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四大家

人物生平

早年天才

长安元年（701年），李白生，字太白。其生地今一般认为是唐剑南道绵州（巴西郡）昌隆（后避玄宗讳改为昌明）青莲乡。祖籍为甘肃天水。其家世、家族皆不详。据《新唐书》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按照这个说法李白与李唐诸王同宗，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同辈族弟。亦有说其祖是李建成或李元吉。

神龙元年（705年）， 十一月，武则天去世。李白五岁。发蒙读书始于是年。《上安州裴长史书》云:“五岁诵六甲。”六甲，唐代的小学识字课本，长史，州之次官。

开元三年（715年），李白十五岁。已有诗赋多首，并得到一些社会名流的推崇与奖掖，开始从事社会干谒活动。亦开始接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好剑术，喜任侠。是年岑参生。

开元六年（718年），李白十八岁。隐居戴天大匡山（在今四川省江油县内）读书。往来于旁郡，先后出游江油、剑阁、梓州（州治在今四川省境内）等地，增长了不少阅历与见识。 

辞亲远游

开元十二年（724年），李白二十四岁。离开故乡而踏上远游的征途。再游成都、峨眉山，然后舟行东下至渝州（今重庆市）。

开元十三年（725年），李白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 

开元十四年（726年），李白二十六岁。春往扬州（今江苏省扬州市）。秋，病卧扬州。冬，离扬州北游汝州（今河南省临汝县），至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县）。途经陈州时与李邕相识。结识孟浩然。

开元十五年（727年），是年诏令“民间有文武之高才者，可到朝廷自荐”。秋，全国六十三州水灾，十七州霜旱。李白二十七岁。居于安陆寿山，与故宰相许圉师之孙女结婚，逐家于安陆。是年王昌龄进士及第。

开元十六年（728年），土蕃屡次入侵。李白二十八岁。早春，出游江夏（今湖北省武汉市），与孟浩然相会于斯。

开元十七年（729年），八月五日，玄宗为自己四十岁生日举行盛大的庆贺活动，并以每年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诏令天下诸州宴乐，休假三日。以宇文融管理全国财赋，强制税法，广为聚敛，供朝廷奢侈之用。李白二十九岁。在安陆。

蹉跎岁月

开元十八年（730年），李白三十岁。春在安陆。前此曾多次谒见本州裴长史，因遭人谗谤，于近日上书自白，终为所拒。初夏，往长安，谒宰相张说，并结识其子张垍。寓居终南山玉真公主（玄宗御妹）别馆。又曾谒见其它王公大臣，均无结果。暮秋游邢州（在长安之西）。冬游坊州（在长安之北）。是年杜甫十九岁，游于晋（今山西省）。

开元十九年（731年），玄宗多任宦官，尤宠高力士，时四方表奏，皆先为高力士所决。十月，玄宗驾幸洛阳。李白三十一岁。穷愁潦倒于长安，自暴自弃，与长安市井之徒交往，初夏，离长安，经开封（今河南省开封市），到宋城（今河南省商丘县）。秋到篙山五岳之一的中岳（为河南省登封县的名山），恋故友元丹丘的山居所在，逐有隐居之意。暮秋，滞留洛阳。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正月，玄宗亲注老子《道德经》。令天下士庶（身份很低的役人与庶民）家藏一册，梅年贡举时加试《老子》策。三月，韩休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五月，张九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人为人正直，敢于力谏，张九龄尤以文学才能，道德文章，为世所重。分天下为十五道，各置采访使（负责监察督办所辖地区的政治等项），是年长安久雨，京师饥谨，诏令放太仓米二百万石以赈民。李白三十三岁。构石室于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开山田，日以耕种、读书为生活。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正月，玄宗巡幸洛阳。二月，秦州（今甘肃天水县西南）地震，房屋倒塌，崩坏殆尽，压死者四千余人。征沼自称生于尧时的道士张果先生，玄宗亲问以治道神仙之术。授其银青光禄大夫（银印上系以青色缓带，以为品位高的标志。副职），位侍中（唐门下省协助宰相起草文书等项的官吏）。 

西游献赋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玄宗又一次狩猎，正好李白也在西游，乘机献上《大猎赋》，希望能博得玄宗的赏识。他的《大猎赋》希图以“大道匡君，示物周博”，而“圣朝园池遐荒，殚穷六合”，幅员辽阔，境况与前代大不相同，夸耀本朝远胜汉朝，并在结尾处宣讲道教的玄埋，以契合玄宗当时崇尚道教的心情。

是年，李白进长安后结识了卫尉张卿，并通过他向玉真公主献了诗，最后两句说“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是祝她入道成仙。由此，他一步步地接近了统治阶级的上层。李白这次在长安还结识了贺知章。李白去紫极宫，在那里遇见了贺知章，立刻上前拜见，并呈上袖中的诗本。贺知章颇为欣赏《蜀道难》和《乌栖曲》。李白瑰丽的诗歌和潇洒出尘的风采令贺知章惊异万分，竟说：“你是不是太白金星下凡到了人间？”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三年后，李白发出“行路难，归去来”的感叹，离开长安。 

供奉翰林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交口称赞，玄宗看了李白的诗赋，对其十分仰慕，便召李白进宫。李白进宫朝见那天，玄宗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于前，亲手调羹”。玄宗问到一些当世事务，李白凭半生饱学及长期对社会的观察，胸有成竹，对答如流。玄宗大为赞赏，随即令李白供奉翰林，职务是给皇上写诗文娱乐，陪侍皇帝左右。玄宗每有宴请或郊游， 必命李白侍从，利用他敏捷的诗才，赋诗纪实。虽非记功，也将其文字流传后世，以盛况向后人夸示。李白受到玄宗如此的宠信，同僚不胜艳羡，但也有人因此而产生了嫉恨之心。 

天宝二年（743年），,李白四十三岁。诏翰林院。初春，玄宗于宫中行乐，李白奉诏作《官中行乐词》，赐宫锦袍。暮春，兴庆池牡丹盛开，玄宗与杨玉环同赏，李白又奉诏作《清平调》。对御用文人生活日渐厌倦，始纵酒以自昏秽。与贺知章等人结“酒中人仙”之游，玄宗呼之不朝。尝奉诏醉中起草诏书，引足令高力士脱靴，宫中人恨之，谗谤于玄宗，玄宗疏之。 

李杜相识

天宝三年（公元744年）的夏天，李白到了东都洛阳。在这里，他遇到蹭蹬的杜甫。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见面了。此时，李白已名扬全国，而杜甫风华正茂，却困守洛城。李白比杜甫年长十一岁，但他并没有以自己的才名在杜甫面前倨傲。而“性豪也嗜酒”、“结交皆老苍”的杜甫，也没有在李白面前一味低头称颂。两人以平等的身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在洛阳时，他们约好下次在梁宋（今开封、商丘一带）会面，访道求仙。同年秋天，两人如约到了梁宋。两人在此抒怀遣兴，借古评今。他们还在这里遇到了诗人高适，高适此时也还没有禄位。然而，三人各有大志，理想相同。三人畅游甚欢，评文论诗，纵谈天下大势，都为国家的隐患而担忧。这时的李杜都值壮年，此次两人在创作上的切磋对他们今后产生了积极影响。 

这年的秋冬之际，李杜又一次分手。李白到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紫极宫请道士高天师如贵授道箓，从此他算是正式履行了道教仪式，成为道士。其后李白又赴德州安陵县，遇见这一带善写符箓的盖还，为他造了真箓。此次的求仙访道，李白得到了完满的结果。

天宝四年（公元745年）秋天，李白与杜甫在东鲁第三次会见。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他们两次相约，三次会见，知交之情不断加深。他们一道寻访隐士高人，也偕同去齐州拜访过当时驰名天下的文章家、书法家李邕。就在这年冬天，李杜两人分手。 

安史入幕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与妻子宗氏一道南奔避难。春在当涂。旋闻洛阳失陷，中原横溃，乃自当涂返宣城，避难刻中（今浙江省膝县）。至漂阳（今江苏省滦阳县），与张旭相遇。夏至越中。闻郭子仪、李光弼在河北大胜，又返金陵。秋，闻玄宗奔蜀，遂沿长江西上，入庐山屏风叠隐居。

至德元年（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五月，郭子仪、李光弼大破史思明，收复河北十余郡。六月，安禄山率部攻破潼关，生擒哥舒翰。

至德二年（757年），,李白五十七岁。正月，在永王军营，作组诗《永王东巡歌》抒发了建功报国情怀。5永王擅自引兵东巡，导致征剿，兵败。李白在浔阳入狱。被宋若思、崔涣营救。成为宋若思的幕僚后，为宋写过一些文表，并跟随他到了武昌。李白在宋若思幕下很受重视，并以宋的名义再次向朝廷推荐，希望再度能得到朝廷的任用。终以参加永王东巡而被判罪长流夜郎（今贵州桐梓）。[5]是年杜甫四十六岁，四月，从贼营逃出，谒肃宗于风翔，授右拾遗。 

乾元元年（758年），四月，史思明反。五月，肃宗罢张镐宰相，出为荆州大都督长史。十二月，史思明陷魏州（今河北省南部）。李白五十八岁。李白自寻阳出发，开始长流夜郎，妻弟宗嫌相送。春末夏初。途经西塞驿（今武昌县东），至江夏，访李邕故居，登黄鹤楼，眺望鹦鹉洲。秋至江陵，冬入三峡。是年杜甫四十七岁，为华州司功参军。 

溘然病逝

乾元二年（759年），朝廷因关中遭遇大旱，宣布大赦，规定死者从流，流以下完全赦免。李白经过长期的辗转流离，终于获得了自由。他随即顺着长江疾驶而下，而那首著名的《早发白帝城》最能反映他当时的心情。到了江夏，由于老友良宰正在当地做太守，李白便逗留了一阵。乾元二年，李白应友人之邀，再次与被谪贬的贾至泛舟赏月于洞庭之上，发思古之幽情，赋诗抒怀。不久，又回到宣城、金陵旧游之地。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他往来于两地之间，仍然依人为生。 

上元二年(761年)，已六十出头的李白因病返回金陵。在金陵，他的生活相当窘迫，不得已只好投奔了在当涂做县令的族叔李阳冰。

上元三年 (762年)，李白病重，在病榻上把手稿交给了李阳冰，赋《临终歌》而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二岁。   

关于李白之死，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总体可以概括为三种死法：其一是醉死，其二是病死，其三是溺死。第一种死法见诸《旧唐书》，说李白“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第二种死法亦见诸其他正史或专家学者的考证之说。说当李光弼东镇临淮时，李白不顾61岁的高龄，闻讯前往请缨杀敌，希望在垂暮之年，为挽救国家危亡尽力，因病中途返回，次年病死于当涂县令、唐代最有名的篆书家李阳冰处；而第三种死法则多见诸民间传说，极富浪漫色彩，说李白在当涂的江上饮酒，因醉跳入水中捉月而溺死，与诗人性格非常吻合。但是不管哪一种死法，都因参与永王李璘谋反作乱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李白流放夜郎，遇赦得还后不久，就结束了他传奇而坎坷的一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主要成就

诗歌

综述

李白的乐府、歌行及绝句成就为最高。其歌行，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端，达到了任随性之而变幻莫测、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李白的绝句自然明快，飘逸潇洒，能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无尽的情思。在盛唐诗人中，王维、孟浩然长于五绝，王昌龄等七绝写得很好，兼长五绝与七绝而且同臻极境的，只有李白一人。
　　
李白的诗雄奇飘逸，艺术成就极高。他讴歌祖国山河与美丽的自然风光，风格雄奇奔放，俊逸清新，富有浪漫主义精神，达到了内容与艺术的完美统一。他被贺知章称为“谪仙人”，其诗大多为描写山水和抒发内心的情感为主。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他的诗歌中最鲜明的艺术特色。李白的诗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他与杜甫并称为“大李杜”，（李商隐与杜牧并称为“小李杜”）。
　　
李白诗中常将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从而造成神奇异彩、瑰丽动人的意境，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给人以豪迈奔放、飘逸若仙的原因所在。
　　
李白的诗歌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唐的韩愈、孟郊、李贺，宋代的苏轼、陆游、辛弃疾，明清的高启、杨慎、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受到李白诗歌的巨大影响。

