到此议事。

1895年与孙中山、陈少白等组织香港兴中会，设机关部，对外称“乾亨行”，准备广州起义，失败后逃亡西贡。1897年在九龙成立中和堂，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00年惠州三洲田起义（今深圳盐田与龙岗交界，属盐田区管辖）时，去长江流域谋响应，尢列参与惠州起义失败，遭清政府严缉，与孙中山东渡日本，二人同住横滨市前田町，共议“开导侨界，沟通学界”的行动计划，并拟定“中华民国”国号。后赴日本及南洋各地，设立中和堂分部，联络华侨中工人与小商，并在新加坡出版《图南日报》。任《图南日报》名誉总编。辛亥革命后反对袁世凯称帝，组织救世军。他参加了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往西贡，在南洋发起中和堂。

1906年，受孙中山指派，建立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募集资金援助国内武装起义。

1910年，尢列秘密归国襄助蔡锷举义。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他组织中和堂北伐军，并策动滇、黔等省兵力东向抗击清朝残余武装势力。

1913年春，袁世凯企图笼络尢列反孙，尢列坚决拒绝，东渡日本避难。1912年，孙中山策划督师北伐，派人邀请尢列回广州任顾问，尢列欣然应聘。但不久与胡汉民、陈少白等人政见不合，赴香港定居。在香港创办书院，鼓吹孔教伦理救国。1921年，尤列任孙中山总统府顾问。二次革命时东渡日本，闭户著书，后居香港设皇党书院讲学。

1936年9月，尢列自知不久于人世，扶病到南京谒祭中山陵。同年11月12日，即孙中山冥寿之日，享年七十有一。著有《四书章节易解》《四书新案》等。

革命活动

孙中山、杨鹤龄、尤列、陈少白，志同道合，在清王朝封建专制高压之下，竟无所顾忌，“大放厥词”反清，被时人称为“四大寇”。

尤列常常对同学谈起太平天国的佚事，讲述太平天国许多领袖的英雄事迹；尤其推崇洪秀全，把洪秀全称为“反清第一英雄”，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极表惋惜。与此同时，他自诩为“洪秀全第二”，表达了要担负起太平天国英雄未竟事业的强烈愿望和巨大决心。

在西医书院那几年，孙中山利用课余、假日，于香港、澳门两地来往甚勤，旨在交结有识之士，共同寻找救国真理，探索革命道路。其中香港有三人最与孙中山志趣相投，无所不谈，有“四大寇”之称。那三人是杨鹤龄、尤列和陈少白。

尤列那时在广州算学馆读书。毕业后，经考试，来香港任华民政务司书记。到达香港之后，他便去拜访孙中山。

由于四个人情趣相同，具有共同的志向抱负，孙中山便提议立约盟誓，以表共同革命的坚定信念。 孙中山的提议得到了其他三人的一致赞同。尤列自告奋勇。立即提笔起草，草成后由其余三人-一看过，都觉满意。于是再由陈少白用白纸誊正。誓词的原文如下：宣誓人XXX等精诚宣誓，天地鉴容，驱除满人，实行大同。四人一心，复国是从，至死不渝，务求成功。此誓。

戊子年九月初五日

尢列，广东省顺德县人，乙丑正月十七日出生，二十四岁。

孙逸仙，广东省香山县人，丙寅十月初六日出生，二十三岁。

杨鹤龄，广东省香山县人，戊辰六月初十日出生，二十一岁。

陈少白，广东省新会县人，庚午七月十五日出生，十九岁。

宣誓书的签名，是按年龄大小依次排列的。他们立誓的目的，只想驱除满人，恢复大汉中华，实行共同理想，还没有具体的革命纲领。签过名后，四人整肃衣冠，点燃香烛，同时对天盟誓。仪式虽然简单，但却十分严肃而隆重。宣誓完毕，四人又到西医书院拍照留念。