风格
　　
豪迈奔放，清新飘逸，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奇妙，浪漫主义，立意清晰。
　　
李白生活在盛唐时期，他性格豪迈，热爱祖国山河，游踪遍及南北各地，写出大量赞美名山大川的壮丽诗篇。他的诗，既豪迈奔放，又清新飘逸，而且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轻快，人们称他为“诗仙”。
　　
李白的诗歌不仅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精神，而且从形象塑造、素材摄取、到体裁选择和各种艺术手法的运用，无不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艺术特征。
　　
李白成功地在中塑造自我，强烈地表现自我，突出抒情主人公的独特个性，因而他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他喜欢采用雄奇的形象表现自我，在诗中毫不掩饰、也不加节制地抒发感情，表现他的喜怒哀乐。对权豪势要，他“手持一枝菊，调笑二千石”（《醉后寄崔侍御》二首之一）；看到劳动人民艰辛劳作时，他“心摧泪如雨”。当社稷倾覆、民生涂炭时，他“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南奔书怀》），那样慷慨激昂；与朋友开怀畅饮时，“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又是那样天真直率。总之，他的诗活脱脱地表现了他豪放不羁的性格和倜（俶）傥不群的形象。
　　
豪放是李白诗歌的主要特征。除了思想性格才情遭际诸因素外，李白诗歌采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体裁结构也是形成他豪放飘逸风格的重要原因。善于凭借想象，以主观现客观是李白诗歌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重要特征。几乎篇篇有想象，甚至有的通篇运用多种多样的想象。现实事物、自然景观、神话传说、历史典故、梦中幻境，无不成为他想象的媒介。常借助想象，超越时空，将现实与梦境、仙境，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交织一起，再现客观现实。他笔下的形象不是客观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其内心主观世界的外化，艺术的真实。
　　
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艺术手法之一是把拟人与比喻巧妙地结合起来，移情于物，将物比人。
　　
李白诗歌的另一个浪漫主义艺术手法是抓住事情的某一特点，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加以大胆的想象夸张。他的夸张不仅想象奇特，而且总是与具体事物相结合，夸张得那么自然，不露痕迹；那么大胆，又真实可信，起到突出形象、强化感情的作用。有时他还把大胆的夸张与鲜明的对比结合起来，通过加大艺术反差，加强艺术效果。
　　
李白最擅长的体裁是七言歌行和绝句。李白的七言歌行又采用了大开大合、跳跃宕荡的结构。诗的开头常突兀如狂飙骤起，而诗的中间形象转换倏忽，往往省略过渡照应，似无迹可循，诗的结尾多在感情高潮处戛然而止。
　　
李白的五七言绝句，更多地代表了他的诗歌清新明丽的风格。如《早发白帝城》、《送孟浩然之广陵》、《静夜思》等，妙在“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说诗晬语》上）
　　
李白诗歌的语言，有的清新如同口语，有的豪放，不拘声律，近于散文，但都统一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之中。这和他自觉地追求自然美有关。他继承陈子昂的文学主张，以恢复诗骚传统为已任，曾说“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孟棨《本事诗·高逸》）他崇尚“清真”，讽刺“雕虫丧天真”的丑女效颦，邯郸学步。他的诗歌语言的自然美又是他认真学习民歌明白通俗的特点的结果，明白如话，通俗生动。

代表作品 

《将进酒》《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静夜思》《望庐山瀑布》《侠客行》《春思》《秋歌》等。　

词赋

李白是否有词的创作至今仍然未有一致的定论，但是今传为李白词的作品，若不论其真伪及是否可归入词体，约有20余首，如《菩萨蛮》《忆秦娥》等。

就其开创意义及艺术成就而言，“李白词”在词史上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这一地位犹如古代希腊神话在西方艺术中的地位，作为一种“不可企及”的规范，李白词成为人们心目中永远的偶像。李白在词体文本模式的形成，词的创作模式上均有重大贡献。

实际上，从五代《花间集》以来，所有的唐宋词选集、总集，在具体操作中，都不会忘记李白，至少也要在序跋题记中提上一句。其作为文学史上的第一位大词人，虽然只有很少几首著作权经常受到怀疑的词作，但却从来没有人对他表示过任何的不满或批评意见。如果评选天下第一词人，李白无疑将以全票当选“词王”。 

书法

《上阳台帖》为李白书自咏四言行草诗，也是其唯一传世的书法真迹。

剑术

李白不仅文采斐然，其剑术亦是十分高明。他“十五好剑术”，“剑术自通达”。造诣非同一般。李白的诗，裴旻的剑术，张旭的草书合称唐代三绝。虽然“三绝”中没有李白的剑术，但其剑术之高却仅位于裴旻之下，居唐朝第二。

据统计，《全唐诗》李白诗中“剑”字共出现了107次，除去作为地名的“剑阁”3次，“剑壁”1次，武器之“剑”犹有103次之多。属于剑的“铗”出现了1次、“吴钩”1次、“吴鸿”1次、“湛卢”1次、“干将”1次、“莫邪”1次、“青萍”2次、“秋莲”2次、“霜雪”2次、“匕首”3次、“龙泉”4次。总计，“剑”字共出现了118次（统计时把“吴钩霜雪明”，“空余湛卢剑”，“剑花秋莲光出匣”，“拙妻莫邪剑”，“吾家青萍剑”分别计做1次），分布在106首诗中，约占全诗总数的10%。 

道经

思想

盛唐国力强盛，士人多渴望建功立业。李白以不世之才自居，以“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功业自许，一生矢志不渝地追求实现“谈笑安黎元”、“终与安社稷”的理想。他以大鹏、天马、雄剑自比：“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他希望能像姜尚辅佐明君，像诸葛亮兴复汉室。《梁甫吟》、《读诸葛武侯传抒怀》、《永王东巡歌》、《行路难》（其二）都反映了他的这类思想。
　　
他觉得凭借自己的才能，可以“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对于那些靠着门第荫封而享高官厚禄的权豪势要，他投以强烈的鄙视，表现出傲岸不屈的性格。他蔑视封建等级制度，不愿阿谀奉迎，也不屑于与俗沉浮。现实的黑暗使他理想幻灭，封建礼教等级制度的束缚使他窒息，他渴望个性的自由和解放，于是采取狂放不羁的生活态度来挣脱桎梏、争取自由。其表现方式或纵酒狂歌，寻仙学道，然而，酒既无法销愁，神仙更虚无飘渺，于是他“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把美好的大自然作为理想的寄托、自由的化身来歌颂。他笔下的峨嵋、华山、庐山、泰山、黄山等，巍峨雄奇，吐纳风云，汇泻川流；他笔下的奔腾黄河、滔滔长江，荡涤万物，席卷一切，表现了诗人桀傲不驯的性格和冲决羁绊的强烈愿望。

这是李白对社会的愤怒抗争，是他叛逆精神的重要体现。他反对玄宗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揭露将非其人，致使百姓士卒白白送死，由于玄宗的骄纵，宦官权势炙手可热……通过对政事纲的分析，并到幽燕的实地观察，李白以诗人的敏感，洞幽烛微，在当时诗人中他和杜甫最早揭示祸乱将作。“安史之乱”爆发，他的爱国热情因此升华，摆脱了用藏出处的矛盾。他的反抗性格和叛逆精神具有深刻的爱国内涵，并富于社会意义和时代特征。《古风》其三、十五、二十四、三十九等都对社会现实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

他既有清高傲岸的一面，又有世俗的一面，他的理想和自由，只能到山林、仙境、醉乡中去寻求，所以在《将进酒》、《江上吟》、《襄阳歌》等诗中流露出人生如梦、及时行乐、逃避现实等思想，这在封建社会正直孤傲的文人中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人物评价

杜甫：“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

辛弃疾：“当年宫殿赋昭阳，岂信人间过夜郎。明月入江依旧好，青山埋骨至今香。不寻饭颗山头伴，却趁汨罗江上狂。定要骑鲸归汗漫，故来濯足戏沧浪。”（《忆李白》）

杜甫：“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

贺知章：“谪仙”（《本事诗》）。

魏颢：“白与古人争长，三字九言，鬼出神入。” 许多文人都对李白有着很高的评价。

苏轼：“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书黄子思诗集后》)

韩愈：“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

唐朝文宗御封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张旭的草书为“三绝”。

白居易：“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

杨升庵：李太白为古今诗圣。(《周受庵诗选序》)

严羽：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别离》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沧浪诗话》)

王世贞：五七言绝句，李青莲、王龙标最称擅场，为有唐绝唱。少陵虽工力悉敌，风韵殊不逮也。(《艺苑卮言》)

傅若金：太白天才放逸，故其诗自为一体。子美学优才赡，故其诗兼备众体，而植纲常系风化为多，三百篇以后之诗，子美其集大成也。(《清江集》)

高棅：太白天仙之词，语多率然而成者，故乐府歌词咸善。或谓其始以《蜀道难》一篇见赏于知音，为明主所爱重，此岂浅材者徼幸际其时而驰骋哉！不然也。白之所蕴，非止是。今观其《远别离》、《长相思》、《乌栖曲》、《鸣皋歌》、《梁园吟》、《天姥吟》、《庐山谣》等作，长篇短韵，驱驾气势，殆与南山秋气并高可也。虽少陵犹有让焉，余子琐琐矣。(《唐诗品汇》)

吕居仁：“唐自李、杜之出，昆耀一世，后之言诗者，皆莫能及。”(《江西宗派图序》

余光中：“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轶事典故

姓名由来

第一种说法：那是李白七岁时，父亲要给儿子起个正式的名字。李白的父母亲酷爱读书，他们要培养儿子做个高雅脱俗的人。父亲平时喜欢教孩子看书作诗，在酝酿起名之时，同母亲商量好了，就在庭院散步时考考儿子作诗的能力。

父亲看着春日院落中葱翠树木，似锦繁花，开口吟诗道：“春国送暖百花开，迎春绽金它先来。”母亲接着道：“火烧叶林红霞落”。李白知道父母吟了诗句的前三句，故意留下最后一句，希望自己接续下去。他走到正在盛开的李树花前，稍稍想了一下说：“李花怒放一树白”。

“白”——不正说出了李花的圣洁高雅吗？父亲灵机一动，决定把妙句的头尾“李”“白”二字选作孩子的名字，便为七岁的儿子取名为“李白”。

第二种说法：李阳冰的《草堂集》序中说：“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中写道：“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李)枝以复姓，先夫人梦长庚而告祥，名之与字，咸取所象”。

从以上文献中我们不难看出，李白的姓名是其父回到蜀中给自己恢复了李姓后，为后来出世的李白取的名字，李母梦到太白金星后于是有了身孕，在阵痛难忍中生出李白，李白的名字就是根据这一梦境得来的。

唐朝长安元年，李白出生于武则天执政后期的公元701年。李白少年时代的学习内容很广泛，除儒家经典、古代文史名著外，还浏览诸子百家之书。他很早就相信喜欢道教，喜欢隐居山林，求仙学道；同时又有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一方面要做超脱尘俗的隐士神仙，一方面要做君主的辅弼大臣，这就形成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但积极入世、关心国家，是其一生思想的主流，也是构成他作品进步内容的思想基础。李白青少年时期在蜀地所写诗歌，留存很少，但像《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峨眉山月歌》等篇，已显示出突出的才华。

李白搁笔

在黄鹤楼公园东边，有一亭名为“搁笔亭”，亭名取自“崔颢题诗李白搁笔”的一段佳话。唐代诗人崔颢登上黄鹤楼赏景写下了一首千古流传的名作：“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后来李白也登上黄鹤楼，放眼楚天，胸襟开阔，诗兴大发，正要提笔写诗时，却见崔颢的诗，自愧不如只好说：“一拳捶碎黄鹤楼, 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便搁笔不写了。有个少年丁十八讥笑李白：“黄鹤楼依然无恙，你是捶不碎了的。”李白又作诗辩解：“我确实捶碎了，只因黄鹤仙人上天哭诉玉帝，才又重修黄鹤楼，让黄鹤仙人重归楼上。”

实际上，李白热爱黄鹤楼，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高亢激昂，连呼“一忝青云客，三登黄鹤楼”。山川人文，相互倚重，崔颢题诗，李白搁笔，从此黄鹤楼之名更加显赫。后来，李白也仿照《黄鹤楼》写下《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诗友挚情

重访江东

李白离开东鲁，便从任城乘船，沿运河到了扬州。由于急着去会稽会见元丹丘，也就没有多滞留。到了会稽，李白首先去凭吊过世的贺知章。不久，孔巢父也到了会稽，于是李白和元丹丘、孔巢父畅游禹穴、兰亭等历史遗迹，泛舟镜湖，往来剡溪等处，当然也少不了在繁华都市会稽流连忘返。在金陵，李白遇见了崔成甫。两人都是政治上的失意者，情怀更加相投。每次游玩时，都尽情畅游，不计早晚。他们泛舟秦淮河，通宵达旦地唱歌，引得两岸人家不胜惊异，拍手为他们助兴。两人由于性格相投、遭遇相似，所以比之一般朋友更为默契，友情更深厚，因而李白把崔成甫的诗系在衣服上，每当想念，便吟诵一番。 

汪伦之情

唐天宝年间，汪伦听说大诗人李白旅居南陵叔父李冰阳家，便写信邀请李白到家中做客。信上说：“先生好游乎?此处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处有万家酒店。”李白素好饮酒，又闻有如此美景，欣然应邀而至，却未见信中所言盛景。汪伦盛情款待，搬出用桃花潭水酿成的美酒与李白同饮，并笑着告诉李白：“桃花者，十里外潭水名也，并无十里桃花。万家者，开酒店的主人姓万，并非有万家酒店。”李白听后大笑不止，并不以为被愚弄，反而被汪伦的盛情所感动，适逢春风桃李花开日，群山无处不飞红，加之潭水深碧，清澈晶莹，翠峦倒映，汪伦留李白连住数日，每日以美酒相待，别时送名马八匹、官锦十端。李白在东园古渡乘舟欲往万村，登旱路去庐山，汪伦在古岸阁上设宴为李白饯行，并拍手踏脚，歌唱民间的《踏歌》相送。李白深深感激汪伦的盛意，作《赠汪伦》诗一首：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为白写序

李阳冰曾与伟大的浪漫诗人李白有过一段不平常的交往。唐肃宗时李白曾投身于永王李璘幕府帐下，因李璘丹阳起兵叛乱兵败，李白受到牵连，被治罪流放。后虽被大赦，但居无定所，穷困潦倒，流浪到当涂，李阳冰时任当涂县令，仰慕李白的文才和人品，得知李白遭遇后，毅然把李白在当涂安置下来，生活上给予多方照顾。 李白死于当涂，终前，把一生诗作托付给李阳冰。李阳冰不负重托，便用精美的书法把书稿重新抄录编成《草堂集》20卷，还为诗集写了一篇序言。流传于世。李白的诗作所以能广为流传，除诗本身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外，李阳冰编辑整理之功也是功不可没。 

生死考证

关于李白的出生地，唐人所撰李白身世资料，最可信者，除魏颢、李阳冰分别为李白编集所写的序文外，再就是刘全白、范传正于李白身后为他写的碣记和碑序。“白本家陇西，乃放形，因家于绵。身既生蜀，则江山英秀。”（魏颢《李翰林集序》）；“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李阳冰《草堂集序》)；“君名白，广汉人。”(刘全白《唐故翰林李君碣记》)；“神龙之初，潜还广汉。...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先祖母梦长庚而告祥。”(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魏称绵，李称蜀，刘、范称广汉。实则地点相同而有详略之别，魏、李、范三人均指明李白生于蜀中，为蜀中绵州(汉称广汉)人。20世纪70年代，郭沫若提出“碎叶”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李白研究的深入，学术界普遍采纳李白生于绵州昌隆县青莲乡（今四川省江油市青莲镇）的说法。

安史之乱发生的第三年（756年），他参加了永王李璘的幕府。永王与肃宗争夺帝位的斗争兵败之后，李白受牵连，流放夜郎（今贵州境内），途中遇赦写下《早发白帝城》。晚年投奔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不久即病逝，也有说是：“醉致疾亡”，就是喝酒引发疾病而死（见皮日休《李翰林诗》）。也有说是单纯的喝酒猝死（见《旧唐书》）。也有说是醉酒入江中捉月溺死，这种说法古已有之且广为流传。

身世之谜

关于诗仙李白的家世和身世，唐代当时就讳莫如深，特别是对其祖父、曾祖父，史料无一记载。李白自己很少谈及家世，偶有所及，也往往只提远祖，讳言近亲，闪烁其辞，故布疑阵。尽管如此，还是有人从历史的尘幕中看出了蛛丝马迹。最早提到此事的是唐梓州刺史于邵，他最早在李白故里立碑纪念，明末曹学全《蜀中名胜记》载有碑文内容：“白本宗室子，其先避地客蜀，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接着提到此事的乃宋人杜田。

延至当代，才有《中国青年报》1985年7月28日所载兼葭《李白身世之谜》，转述台湾学者罗香林认为：李白乃李建成之后。韩维禄1988年撰文《李白“五世为庶”当为李建成玄孙解》论证李白乃唐宗室，李建成玄孙。持同样观点的徐本立1990年发表《李白为李渊五世孙考》亦认为李白应为凉武昭王十二世孙、太祖李虎七世孙、高祖李渊五世孙、太子建成玄孙。而朱秋德的《论李白的宗室情结及对其人生诸要素的影响》（《丝路学刊》1997年第4期），更对李白的身世及人生诸要素作出一番综合考察和评价，以期接近历史本来面目。

李白的研究者们主要引据的是李阳冰《草堂集序》和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李阳冰《草堂集序》作于李白同时，其中的身世内容当出自李白口授，范传正作《序》时有李白孙女陪范主持其祖父迁墓之事。

朱秋德在他的文章中说：“李白作为沦落民间的宗室之子的人生悲剧是命定的，是谁也无法解救的。祖先的血脉周流其身使他渴望有所作为，但祖先蒙受的罪孽又使他不敢有所作为；建功立业而又害怕暴露身世使他的精神和行为在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间首鼠两端。他的一生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在祖先留下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枷锁中度过的。他是戴着镣铐跳舞的人，而这镣铐世人看不见，只有他自己知道。” 

祖籍迷雾

虽然90年代以后大多数学者认同李白出生地在四川江油，但是关于李白确切的出生地还是存在争议，大致学者们认为主要有三个地方：分别是四川绵阳江油、陇西成纪、吉尔吉斯斯坦碎叶城。

四川绵阳江油

2009年8月21日，江油市委宣传部致函中央电视台、湖北省安陆市委宣传部，认为江油才是李白的故里，安陆涉嫌“侵权”。

2009年8月24日，安陆市政府发专函给江油，希望两地能“共享李白”。

2009年8月28日，江油市文化旅游局向安陆市政府发去律师函，希望对方在10日内，立即停播或删除含有“李白故里”字样的宣传广告片，并保留用法律手段进一步追索的权利，最后胜诉。

陇西成纪

李白祖籍早于古书有记载《草堂集序》云：“……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余为序……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圭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李阳冰《序》说:“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魏颢（唐前进士，曾亲访李白，二人“相见泯合”）《李翰林集序》说：“白本陇西，乃放形，因家于绵。”范传正《墓碑说》：“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绝嗣之家，难求谱牒。”《新唐》说：“李白，字太白，兴圣皇帝九世孙。其先，隋末因为犯罪迁徙至西域，神龙初返还，客居陇西。”《碑序》云：“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绝嗣之家，难求谱牒。公子孙女搜于箱箧之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数十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世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国朝以来，漏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仕禄。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

2010年3月，甘肃籍学者雷达写了一篇《李白“故里”在甘肃秦安》的文章，随即当地组织了网友签名等活动，颇为热闹。

吉尔吉斯斯坦

根据郭沫若等学者德尔考究，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李白生可能生于碎叶城，也就是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五岁那年，他随家人迁到四川省江油县定居。李白《与韩荆州书》：“我本是陇西平民，流落至楚汉之地”，自言祖籍陇西成纪人（今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

2009年10月29日，吉尔吉斯斯坦驻中国大使馆商务参赞朱萨耶夫·古邦访问安陆，称李白故里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希望托克马克与安陆两个城市能够以李白为纽带，共同担负起弘扬李白文化的责任，并进一步拓展经济 、贸易等方面的合作。

事实上，早在2008年10月，吉尔吉斯斯坦文化信息部部长拉耶夫就对中国媒体表示，中国唐朝最伟大的诗人李白的出生地碎叶城，就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托克马克市，他们正与中方协商要为李白塑造一个纪念雕像，推动两国李白文化的经济合作。朱萨耶夫·古邦造访安陆，更是表明吉方已经认识到李白故里所蕴含的经济价值，力图分上一杯羹。随后，两地草签了一系列文化和经济的合作意向。

亲属成员

史籍记载

后世纪念

墓地

纪念馆

生平经历

家世背景

公元712年（壬子年）杜甫降生于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市）南瑶湾村。 杜甫出身于京兆杜氏，乃北方的大士族。其远祖为汉武帝有名的酷吏杜周，祖父杜审言。 杜甫曾祖父杜依艺由湖北襄阳赴任巩县县令，举家迁入巩县。自杜审言至其父杜闲，再到杜甫，杜氏在巩县已是四代八十五年。 杜甫与唐代另一大诗人即“小李杜”的杜牧同为晋代大学者、名将杜预之后。不过两支派甚远，杜甫出自杜预次子杜耽，而杜牧出自杜预少子杜尹。杜甫青少年时因家庭环境优越，因此过着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学，七岁能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 ，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他少年时也很顽皮，“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年少优游

开元十九年十九岁时，杜甫出游郇瑕（今山东临沂）。二十岁时，漫游吴越，历时数年。开元二十三年（735），回故乡参加“乡贡”。二十四年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杜甫的父亲时任兖州司马一职，杜甫于是赴兖州省亲，开始齐赵之游。 

天宝三载（744）四月，杜甫在洛阳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两人相约同游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之后，杜甫又到齐州（今山东济南）。过了4年，秋天转赴兖州与李白相会，二人一同寻仙访道，谈诗论文，结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友谊。秋末，二人握手相别，杜甫结束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漫游生活，回到长安。 

仕途不顺

杜甫生活于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杜甫出身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家学渊博。早期作品主要表现理想抱负和所期望的人生道路。另一方面则表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期间许多作品 反映当时的民生疾苦和政治动乱、揭露统治者的丑恶行径，从此踏上了忧国忧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随着唐玄宗后期政治越来越腐败，他的生活也一天天地陷入贫困失望的境地。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

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由于权相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科举之路既然行不通，杜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转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等，但都无结果。他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过著贫困的生活，“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 。

天宝十年正月，玄宗将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宝九载冬天预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在集贤院，然而仅得“参列选序”资格，等候分配，因主试者仍为李林甫所以没有得到官职。