从此，“四大寇”的称呼就在他们的亲戚朋友中传扬开来。

人物故居

尢家大宅始建于1837年，上世纪六十年代被破坏。以前尤家大宅占地几十亩，有新旧两个花园。1895年尢列与陆皓东、周昭岳等人回北水创办"兴利"蚕种公司，以经营优良蚕种为掩护，秘密进行革命串联活动。孙中山多次在此议事，并为书问榜“兴利在我，利归于农”，陆皓东也在此绘出“青天白日旗”的初样。

据当地老人介绍，孙中山、尢列等人在这里还差点出了事，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尢列与孙中山等人正在开会时被清兵包围，危急时刻，尤列与孙中山向村民借了一些衣物蒙着头，游水过河，逃脱了追捕。据一些村民说，在辛亥革命时期，曾有一批军火运到此处，后不知下落，有关方面曾派人来这里找过，也没有结果。

顺德区政府已出台《顺德区关于保护和开发利用历史文物资源工作方案》 ，将尢列故居列为“岭南水乡生态民俗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8月12日，尢列后人与杏坛镇政府签订协议，从2006年9月1日起，将尢列故居托付给杏坛镇政府管辖30年。

尢列后人尢迪桓夫妇向杏坛镇政府捐资10万港元，用于资助尢列故居的保护和开发。未来3年，区、镇、村三级还将再投入50万元对尢列故居作全面修缮，并进一步增加投入，在修缮完毕的故居基础上开设“尢列纪念馆”，继孙中山、陈少白故居之后，不久，人们将可以看到当年清末“四大寇”尢列故居的原貌。将其打造成为历史研究和爱国主义基地。

人物生平

童年时代

杨鹤龄是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村人，与孙中山先

生、陆皓东烈士是同乡好友，三家相距不远，且是年龄相伯仲的总角交，从小玩在一起。三人之中父亲与陆皓东同庚，孙中山先生年长两岁。他们童年时代正值太平天国失败不久，听到人们讲述洪杨革命故事，对洪秀全的英雄行为，幼小心灵燃起无限向往的火苗。

1878年孙中山先生随母赴檀香山读书，接受西方新兴资产阶级教育，则随祖父在港澳读书。1882年，杨鹤龄又到广州算学馆读书，以寻求新思想、新科学。在算学馆里，杨鹤龄与尤烈有同窗之雅，两人从而结成莫逆之交。1886年孙中山先生回到广州进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主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学堂读书，就在这时，与孙中山先生久别重逢，倍感亲切，因均具新思想，所以他们谈论起来非常投契，彼此间的友谊远远地超过童年时代的感情。

支持革命

杨鹤龄是孙中山先生最早的战友之一，也是早期的兴中会会员之一，为人亢爽不羁，为了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毅然放弃富家子弟的优裕生活，投身革命。18岁那年，祖父去世，遗留给杨鹤龄一大批产业，但他宁愿自食其力，先后把这批产业变卖掉，用作提供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活动的经费，辛亥革命以后，家住澳门水坑尾斜巷十四号，还是从舅父曹氏家族中租来的。1921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后，聘请杨鹤龄为总统府顾问，并嘱许崇智拨款三千元把越秀山南麓的文澜阁修葺一新，改名为“三老楼”，廷请我父和陈少白、尤少纨三人前往居住，日夕共叙昔年“四大寇”的手足情谊。

退隐澳门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杨鹤龄见到内政逆转，革命事业遭受很大挫折，深感违背了革命初衷，不符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目的和理想，内心痛苦，乃退隐澳门，淡于名利，深居简出，但他没有消沉，却把过去由于革命工作需要，混进烟馆而浸染阿芙蓉之癖戒掉，从而使原先面黄骨瘦的身躯，逐渐变得肥胖起来。他念念不忘孙中山先生为争取祖国的“自由平等”奋斗了一生，更向往着一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风范衷心敬佩，对孙中山先生的遗训，虽只字片言，亦珍如拱璧，不只作为座右铭，并亲笔仿书，悬诸壁上，时时举以教示勉励，现家里仍挂着杨鹤龄亲笔书写的两张条幅，一张写的是“天下为公”，下款有一行小字：“昔仲尼言之，而志焉未逮，吾友逸仙言之，有志竟成，逸仙贤于仲尼矣。”另一张写着：“博爱”二字，下款也同样有这样的一行小字：“中山先生喜书此二字，蒙作效颦也，亦景仰景流风之意耳。”这二张条幅，历尽艰险，才得保存到今天。还有许多当年孙中山先生发给杨鹤龄的文件及有关革命活动的书信，十年浩劫中被烧去了。