天宝十四年，杜甫被授予一个河西尉这种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的官职，朝廷就将之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低阶官职，负责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长安也十年有余，为生计而接受了这所学无用之职。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杜甫刚刚进到家门就听到哭泣声，原来小儿子饿死了。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战乱流离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这时的杜甫已将家搬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他听说了肃宗即位，就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至长安。同被俘的王维被严加看管，杜甫因为官小，没有被囚禁。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时值安史之乱，他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爱国的热情。 

为官时期

至德二年（757）四月，郭子仪大军来到长安北方，杜甫冒险从成西金光门逃出长安穿过对峙的两军到凤翔（今陕西宝鸡）投奔肃宗，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不料杜甫很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被贬到华州（今华县），负责祭祀、礼乐、学校、选举、医筮、考课等事。到华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闷和烦恼。他常游西溪畔的郑县亭子（在今杏林镇老官台附近），以排忧遣闷。他在《题郑县亭子》、《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独立》和《瘦马行》等诗中，抒发了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谗的感叹和愤懑。疏救房琯这件事，杜甫经宰相张镐力救而得释放。但“帝自是不甚省录”，从此之后，肃宗对杜甫不再重用。这一年九月，长安收复。十一月杜甫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虽忠于职守，但终因受房琯案牵连，于乾元元年（758）六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乾元元年（758）年底，杜甫暂离华州，到洛阳、偃师（均在今河南省）探亲。第二年三月，唐军与安史叛军的邺城（今河南安阳）之战爆发，唐军大败。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便奋笔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并在回华州后，将其修订脱稿。“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 

西南漂泊

乾元二年（759）夏天，华州及关中大旱，杜甫写下《夏日叹》和《夏夜叹》，忧时伤乱，咏叹国难民苦。这年立秋后，杜甫因对污浊的时政痛心疾首，而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西去秦州（今甘肃省天水一带）。杜甫在华州司功任内，共作诗30多首。杜甫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 也称“浣花草堂”。后被严武荐为节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节县。 

广德二年（760）春，严武再镇蜀，杜甫才又回到草堂，此前漂泊在外将近两年。严武表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做了严武的参谋，后人又称杜甫为杜工部。不久杜甫又辞了职。这五、六年间，杜甫寄人篱下，生活依然很苦，他说：“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狂夫》）“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东门。”他用一些生活细节来表现自己生活的困苦，他说他的孩子那种还没有懂事的孩子不知道对父亲很尊重，不知夫子礼，饿了的时候不管是不是爸爸，是不是要遵循父子之礼，饿了就吵着要饭吃，在东门外号哭，到了秋风暴雨之中，杜甫的茅屋破败，饥儿老妻，彻夜难眠，他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广德年四月严武去世，杜甫离开了成都。经嘉州、戎州（宜宾）、渝州（重庆）、忠州（忠县）、云安（云阳），于大历元年到达夔州（奉节）。由于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顾，杜甫得以在此暂住，为公家代管东屯公田一百顷，自己也租了一些公田，买了四十亩果园，雇了几个雇工，自己和家人也参加了一些劳动。这一时期，诗人创作达到了高潮，不到两年，作诗四百三十多首，占现存作品的百分之三十。这时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阳楼》等大量名作。其中最为著名的诗句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而《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绝唱。  

江舟长逝

大历三年，杜甫思乡心切，乘舟出峡，先到江陵，又转公安，年底又漂泊到湖南岳阳，这一段时间杜甫一直住在船上。由于生活困难，不但不能北归，还被迫更往南行。大历四年正月，由岳阳到潭州（长沙），又由潭州到衡州（衡阳），复折回潭州。唐代宗大历五年（770），臧玠在潭州作乱，杜甫又逃往衡州，原打算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湋，但行到耒阳，遇江水暴涨，只得停泊方田驿，五天没吃到东西，幸亏县令聂某派人送来酒肉而得救。后来杜甫由耒阳到郴州，需逆流而上二百多里，这时洪水又未退，杜甫原一心要北归，这时便改变计划，顺流而下，折回潭州。大历五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去世。 时年五十九岁。 

个人成就

诗歌

杜甫诗“有集六十卷” ，早佚。北宋宝元二年（1039）王洙辑有1405篇，编为18卷，题为《杜工部集》。钱谦益编有《笺注杜工部集》。杨伦说：“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 。

在杜甫中年因其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的诗词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风格，而以沉郁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诗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因而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杜甫一生写诗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流传下来的诗篇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杜甫作品被称为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是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作。

律诗在杜诗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杜甫律诗的成就，首先在于扩大了律诗的表现范围。他不仅以律诗写应酬、咏怀、羁旅、宴游，以及山水，而且用律诗写时事。用律诗写时事，字数和格律都受限制，难度更大，而杜甫却能运用自如。 杜甫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声律的束缚，对仗工整而又看不出对仗的痕迹。如被杨伦称为“杜集七言律第一”的《登高》，就是这样一首诗：“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全诗在声律句式上，又极精密、考究。八句皆对，首联句中也对。严整的对仗被形象的流动感掩盖起来了，严密变得疏畅。
　　
杜甫律诗的最高成就，可以说就是在把这种体式写得浑融流转，无迹可寻，写来若不经意，使人忘其为律诗。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上四句用流水对，把春雨神韵一气写下，无声无息不期然而来，末联写一种骤然回首的惊喜，格律严谨而浑然一气。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杜甫关心民生疾苦的思想和他在律诗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直接影响了中唐时期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创作。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中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社会矛盾重重的宋代更是学习杜甫最兴盛的时代，出现了以杜甫为宗的江西诗派。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等人也有明显的学杜倾向，也像杜甫一样用律诗反映当时的抗清斗争，慷慨激昂。

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朝以后。王禹、王安石、 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倍至。研究资料近千年来，治杜之风不绝。宋代有许多杜诗的编年、分类、集注等专书，如王洙 《杜工部集》、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鲁编次、蔡梦弼会笺的《杜工部草堂诗笺》、徐居仁编辑的《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其

书法

杜甫在书法的创作观上是非常成熟而有深度的。从记载来看，他的书体以楷隶行草兼工，整体以意行之，赞赏古而雄壮，注意书写中的速度、节奏、笔势、墨法等等内容，在唐代也是很有深度的书家了。同时，他对于唐代隶书家的赞扬、对于曹霸、张旭的评价都足以使他在书法史上留下声名，而他的“书贵瘦硬”说更是奠定了杜甫在书法理论史上的重要地位。 

文学特点

诗文表述

语言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沉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 ，后来杜甫写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 。对杜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同时，杜甫处于盛世末期，少时有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之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诗诗风大有转变，趋近现实主义。 

意象

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 ，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 。

风格

杜甫的诗歌在风格上，是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 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 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主流观点认为，杜甫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谈，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是他的创作风格。就杜诗特有的叙事风格和议论风格而言，有学者认为是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又与《离骚》相近。也有学者认为，杜诗具有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还有观点认为杜甫诗作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成就 。陈善《扪虱新语》卷七：“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亦称“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

格律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炼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 

内容

杜甫的诗歌的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 。到宋时成定论，但诗史之义各有各说。人有以史事注杜诗，认为杜诗为纪实的诗，可以补史证史，所以称为诗史。这种说法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视诗的情感特性。有人认为杜甫具史识史见，其笔法之森严，可媲美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而诗有评人评事者，皆可“不虚美，不隐恶” ，故号诗史。此说可取。另一说是，杜甫之诗之所以号诗史，因其悲天悯人，感时伤事，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 但也有不喜欢杜甫诗者，杨亿就不喜欢杜甫，刘放《中山诗话》云：“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

主要思想

用杜甫自己的话来说，“穷年忧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济时肯杀身”，是他的一贯精神。他拿这些来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励朋友。他表彰元结说，“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他对严武说，“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他对裴虬也说，“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正是这些进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种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坚忍不拔的顽强性格，和胸怀开阔的乐观精神，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政治性最强的伟大诗人。当然，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也是分不开的。

杜甫出生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具有悠久传统的官僚世家，家庭给予杜甫正统的儒家文化教养和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所以杜甫称做官是他们家族的“素业”——世代相袭的职业，他的各种文化教养以及以后的种种行为都是在为追求仕途事业和为官行道相联系。如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写道“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就是一种企望入仕，在仕途大业中实现自己“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抱负，即渴望在社会实际工作中建功立业，兼济苍生。三十五岁以前，是杜甫的读书和壮游时期。正当开元盛世，杜甫的经济状况也较好，这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时期。从二十岁起，他结束了书斋生活，开始了为时十年以上的“壮游”。在这长期的壮游中，杜甫接触到我们祖国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壮丽河山，不仅充实了他的生活，也扩大了他的视野和心胸，为他早期诗歌带来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望岳》诗可为代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正流露了诗人对一切事业（包括创作在内）的雄心壮志。但由于这种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现实，因此，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这只是他的创作的一个准备时期。

杜甫走向现实主义，是从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岁）十载长安的困守开始的。这是安史之乱的酝酿时期，当权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杜甫不仅不能实现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而且开始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以至经常挨饿受冻：“饥饿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悬百结。”在饥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经想到退隐，作一个“潇洒送日月”的巢父、许由，杜甫没有回避艰苦，还是坚决走上积极入世的道路。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渐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统治阶级的罪恶，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等现实主义杰作。杜甫也曾有这样的诗句“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又如“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等，这些诗句无一不反映出杜甫身上那种渴望济世扬名，渴望建功立业的雄怀大志，但是杜甫的这种理想和抱负建立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忧患意识之上的。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这才确定了杜甫此后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方向。

从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贼与为官时期。这是安史之乱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惨重，诗人也历尽艰险。安史之乱是带有民族矛盾性质的，当时进行的战争乃是有关国家存亡的自卫战争。因此杜甫对待战争的态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对，而是积极号召。他哀悼那为国牺牲的“四万义军”，他告诫文武官吏要“戮力扫搀枪”，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还是勉励人民参战。由于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实际斗争，这就使他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和“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爱国精神的诗篇，并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如他的诗歌《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在这首诗歌当中，诗人站在岳阳楼上，通过远眺，想到了兵荒马乱、战火纷飞的社会状况，从而凭依窗轩，胸怀家园，不禁涕泪交流。又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而在这首诗中，由于听到朝廷收复失地的消息而惊喜若狂。这两首诗都是杜甫流落漂泊之时所作。由于安史之乱，社会显得一片狼藉，所以杜甫无时不期望着能够平息叛乱，社会归于安定。因此当他想到国家遭殃，战火不熄，生灵涂炭的时候就流泪不止，而当听说官军收复了蓟北，于是又喜极而泣，不能自抑。可见，杜甫的忧来自于国家，喜亦是来自于国家，这就是儒家知识分子身上所具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759年七月，杜甫弃官于这年年底到达成都，在成都西郊盖了一所草堂，开始他最后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在漂泊的十一年中，他经常过着“生涯似众人”的日子。他爱和劳动人民往来，而憎厌官僚，所以说：“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旁舍未曾嗔。”杜甫的生活仍然很苦，在他逝世的那一年，还因为避臧介之乱而挨了五天饿。可贵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论怎样苦，也不论漂泊到什么地方，他总是在关怀着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时也从不曾忘记或放松自己的创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间，他写了一千多首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遭田父泥饮》、《诸将》、《秋兴》、《岁晏行》等都是这时期最优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带有更多的抒情性质，形式也更多样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创造性地赋予七言律诗以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两三年，770年冬，死在由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这是他对国家和人民最后的怀念。 

后世影响

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甫的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运用的艺术手法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偁、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

杜甫在他的有生之年以及他去世后的一些年，没有受到多少嘉奖和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在风格和格律上的创新所导致的，某些评论家认为其中的有些作品仍然很大胆古怪。在世时关于他的资料几乎没有，只有6名诗人共11首诗。而且这些诗关于他的影响这一方面，都没有提及他是诗歌和伦理观点的模范。

公元九世纪时他的作品开始出名，早期的正面积极评价来自白居易，他推广了杜甫部分作品伦理观点，尽管他只在杜甫的部分作品中找到这些观点。除了白居易，还有韩愈，他撰文以此批驳反对李杜的声音，捍卫了他们的美学地位。同时，这两位诗人的诗文中都有杜诗的影子。杜甫就像孔庆翔说的一样是“中国唯一影响随着时间不断增长的诗人”。

公元十世纪初，五代前蜀诗人韦庄找到了草堂遗址，重新修建茅屋，使之得以保存 。这一个时期，中国刮起了“新乐府运动”的狂潮，杜甫作为这一次现实主义诗歌运动的启发者备受推崇。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响了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的创作，从而形成一个现实主义诗派，在晚唐的诗坛上独领风骚。

到了宋朝，杜甫的声名达到了顶峰，黄庭坚、陈师道等，专门探究杜诗奇峭的一面，形成了“江西诗派”，之后的王安石、陆游、文天祥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响，文天祥在狱中作了200首集杜甫五言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 而杜甫更广泛的影响是，杜甫的作品将律诗从文字上的游戏变成了抒发政治抱负的载体，

宋朝理学的发展确保了杜甫作为诗的典范和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苏轼阐释了理由：“古今诗人众吴，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他思考的能力铸就了他的影响力，出于他对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向往，他深受政治家的推崇，改革家也学习他对穷人的悲悯，文学家学习他在艺术手法上的创新。

清初文学评论家金圣叹，把杜甫所作之诗，与屈原的《离骚》、庄周的《庄子》、司马迁的 《史记》、施耐庵的《水浒传》、王实甫的《西厢记》，合称“六才子书”。在当代，杜甫对国家的忠心和对人民的关切被重新诠释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含义，而他本人因为使用“人民的语言”而受到现代研究者的赞赏。

杜甫对后人的影响还有道德方面的。二十世纪，美国现代诗人雷克斯罗斯认为杜甫所关心的是人跟人之间的爱，人跟人之间的宽容和同情：“我的诗歌毫无疑问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响。我认为他是有史以来在史诗和戏剧以外的领域里最伟大的诗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和荷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亲切”。

杜甫不只在中国流名，还扬名海外。1481年韩国将杜诗翻译成韩文，叫《杜诗谚解》。他对日本文学影响相对较晚，直到十七世纪他在日本拥有和在中国一样的名声。杜甫对松尾芭蕉的影响尤深。杜甫也是美国作家雷克斯罗斯（Kenneth Rexroth）最喜欢的作家。 

人物评价

《杜工部诗话选》

诗人以一字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变化开阖，出奇无穷，殆不可以迹捕。如“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远近数千里，上下数百年，只在“有”与“自”两字间，而吞纳山川之气，俯仰古今之怀，皆见于言外。藤王亭子“粉墙犹竹色，虚阁自松声”，若不用“犹”与“自”两字，则余八言，凡亭子皆可用，不必藤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独雍容闲肆，出于自然，略不见其用力处。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仿用之，偃蹇狭隘，尽成死法，不知意与境会，言中其节，凡字皆可用也。

诗语固忌用巧太过，然缘情体物，自有天然工妙，虽巧而不见刻削之痕七言难于气象雄伟，句中有力而纡余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与“五更鼓角悲声壮，三峡星河影动摇”等句之后，尝恨无复继者。

宋叶少蕴《石林诗话》

禅宗论云间有三种语：其一为随波逐浪句，谓随物应机，不主故常；其二为截断众流句，谓超出言外，非情识所到；其三为函盖乾坤句，谓泯然皆契，无间可伺；其深浅以是为序。余尝戏谓学子，言老杜有此三种语，但先后不同：“波浪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为函盖乾坤句，以“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为随波逐浪句，以“百年地僻柴门回，五月江深草阁寒”为截断众流句。若有解者，当与渠同参。

宋司马温公《续诗话》

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也。近世诗人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他皆类此，不可遍举。

宋陈师道《后山诗话》

孟嘉帽落，前世以为胜绝，杜子美九日诗云：“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傍人为正冠”，其文雅旷达，不减昔人。谓诗非力学可致，正须胸中度世尔。

宋周紫芝《竹坡诗话》

余顷年游蒋山，夜上宝公塔，时天已昏黑，而月犹未出，前临大江，下视佛屋峥嵘，时闻风铃铿然有声，忽记少陵诗“夜深殿突兀，风动金琅铛。”恍然如己语也。又尝独行山谷间，古木夹道交阴，惟闻子规相应木间，乃知“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之为佳句也。又暑中濒溪与客纳凉，时夕阳在山，蝉声满树，观二人洗马于溪中，曰此少陵所谓“晚凉看洗马，森木乱鸣蝉”者也。此诗平日诵之，不见其工；惟当所见处，乃始知其妙。作诗正要写所见耳，不必过为奇险也。

凡诗人作语，要令事在语中而人不知。余读太史公天官书“天一枪培（注：改为木字旁）矛盾动摇角大兵起〔注：不知在哪断句，存疑〕”，杜少陵诗云：“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盖暗用迁语，而语中乃有用兵之意，诗至于此，可以为工也。

宋强幼安《唐子西文录》

古之作者，初无意于造语，所谓因事以陈词。如杜子美北征一篇，直纪行役尔，忽云“或红如丹砂，或黑如沾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此类是也。文章只如人作家书乃是。

宋许顗《彦周诗话》

老杜不可议论，亦不必称赞，苟有所得，亦不可不记也。如唐太宗，相者如是之云：“龙凤之姿，天日之表。”而老杜诗云：“真气惊户牖”，可谓简而尽。又经昭陵诗曰：“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直辞宁戮辱，贤路不崎岖。”太宗智勇英特，武定天下，而能如此，最盛德也。老杜衡州诗云：“悠悠委薄俗，郁郁回刚肠。”此语甚悲。昔蒯通读乐毅传而涕泣，后人亦当味此而泣者也。齐梁间乐府词云：“护昔加穷裤，防闲托守宫。今日牛羊上邱陇，当时近前面发红。”老杜作丽人行云：“赐名大国虢与秦。”其卒曰：“慎勿近前丞相嗔。”虢国秦国何预国忠事，而近前即嗔耶？东坡言老杜似司马迁，盖深知之。

清《全唐诗》

元稹之言曰：“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白居易亦云：“杜诗贯穿古今，尽工尽善，殆过于李。”元、白之论如此。盖其出处劳佚，喜乐悲愤，好贤恶恶，一见之于诗。而又以忠君忧国、伤时念乱为本旨。读其诗可以知其世，故当时谓之“诗史”。旧集诗文共六十卷，今编诗十九卷。

陈志岁《江南靖士诗稿·谒杜甫陵园》

敬身推伪宦，伤世写真辞。

刘大杰《鲁迅谈古典文学》

鲁迅对杜甫的评价：“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曾经加入《新青年》，以《狂人日记》等名作参与发动“五四”文化革命之鲁迅，到三十年代，岿然成为众望所归之革命文学导师，晚年与友人讨论中国文学史，以为中古之陶潜、李白、杜甫皆第一流诗人，继而又说：“我总觉得陶潜站得稍稍远一点，李白站得稍稍高一点，这也是时代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鲁迅晚年在政治上己与胡适分道扬镳，惟此评论杜甫之寥寥数语，仍然与胡适笙磐同音。他还曾经说过：“杜甫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史书记载

《旧唐书·杜甫传》

《新唐书·杜甫传》

《唐才子传·杜甫传》

轶事典故

愤斥皇亲

唐玄宗当政时期的唐王朝，在当时的世界上是一个大国。但就在这表面上看起来仍然强大的大国里，因上下其手等诸多原因，业已孳生着崩溃的征兆。终于唐王朝迅速走向倾覆的转折点——“安史之乱”的发生。杜甫获悉这种情况后，觉得当权者不顾民生只顾自己享乐的做法，定然会导致国家的败亡；于是他便大为愤慨地挥笔写下后来被选进著名选本《唐诗三百首》的诗作，亦即题为《丽人行》的七言长篇古诗。该诗由于把杨家那炙手可热的奢侈生活作了大胆的讽刺和深刻的揭露，成为一首名副其实的“史诗”；而人们还从中概括出一个成语“炙手可热”，用来表明气焰很盛，权势很大的那一号货色。 

死因之谜

多少年来，杜甫给后人留下的最大疑惑是他的死因。文学、史学界针对杜甫的死因提出了五种死因：

一、病死说

翻阅莫砺锋、童强著《杜甫传》，关于杜甫的死，书中写道：“冬天到了，诗人病倒了。病倒在行往衡阳的舟中。……一颗巨星就在这无限的孤独、寂寞中陨落了。” 

二、赐死

此说最早出自于假冒唐朝李观的名义写的《杜拾遗补遗》。这种说法自提出后，后来历朝历代的学者对此说进行批驳，并明确指出此段文字中最大的问题，即文中提到唐玄宗在770年赐死杜甫，而唐玄宗死于宝应元年（762）。

三、自沉于水而死

此说源于伪托唐朝韩愈名义撰的《题杜子美坟》提出“三贤（指屈原、李白、杜甫）同归一水”的说法。三人怀沙自沉，这显然是一种没有丝毫根据的想象。

四、食物中毒而死

提出此说的是现代著名学者郭沫若，郭沫若的这种说法同样具有猜测性，几乎没有文献作为依据纯属于个人的文学创作。

五、消化不良而死

杜甫的死和饥饿有着斩不断的联系，离开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围困，连续饿了9天（一说是连续饿了5天）。当地县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回来，以牛炙（炙：烤肉）白酒招待他，难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因许久未进食，肠胃难以承受，最终因消化不良而死。 

家庭成员

祖父

杜甫的祖父为唐初诗人杜审言。杜审言很有才华，但恃才傲世。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合称“文章四友”。唐高宗咸亨元年（670）擢进士第，为隰城尉。后转洛阳丞。武后圣历元年（698），坐事贬吉州司户参军。却在此时得罪同事郭若讷、长官周季重，两人合谋诬陷杜审言，定了死罪。杜甫的叔叔杜并年十三，刺杀周季重，事震朝野。杜审言因此不死，被武则天召入京师。又因欣赏其诗文，授著作佐郎，官至膳部员外郎。后因勾结张易之兄弟，被流放到峰州。但不久又被诏回。

父母

杜甫的父亲为杜审言长子杜闲，生母为清河东武城人，但在其出生后不久就去世，父亲续娶卢氏。杜甫由其姑母抚养长大。杜甫有兄长，早夭，三个同父异母弟及一同父异母妹，杜甫在诗中常提及他们。但杜甫极少提到继母。

妻子

杜甫于30岁时，暂时中断了在齐鲁燕赵间的漫游，回到洛阳，在偃师县西北的首阳山下筑就陆浑山庄，然后迎娶了弘农县（天宝年间改灵宝县）司农少卿杨怡之女为妻。司农少卿为主管农业和财政的副部长，与世代为官的杜甫家可谓门当户对。妻子小他十多岁。遗憾的是杜甫并没有为爱妻立传，杨氏夫人的名字也无从知晓，但杜诗中多处提及她。

儿女

育有两子宗文、宗武，一女凤儿。 

后世纪念

故里

杜甫故里建有纪念馆，陈列历代杜诗版本和研究杜诗的论文，杜甫世系表以及“三吏”、“三别”诗意画等。每年接待游客2万人次，门票收入10万元。1963年6月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墓地