不幸逝世

1934年8月29日，杨鹤龄突然患脑冲血抢救无效病逝于澳门，享年67岁。

当时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西南执行部有如下褒恤令：杨鹤龄同志，性行高洁，器识闳远，早岁翊勤总理，倡导革命，厥功甚伟，民国肇造，退隐家园，功成不居，尤足矜式，兹闻溘逝，轸悼良深，特给治丧费一万元并派秘书处第一股长黄泳台前往治丧，用示笃念革命同志之意。此令！遗骸运回故乡葬于中山翠亨金槟榔山。墓前竖立碑志，以表彰革命前辈的功绩，藉慰九泉之灵。当时中山县长唐绍仪曾作挽诗一首，较中肯地概括了我父的一生，兹抄录如下：总理有耆旧，名门出宏农，香江吟梁甫，契合比卧龙，同时陈与尤，少年气如虹，革命称四杰，足当万夫雄，公尤丰于家，夙家任侠风，慨以满簋金，来助军储供，谈笑决良图，缄默不言功，乡园杖履轻，淡泊明其衷，国帑周岁费，济困为酬庸，优游三十年，镜湖一亩宫，古物时摩挲，俯仰皆从容，方冀跻期颐，长为海上鸿，天限古稀龄，遽返蓬莱峰，忆公少壮日，谁当干莫峰，伏枥岂初志，蛰居宁道穷，祝公贤子孙，鳣堂亢其宗。

轶事典故

四大寇

孙中山先生的自传，《孙文学说》卷一第八章“有志竟成”其中的一段，对这一时期的鼓吹革命活动，亦有明确透彻的记述：“予在广州学医甫一年，闻香港有英文医校开设，予以其学课较优，而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学校肆业，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他交游，闻吾言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予与陈、尤、杨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前排左起：杨鹤龄、国父孙中山、陈少白、尤列。后立者为关景良并不是四大寇之一。

从孙中山先生这一段话，就可以知道孙、陈、尤、杨“四大寇”，在革命初期的密切关系，然而革命的真理，初期不特未为人所认识，所接受，所支持，所同情，所理解，反而受人讽刺，不敢与之交谈结友，深感认识革命真理之不易。他们四人竟志同道合，意气相投，胆敢在一起聚谈反清抱负，抨击朝政，倡言革命，提出“勿敬朝廷”等口号，所以这四个金兰兄弟，被很多人视为可怕的危险人物，所以港、澳间的亲友皆呼之为“四大寇”，而他们四人亦居之不辞，可见“四大寇”并非寇，实为中国革命之元勋也，后来还把家族堂名，命名为“杨四寇堂”，以四寇堂老主人自称。“四大寇”的形成，最初滥觞于孙中山先生与杨鹤龄的总角之交，后来几乎同一时期，孙中山在香港结交陈少白，杨鹤龄在广州结交尤列，彼此同以抨击朝政，畅谈革命为快，四人相投相依，志同道合，交往、越来越密切，终乃缔成坚强的核心，在革命发轫时期，最初给这个坚强的核心提供物质基础，使其得以存在，得以发展，杨鹤龄尽了不少力量。孙中山先生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虽赖大可提携完成学业，但赤手空拳，初在港澳地区未有社会基础，杨鹤龄首先把自己的家“杨耀记”提供为结纳同志，鼓砍革命活动的“总部”，其次是1892年，孙中山先生毕业医校后，悬壶于澳门，在澳门筹借款项开创中西药店，须找借款担保还银人，当时（即杨鹤龄的七妹夫）吴节薇是澳门的豪富，通过杨鹤龄介绍和极力说项，吴节薇终于同意了作担保还银人，从而使孙中山先生在澳门大街的中西药店得以开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