唐天佑四年（907）环墓建杜公祠，背北面南，四合院式封山楼房，土木结构。正中主殿设杜甫檀香木雕像，东、西廊房10数间，供祭祀守墓用。宋代在杜公祠旁建杜陵书院。 

草堂

四川成都杜甫草堂，最初为杜甫所建草堂，后经五代前成都杜甫草堂蜀时诗人韦庄寻得草堂遗址，重结茅屋使之得以保存，杜甫草堂是经宋、元、明、清多次修复而成，其中最大的两次重修，是在明弘治十三年（1500）和清嘉庆十六年（1811），基本上奠定了杜甫草堂的规模和布局，演变成一处集纪念祠堂格局和诗人旧居风貌为一体的博物馆。历代仅杜甫墓、杜公祠题咏多达六十余首。 

祠堂

江阁

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二段，属于园林仿古建筑，为纪念唐朝诗人杜甫所建。与橘子洲、岳麓山隔江相望，距天心阁不足一千米。江阁园林区占地6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3800多平方米，主阁共分四层，高18米。2002年长沙市政府决定正式修建，2005年9月19日整个建筑全面建成并通过专家验收，随后向市民进行试开放。 

人物生平

出生乱世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的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家乡便发生了战争。藩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烧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卒于长安，紧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780年），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离安居。白居易得以在宿州符离度过了童年时光。 而白居易聪颖过人，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都白了。 

仕官生活

806年，白居易罢校书郎。同年四月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及第，授盩庢县（今西安周至县）尉。807年，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808年任左拾遗，迎取杨虞卿从妹为妻。810年改任京兆府户部参军，811年母亲陈氏去世，离职丁忧，归下邽。814年回长安，授太子左赞善大夫。 

任左拾遗时，白居易认为自己受到喜好文学的皇帝赏识提拔，故希望以尽言官之职责报答知遇之恩，因此频繁上书言事，并写大量的反应社会现实的诗歌，希望以此补察时政，乃至于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白居易上书言事多获接纳，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唐宪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李绛认为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而劝谏宪宗广开言路。 

贬谪江州

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其后白居易又被诽谤：母亲看花而坠井去世，白居易却著有“赏花”及“新井”诗，有害名教。遂以此为理由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818年，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至江州与白居易相聚。当白居易被任命为忠州刺史时，白行简也一同与兄长溯江而上。途中与元稹相遇于黄牛峡，三人相游之处被称为三游洞。在忠州任职的时间，白居易在忠州城东的山坡上种花，并命名此地为“东坡”。 同年冬，被任命为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刺史，819年到任。820年夏，被召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 

白居易的母亲虽因看花坠井去世，然而白居易早有许多咏花之作，而依宋代的纪录，新井诗作于元和元年左右（新井诗今已失传），可见此事不能构成罪名。他被贬谪的主因，很可能与他写讽谕作品而得罪当权者有关。贬谪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以“兼济”为志，希望能做对国家人民有益的贡献；至此之后他的行事渐渐转向“独善其身”，虽仍有关怀人民的心，表现出的行动却已无过去的火花了。然而白居易在江州虽不得志，大体上仍能恬然自处，曾在庐山香炉峰北建草堂，并与当地的僧人交游。

任职苏杭

820年冬，转任主客郎中、知制诰。821年，加朝散大夫，始正式著五品绯色朝服，（绯色即朱色，为五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转上柱国，又转中书舍人。822年，白居易上书论当时河北的军事，不被采用，于是请求到外地任职，7月被任命为杭州刺史，10月到任。任内有修筑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等政绩。824年5月，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秋天至洛阳，在洛阳履道里购宅。825年，被任命为苏州刺史，5月到任。826年因病去职，后与刘禹锡相伴游览于扬州、楚州一带。 

在杭州刺史任内，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决杭州人饮水问题。又见西湖淤塞农田干旱，因此修堤蓄积湖水，以利灌溉，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钱塘湖石记》，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与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供后人知晓，对后来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响。离任前，白居易将一笔官俸留在州库之中作为基金，以供后来治理杭州的官员公务上的周转，事后再补回原数。当这笔基金一直运作到黄巢之乱时，当黄巢抵达杭州，文书多焚烧散失，这笔基金才不知去向。 

西湖有白堤，两岸栽种有杨柳，后世误传这即是白居易所修筑的堤，而称之为白公堤。事实上这道“白堤”在白居易来杭州之前已存在，当时称为“白沙堤”，且见于白居易的诗作之中。

当白居易在杭州时，元稹亦从宰相转任浙东观察使，浙东、杭州相去并非太远，因而二人之间有许多往还的赠答诗篇。当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元稹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的作品，编成《白氏长庆集》五十卷。

在苏州刺史任内，白居易为了便利苏州水陆交通，开凿了一条长七里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简称“山塘街”。 

晚年生活

827年，白居易至长安任秘书监，配紫金鱼袋，换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828年，转任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829年春，因病改授与太子宾客分司，回洛阳履道里。830年12月，任河南尹。831年七月元稹去世。832年，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元家给白居易润笔的六七十万钱，白居易将全数布施于洛阳香山寺。833年，因病免河南尹，再任太子宾客分司。835年，被任命为同州刺史，辞不赴任，后改任命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封冯翊县侯，仍留在洛阳。839年10月得风疾。841年，罢太子少傅，停俸。842年，以刑部尚书致仕，领取半俸。

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大多是以“闲适”的生活反应自己“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而844年，73岁的白居易出钱开挖龙门一带阻碍舟行的石滩，事成后作诗《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序》留念，诗中仍反映出他“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阳的履道里第度过，与刘禹锡唱和，时常游历于龙门一带。作《池上篇》、《醉吟先生传》自况。845年，白居易74岁，尚在履道里第举行“七老会”，与会者有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贞、张浑与白居易；同年夏，以七老合僧如满、李元爽，画成“九老图”。白居易晚年笃信佛教，号香山居士，为僧如满之弟子。 

洛阳安逝

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于洛阳，享年75岁，赠尚书右仆射，谥号“文”，葬于洛阳香山。白居易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著有《白氏长庆集》，共有七十一卷。 

主要成就

官场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现九江）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文学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个人作品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 

人物评价

史书评价

旧唐书

^{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

^{赞曰：文章新体，建安、永明。沈、谢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长有茎英。不习孙吴，焉知用兵？}

新唐书

^{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名望漼然。呜呼！居易其贤哉！}

唐才子传

^{公诗以六义为主，不赏艰难。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妪读之，问解则录。后人评白诗“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者也。鸡林国行贾售于其国相，率篇百金，伪者即能辨之。与元稹极善胶漆，音韵亦同。天下曰“元白”。元卒，与刘宾客齐名，曰“刘白”云。公好神仙，自制飞云履，焚香振足，如拨烟雾，冉冉生云。初来九江，居庐阜峰下，作草堂，烧丹。今尚存。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五集，及所撰古今事实，为《六帖》，及述作诗格法，欲自除其病，名《白氏金针集》三卷，并行于世。}

历代评价

唐代

唐宣宗有吊白居易诗：“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此诗可作为白居易一生的概括。

五代及宋

新、旧唐书对于白居易的评价亦有不同。旧唐书对于白居易的文学成就给予高度的肯定：“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刘；永明辞宗，先让功于沈、谢。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新唐书描述白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又说：“居易在元和、长庆时，与元稹俱有名，最长于诗，它文未能称是也。”然而新唐书对白居易的人品则给予极高的肯定：“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名望漼然。鸣呼，居易其贤哉！”这种评价的变迁可能与宋代古文运动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

苏轼对白居易的评价也有不一致处。苏轼曾提出“元轻白俗”的说法，对元白的诗风颇有微词。然而后来却常以白居易自比，例如“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又如“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苏轼对白居易的诗作，也有“白公晚年诗极高妙。”的评语。

辽金元三代

元好问：“并州未是风流域，五百年中一乐天。”在《论诗三十首》“一语天然万古新”句下，元好问自注：“陶渊明，晋之白乐天。”

明清

袁宗道以“白苏斋”为斋名，并有《咏怀效白》的诗作

清代主张性灵说的袁枚亦给予白居易极高的评价。

清乾隆皇帝敕编的《唐宋诗醇》对白居易的诗文与为人均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白居易“实具经世之才”，并认为官员应以白居易的诗“救烦无若静，补拙莫如勤”作为座右铭。

近现代

胡适赞扬以白居易与元稹为领袖的文学革新运动，认为可以达到以诗歌造成舆论，而有助于改善政治。因为陈独秀与胡适提倡新文学运动，在提倡白话、不避俗字俗语的风气下，白居易的诗歌因而很受推崇。包括陈寅恪、刘大杰、钱基博等，都给予白居易极高的评价。然而钱钟书对白居易的评价则不高。

他国评价

白居易的文集在日本受到高度评价。平安时代，菅原道真写汉诗，当时渤海国的人见道真的诗，认为与白居易的诗很像，这评语令道真很高兴，还特别记载下来，引以为荣。  

轶事典故

自酿美酒

白居易自家酿的酒，质高出众，他为自家的酒作诗道：“开坛泻罇中，玉液黄金脂；持玩已可悦，欢尝有余滋；一酌发好客，再酌开愁眉；连延四五酌，酣畅入四肢。”（《白居易卷》）。白居易造酒的历史不但有记载，而且直到今天，还有“白居易造酒除夕赏乡邻”的故事在渭北一代流传。 

素口蛮腰

素口蛮腰，蓄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为了涤除人生烦恼，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纵自娱。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最出名的是小蛮和樊素。唐孟棨《本事诗·事感》中记载：“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

白居易六十多岁时，他得了风疾，半身麻痹，于是他卖掉那匹好马并让樊素离开他去嫁人。可是，他那匹马反顾而鸣，不忍离去。樊素也伤感落泪说：“主人乘此骆五年，衔撅之下，不惊不逸。素事主十年，巾栉之间，无违无失。今素貌虽陋，未至衰摧。骆力犹壮，又无 。即骆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送主一杯。一旦双去，有去无回。故素将去，其辞也苦；骆将去，其鸣也哀。此人之情也，马之情也，岂主君独无情哉？”

但在白居易70岁时，樊素和小蛮还是走了。白居易思念中写道：“两枝杨柳小楼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五年三月今朝尽，客散筵空掩独扉；病与乐天相共住，春同樊素一时归。” 

藏书故事

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集贤校理，参与整理国家藏书。后擢翰林学士。元和十年（815）贬为江州司马。文宗即位，迁刑部尚书。武宗时以刑部尚书致仕。晚年退居洛阳香山，自号香山居士，他对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 有卓著的贡献。在整理集贤院藏书时，使他有机会接触大量的藏书，对他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私家藏书颇富，建有藏书楼，名“池北书库”。他曾作《池上篇》，言其“罢刑部侍郎时，有栗千斗，书一车”。著有《白氏长庆集》等。他曾以自己藏书为基础，编撰了一部词语佳句类书《白氏经史事类六帖》（又名《白氏六帖》），分为1 367门。宋代黄鉴著《杨文公谈苑》记载：“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数千，各题门目，作七层架，列置斋中。命诸生采集其事类，投瓶中。倒取之，抄录成书。”可见《白氏六帖》在最初搜集资料时，就开始以类汇集。另编有《元白因继集》、《刘白唱和集》、《洛下游赏宴集》（又名《洛中集》）等。 

家族成员

祖父：白湟

祖母：薛氏

父亲：白季庚

长兄：白幼文

三弟：白行简

儿子：白阿崔

史书记载

《旧唐书?白居易传》

《新唐书?白居易传》

《唐才子传》

后世纪念

白园是白居易的墓园，位于龙门东山的琵琶峰。白居易在诗里曾说，“门前常流水，墙上多高树。竹径绕荷池，萦回百余步。”白园的设计已八九分的接近于此了。白园迎门的是青谷区。夹道两旁是青色的竹子，悬瀑溅出悦耳的水声，荷花池飘送着夏日的清凉。听伊亭和松风亭模仿唐代的建筑设计，“亭”通“停”，提醒游客停下脚步感受山谷的幽静。时间在山水间是慢的。听伊亭又叫草亭，因那首妇孺皆知的《赋得古原草送别》而建。

墓体区在琵琶峰顶，有墓冢和自然石卧碑等。中外仰慕白居易的游客和族裔都在此立石纪念。其中有块石碑用中文和日文刻着“伟大的诗人白居易先生，你是日本文化的恩人，你是日本举国敬仰的文学家，你对日本之贡献恩重如山，万古流芳，吾辈永志不忘。” 

生平经历

早年经历

元稹的家庭世代读书为官。他的祖父元悱曾经担任过南顿丞，父亲元宽也曾经担任过兵部郎中 。元稹长得清秀可人，父母都非常宠爱他。从三四岁起父亲就教他读书写字，背诵古诗。然而，好景不长，元稹八岁那年，父亲不幸去世。前母所生的几个哥哥，不愿供养后母和弟妹们。年轻的母亲郑氏只好带着子女离开洛阳到凤翔去投依娘家，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坚强贤淑的母亲没让生活的重担压倒，她一方面料理子女的生活，一方面加强对子女的教育。 

凤翔是唐代西北要地，有重兵把守，社会一时比较安定，元稹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母亲郑氏贤能知书，善于持家，白居易曾大加称赞：“今夫人女美如此，妇德又如此，母仪又如此，三者具美，可谓冠古今矣”。元稹自己也在《同州刺史谢上表》中曰：“臣八岁丧父，家贫无业，母兄乞丐以供资养，衣不布体，食不充肠。幼学之年，不蒙师训，因感邻里儿稚，有父兄为开学校，涕咽发愤，愿知诗书。慈母哀臣，亲为教授。”可见元母不仅持家有道，还亲授元稹诗书，担任起教育子女的重任。元稹自小勤奋好学，不仅直接受教于母亲，还常常从邻人家里借书，然后徒步去姐夫陆翰家求教。表兄胡灵之又教他诗歌格律和骑马射箭。九岁时，元稹作诗成熟，惊叹于长辈。因成长于民间，他对边塞风云和农村凋敝已有所了解。

初进宦海

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十五岁的元稹以明两经擢第。唐代科举名目甚多，而报考最多的科目则为进士和明经两科。不过两科相比也有难易之分，进士科难，“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科“倍之，得第者使一二”，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而唐代文人也更为看重进士科。元稹为尽快摆脱贫困，获取功名，选择投考的为相对容易的明经科，一战告捷。及第之初的元稹却一直无官，闲居于长安。但他没有终止勤奋学习。家庭藏书给他提供了博览群书的条件，京城的文化环境和他的广泛兴趣，陶冶了他的文化修养。次年得陈子昂《感遇》诗及杜甫诗数百首悉心读之，始大量作诗。 

贞元十五年（799年），二十一岁的元稹寓居蒲州，初仕于河中府。此时，正当驻军骚乱，蒲州不宁。元稹借助友人之力保护处于危难之中的远亲。乱定，与其家少女相爱。不久，元稹牵于功名，西归长安应制科试。

选婚高门

贞元十八年冬（802年），元稹再次参加吏部试。次年春，中书判拔萃科第四等，授秘书省校书郎。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二十四岁的元稹与大他八岁的白居易同登书判拔萃科，并入秘书省任校书郎， 从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好友。元稹出身中小地主，门第不高，只有入仕以后，才有结婚高门的资本，如今作了校书郎，这时，元稹正值风华正茂，才华横溢，自然就把终身大事提上了日程。据韩愈《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墓志铭》云：“选婿得今御史河南元稹。祺时始以选校书秘书省中”，元稹授校书郎后不久便娶韦夏卿之女韦丛为妻。十月，岳父韦夏卿授东都留守，赴洛阳上任，由于韦丛是”谢公最小偏怜女”，割舍不下，于是元稹、韦丛夫妇一同侍从韦夏卿赴洛阳。元氏在洛阳没有住宅，元稹夫妇就住在东都履信坊韦宅。 

一贬江陵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四月，元稹和白居易同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白同及第，登第者十八人，元稹为第一名，授左拾遗。 元稹一到职立刻接二连三地上疏献表，先论“教本”（重视给皇子选择保傅），再论“谏职”、“迁庙”，一直论到西北边事这样的大政，同时旗帜鲜明地支持裴度（时任监察御史）对朝中权幸的抨击，从而引起了宪宗的注意，很快受到召见 。元稹奉职勤恳，本应受到鼓励，可是因为锋芒太露，触犯权贵，反而引起了宰臣的不满，九月贬为河南县尉 。白居易罢校书郎，亦出为县尉。此时，母亲去世，元稹悲痛不已，在家守孝三年。此后，三十一岁的元稹被提拔为监察御史。 

元和四年春（809年），奉命出使剑南东川。初登官场，意气风发，一心为民，报效国家，遂大胆劾奏不法官吏，平反许多冤案，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和崇高赞誉。白居易更是作诗赠他“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东川八十家，冤愤一言申”。这一举动触犯了朝中旧官僚阶层及藩镇集团的利益，很快他们就找了机会将元稹外遣——分务东台。 东台就是东都洛阳的御史台，用意在于将他排挤闲置。即便遭受到这样的打压，元稹仍然坚持为官之初的原则，秉公执法。元和四年（809年），正值仕途受挫时，其娴熟聪慧的妻子韦丛盛年而逝，韦丛之死，对元稹打击很大，使他常常夜不能寐。由于难遣伤痛，元稹写下了有名的悼亡诗——《遣悲怀三首》。 

元和五年（810年），元稹因弹奏河南尹房式（开国重臣房玄龄之后）不法事，被召回罚俸。途经华州敷水驿便宿于驿馆上厅，恰逢宦官仇士良、刘士元等人在此，也要争住在上厅，元稹据理力争，却遭到仇士良的漫骂，刘士元更是上前用马鞭抽打元稹，打得他鲜血直流，最终被赶出了上厅。后来唐宪宗便以“元稹轻树威，失宪臣体”为由，贬元稹为江陵府士曹参军。从此开始了他困顿州郡十余年的贬谪生活。 

二贬通州

元稹因才华出众、性格豪爽不为朝廷所容，流放荆蛮近十年。随即白居易也贬为江州司马，元稹量移通州司马。虽然通州、江州天远地隔，可两人来往赠答，计所做诗，有自三十韵、五十韵直至百韵者。江南人士，驿舍道途讽诵，一直流传至宫中，里巷之人互相传诵，致使市上纸贵。由诗中可知其流离放逐之心境，无不凄惋。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正月，三十七岁的元稹一度奉诏回朝，以为起用有望。途经蓝桥驿曾题诗留赠命运相似的友人刘禹锡、柳宗元。抵京后，与白居易诗酒唱和，意气风发。元稹收集诗友作品，拟编为《元白还往诗集》，但书稿未成，却突然与刘禹锡、柳宗元一同被放逐远州。元和十年（815年）三月，元稹“一身骑马向通州”，出任通州司马。流落“哭鸟昼飞人少见，怅魂夜啸虎行多”（《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的通州，他“垂死老病”，患上疟疾，几乎死去。曾赴山南西道兴元府求医。潦倒困苦中，诗人只能以诗述怀，以友情相互慰藉。在通州完成了他最具影响力的乐府诗歌《连昌宫词》和与白居易酬唱之作180余首。

三贬同州

随着平淮西后的大赦和元稹知己旧识崔群、李夷简、裴度相继为相，逐渐改变了他在政治上长期受压抑的处境。元稹于元和十三年（818年）已代理通州刺史，岁末，转虢州长史。元和十四年冬（819年），唐宪宗召元稹回京，授膳部员外

郎。宰相令狐楚对其诗文深为赞赏，“以为今代之鲍、谢也” 。元和十五年（820年），唐穆宗及位后，因宰相段文昌之荐，元真授祠部郎中、知制诰。唐穆宗为太子时已喜爱元稹诗歌，此时特别器重于他，经常召见，语及兵赋及西北边事，令其筹画。数月后，被擢为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与已在翰林院的李德裕、李绅俱以学识才艺闻名，时称“三俊”（《旧唐书·李绅传》）。在迅速升迁的同时，元稹陷入了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漩涡，与李宗闵的积怨爆发，埋下党争的种子。不久，由于误会等原因，裴度弹劾元稹结交魏宏简，元稹被罢承旨学士，官工部侍郎。次年春，元稹、裴度先后为相。在唐王朝与地方军阀的斗争中，元稹积极平息骚乱，拟用反间计平叛。可觊觎宰相之位的李逢吉与宦官勾结，派人阴谋诬告元稹谋刺裴度，后虽查清真相，但元、裴被同时罢相。元稹出为同州刺史。 长庆三年（823年），他被调任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唐敬宗宝力元年（825年），元稹命所属七州筑陂塘，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在浙东的六年，元稹颇有政绩，深得百姓拥戴。

四贬武昌

唐文宗大和三年九月（829年），元稹入朝为尚书省左丞。身居要职，有了兴利除弊的条件，他又恢复了为谏官时之锐气，决心整顿政府官员，肃清吏治，将郎官中颇遭公众舆论指责的七人贬谪出京。然而因元稹素无操行，人心不服。时值宰相王播突然去世，李宗闵正再度当权，元稹又受到排挤。大和四年（830年）正月，元稹被迫出为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军节度使。大和五年（831年）七月二十二日暴病，一日后便在镇署去世，时年五十三，死后追赠尚书右仆射，白居易为其撰写了墓志。 

主要成就

官场

校书郎

贞元十九年，元稹与白居易同登书判拔萃科，并入秘书省任校书郎。

左拾遗

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四月，元稹、白居易同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稹、白居易同及第，元稹授左拾遗，因锋芒毕露，上书直言，九月贬为河南县尉。 

监察御史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三十一岁的元稹被提拔为监察御史。第二年春，奉命出使剑南东川。

文学

代表作有《菊花》、《离思五首》（其四）、《遣悲怀三首》、《兔丝》、《和裴校书鹭鸶飞》、《夜池》、《感逝（浙东）》、《晚春》、《靖安穷居》、《送致用》、《宿石矶》、《夜坐》、《雪天》、《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织妇词》、《夜别筵》、《山枇杷》、《所思二首》、《斑竹（得之湘流）》、《竹部（石首县界）》、《白衣裳二首》、《鱼中素》、《酬许五康佐（次用本韵）》、《一至七言诗》等，其中《菊花》、《离思五首》（其四）和《遣悲怀三首》（其二）三首流传很广，尤其是《离思五首》（其四）这一首极负盛名。该诗写久藏心底的不尽情思，因为与情人的曾经相识而自此对其他的女人再也不屑一顾（“取次花丛懒回顾”），诗中的比兴之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语言幻美，意境朦胧，十分脍炙人口。而《遣悲怀三首》表达对亡妻的不尽思念，写得悲气袭人，令人不由得一掬同情之泪，其中第二首的结句“贫贱夫妻百事哀”为世所熟诵。微之其集与居易同名长庆，今编诗二十八卷（全唐诗中卷第三百九十六至四百二十三）。

文学特点

元稹诗文兼擅，《元稹集》存文三十多卷，诸体该备，时有佳作名篇。

乐府诗在元诗中占有很大分量，元稹的《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和刘猛、李余《古乐府诗》的古题乐府19首，在元集中也列为乐府类，旨含讽喻，和《长恨歌》齐名。其铺叙详密，优美自然。元诗中最具特色的是艳诗和悼亡诗。

元稹在散文和传奇方面也有一定成就。他首创以古文制诰，格高词美，为人效仿。其传奇《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叙述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悲剧故事，文笔优美，刻画细致，为唐人传奇中之名篇。后世戏曲作者以其故事人物创作出许多戏曲，如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和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等。元稹曾自编其诗集、文集、与友人合集多种。今人陈寅恪有《元白诗笺证稿》，卞孝萱有《元稹年谱》，周相录校有《元稹集校注》，冀勤有《元稹集》。

元稹非常推崇杜诗，其诗学杜而能变杜，并于平浅明快中呈现丽绝华美，色彩浓烈，铺叙曲折，细节刻画真切动人和刘猛、李余《古乐府诗》的古题乐府19首，在元集中也列为乐府类，旨含讽谕，和《长恨歌》齐名。他擅写男女爱情，描述细致生动，不同一般艳诗的泛描。悼亡诗为纪念其妻韦丛而作，《遣悲怀三首》流传最广。在诗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韵相酬”的创始者。《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均依次重用白诗原韵，韵同而意殊。这种“次韵相酬”的做法，在当时影响很大，也很容易产生流弊。

乐府诗在元诗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启发了创作新乐府，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缺点是主题不够集中，形象不够鲜明。和刘猛、李余《古乐府诗》的古题乐府19首，则能借古题而创新词新义，主题深刻，描写集中，表现有力。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在元集中也列为乐府类，旨含讽谕。他擅写男女爱情，描述细致生动，不同一般艳诗的泛描。悼亡诗为纪念其妻韦丛而作，《遣悲怀三首》流传最广。 在诗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韵相酬”的创始者。《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均依次重用白诗原韵，韵同而意殊。这种“次韵相酬”的做法，在当时影响很大，也很容易产生流弊。元稹曾自编其诗集、文集、与友人合集多种。其本集《元氏长庆集》收录诗赋、诏册、铭谏、论议等共100卷。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

人物评价

李肇在《唐国史补》里曾说：“元和以后，诗章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

李戡说：“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人雅士，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女父母，交口教授，淫言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

杜牧《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当时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元和体诗 。

白居易《酬微之》：“声声丽曲敲寒玉，句句妍辞缀色丝。”《重寄微之诗》云：诗到元和体变新，自注云：众称元白为千言律，或号元和格。《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制从长庆辞高古”。

《沧浪诗话》：“和韵最害人诗，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而本朝诸贤，乃以此斗工，遂至往复有八九和者。”

《唐音审体》卷一五：“要之，元白绝唱，乐府歌行第一；长韵律诗次之；七言四韵又其次也。”

《旧唐书·白居易传》曰：“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

王若虚《滹南诗话》：“情致曲尽，入人肝脾。”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微之以绝代之才华，抒写男女生死离别悲欢之感情，其哀艳缠绵不仅在唐人诗中不多见而影响及于后来之文学者尤巨。” 

陈寅烙在《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艳诗及悼亡诗》附《读<莺莺传>》中更明确指出：《莺莺传》为微之自叙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固无可疑。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九篇《唐之传奇文》中说：“《莺莺传》者，即叙崔、张故事，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 

史书记载

《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一十六》 

《新唐书·列传第九十九》 

人物轶事

“元白”莫逆交

白居易与元稹是齐名的唐代大诗人，他们的诗歌理论观点相近，共同提倡新乐府，结成了莫逆之交，世人将

他们并称为“元白”。两人之间经常有诗歌唱和，即使两人分处异地，也经常有书信往来，并发明了“邮筒传诗”。一次，元稹出使到东川，白居易与好友李建同游慈恩寺，席间想念元稹，就写下了《同李十一醉忆元九》：

“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

而此时正在梁州的元稹也在思念白居易，他在同一天晚上写了一首《梁州梦》：

“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

后来两人都先后遭贬，分别被放置外地做官。于是他们经常联络，互相鼓励和慰藉。如白居易所说的那样，两人终其一生都是友情极其深厚的“文友诗敌”。白居易有诗写道： “君写我诗盈寺壁，我题君句满屏风；与君相遇知何处，两叶浮萍大海中。” 

白居易这样评价元稹“所得惟元君，乃知定交难”，并说他们之间的友谊是“一为同心友，三及芳岁阑。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衡门相逢迎，不具带与冠。春风日高睡，秋月夜深看。不为同登科，不为同署官。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而元稹对白居易关心，更凝结成了千古名篇《闻乐天授江州司马》。

元稹与莺莺

元稹的原配夫人是韦丛，娶韦氏之前曾与一女子颇有私情，此女便是莺莺。关于莺莺，描写较多的乃是元稹的《莺莺传》（又叫《会真记》），《莺莺传》则成为王实甫撰写《西厢记》的蓝本。 

唐贞元十五年（799年），元稹到蒲州（今山西永济市）任小职，与其母系远亲崔姓之少女名“双文”者（即后来传奇小说《莺莺传》中的崔莺莺）恋爱。崔莺莺才貌双全，而且家中富有，但毕竟没有权势，这与元稹理想中的婚姻存在很大距离。根据唐代的举士制度，士之及第者还需要经过吏部考试才能正式任命官职，所以元稹于贞元十六年（800年）再赴京应试。元稹自从赴京应试以后，以其文才卓着，被新任京兆尹韦夏卿所赏识，且与韦门子弟交游，从而得知韦夏卿之女韦丛尚未许配与人，于是意识到这是一个走门路、攀高枝的绝好机会。贞元十九年（803年），元稹与白居易同登书判拨萃科，进入秘书省任校书郎。求官心切的元稹考虑到崔莺莺虽然才貌双全，但对他的仕途进取没有多大帮助，所以权衡得失，最后还是弃莺莺而娶了韦丛。

也许是受良心的谴责，也许是对初恋情人崔莺莺的难以忘怀，所以很多年以后，元稹以自己的初恋为原型，创作了传奇小说《莺莺传》，即后来《西厢记》的前身。

在《莺莺传》里，元稹开篇这样写道：“唐贞元中，有张生者，性温茂，美风容”，张生游于蒲时，在军人骚乱抢掠中保护了寡母弱女的崔姓表亲，由此识得表妹崔莺莺。崔莺莺“垂鬟接黛，双脸销红”的美丽，“颜色艳异，光辉动人”的俏丽让张生顿生爱慕。后来，在莺莺丫环红娘的帮助下，张生与莺莺私会西厢下，成了云雨。自此之后，莺莺“朝隐而出，暮隐而人”，与张生私会。《莺莺传》里的张生其实就是元稹自己当年与崔莺莺的故事，张生为元稹自寓。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元稹还写了“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意思是他对其她女色绝无眷恋之心，除“君”之外，再没有能使自己动情的女子了。 

元稹与韦丛

元稹和妻子韦丛的半缘情深为人津津乐道，元稹曾经留下“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千古传诵的佳句，就是元稹悼念亡妻韦从而作的。

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太子少保韦夏卿的小女儿年方二十的韦丛下嫁给二十四岁的诗人元稹。这桩婚姻有很大的政治成分，当时二十四岁的元稹科举落榜，但是韦夏卿很欣赏元稹的才华，相信他有大好前程，于是将小女儿许配给他，而元稹则是借这桩婚姻得到向上爬的机会，不过两人在婚后却是恩爱百般，感情非常好。以韦丛的家庭背景，下嫁给元稹对于当时的元稹来说就好像天女下凡一样。她不仅贤惠端庄、通晓诗文，更重要的是出身富贵，却不好富贵，不慕虚荣，从元稹留下来几首那时期的诗来看，当时正是他不得志的时候，过着清贫的生活，韦丛从大富人家来到这个清贫之家，却无怨无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关心和体贴丈夫，对于生活的贫瘠淡然处之。元稹原本以为这只是一个政治上晋升的途径，却没想到韦丛是这样一个温柔的女子、体贴的娇妻。古话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婚后元稹忙着科试，家中的家务全是韦丛一人包办，而婚前她是大户人家的千金、父亲疼爱的小女儿，韦丛的贤惠淑良可想而知，所以元稹在数年以后，总还是会忍不住想起与他共度清贫岁月的结发妻子韦丛。

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韦丛因病去世，年仅二十七岁。此时的三十一岁的元稹已升任监察御史，幸福的生活就要开始，爱妻却驾鹤西去，诗人无比悲痛。韦丛营葬之时，元稹因自己身萦监察御史分务东台的事务，无法亲自前往，便事先写了一篇情词痛切的祭文，托人在韦丛灵前代读。但即便如此，到了下葬那天，元稹仍情不能已，于是又写了三首悼亡诗，这就是最负盛名的《三遣悲怀》（即《遣悲怀三首》） 。元稹对妻子一直有深切的思念和无法释怀的悲伤，韦丛与他同苦七年，却在他即将飞黄腾达的时候离开了他，而元稹能做的只有祭奠亡故的爱妻，以及在诗中写下自己的思念。‘‘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贫贱的夫妻总是这样，尽管互相恩爱却因为物质条件的贫瘠而无法让心爱的人过得更加幸福，韦丛因为几组情意绵绵的诗歌而永远留在了后世读者的心中。 

元稹梓州会薛涛

唐代才女薛涛和著名诗人元稹的爱情是中唐文艺界最出名的爱情之一，虽然这场爱情是无疾而终，但正因为没有结果，反而更有“余味”。

薛涛是唐代著名的女诗人，她制作的“薛涛笺”一直流传到至今。她才貌过人，不但聪慧工诗，而且富有政治头脑。虽然身为乐伎，但心比天高，十分鄙视那些贪官污吏，达官贵人。 唐元和四年（809年）三月，当时正如日中天的诗人元稹，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奉命出使地方。他久闻蜀中诗人薛涛的芳名，所以到蜀地后，特地约她在梓州相见。与元稹一见面，薛涛就被这位年仅三十一岁的年轻诗人俊朗的外貌和出色的才情所吸引。两人议诗论政，情谊渐深。在薛涛的支持下，元稹参劾为富不仁的东川节度使严砺，由此得罪权贵，调离四川任职洛阳。从此两人劳燕分飞，关山永隔。

分别已不可避免，薛涛十分无奈。令她欣慰的是，很快她就收到了元稹寄来的书信，同样寄托着一份深情。劳燕分飞，两情远隔，此时能够寄托她相思之情的，唯有一首首诗了。薛涛迷上了写诗的信笺。她喜欢写四言绝句，律诗也常常只写八句，因此经常嫌平时写诗的纸幅太大。于是她对当地造纸的工艺加以改造，将纸染成桃红色，裁成精巧窄笺，特别适合书写情书，人称薛涛笺。才子多情也花心但薛涛对他的思念还是刻骨铭心。她朝思暮想，满怀的幽怨与渴盼，汇聚成了流传千古的名诗《春望词》。

由于两人年龄悬殊过大，三十一岁的元稹正是男人的风华岁月，而薛涛即便风韵绰约，毕竟大了十一岁。另外更重要的是，薛涛乐籍出身，相当于一个风尘女子，对元稹的仕途只有负作用，没有正能量。对于这些，薛涛也能想明白，并不后悔，很坦然，没有一般小女子那种一失恋便寻死觅活的做派。于是薛涛从此她脱下了极为喜爱的红裙，换上了一袭灰色的道袍，她的人生从炽烈走向了淡然，浣花溪旁仍然车马喧嚣，人来人往，但她的内心却坚守着一方净地。 

后世纪念

元稹纪念馆

元稹纪念馆位于凤凰山半山腰，面对达城，背靠大山。纪念馆主体建筑为二层仿唐风格，配以2000平方米的广场和青石石梯、浮雕护栏，整个纪念馆简洁而大气，令人耳目一新。

进入元稹纪念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元稹塑像和元稹贬谪达州之时创作的震古烁今的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纪念馆的主展区——元稹遗韵共分元稹传略、元稹的文学成就、元稹与通州和影响与传承情四个展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