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趣闻：梁启超为何说“救国一定要打麻将”

梁启超不仅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在工作之余，他还是一个大力提倡趣味主义人生观的娱乐“发烧友”，尤其对玩麻将，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

1919年的一天，几个学界的朋友邀梁启超去做演讲。梁启超表示不能前去，朋友问他：“如何不行？”他一本正经地回答：“你们说的那个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朋友误以为他要辅导学生，便说：“辅导之事晚一点也无妨。”梁启超哈哈大笑：“错了错了，我指的这‘四人功课’，乃四人上桌打麻将！”说着，还做出一个抓牌打牌的动作，引得在场的一干人哄堂大笑。为了打麻将推掉演讲，可见麻将对梁启超吸引力之大。

梁启超

不过，有时有人请他做演讲，他还是会爽快答应的，但在演讲之前，都要先玩几圈麻将。有人问起其中的缘由，他振振有词：“予正利用博戏时间起腹稿耳。骨牌足以启予智窦。手一抚之，思潮汩汩而来，较寻常枯索，难易悬殊，屡验屡效，已成习惯。”说来也怪，每次从牌桌上走下来，登上演讲台，梁启超都是旁征博引，妙语连珠，不得不让人钦佩他的演讲灵感来自牌桌的滋润。

据梁启超的朋友严范孙回忆，梁启超还曾发明过五人与三人麻将玩法。

一次梁启超去朋友家玩麻将，四人正准备开局时，又来了一位访客，而此君也是他们圈中的雀友。这种情况下，多半是主人主动退出，让客人玩上几圈。但梁启超不同意：“如此一来，满足了客人，主人岂不是很扫兴？不妥，不妥。”梁启超随即想出了一个五人打牌的办法：将东南西北四圈增加为东南西北中五个圈，执到中字的人第一个圈在局外做梦家。第一圈打完之后，由执东字者出局，执中字者入局，如此类推。这一玩法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于是，那天晚上，牌桌上出现了五人轮流上阵的奇观，让人不得不叹服梁启超在牌桌上高人一等的创造性。

三人麻将玩法就是把36张万字牌和4张北字牌拿走，只留筒子36张、索子36张和东南西中发白24张，共96张牌。三人只准碰牌不准吃牌，于是三人也可以作“三缺一”的牌战。

梁启超虽然热爱麻将，但战绩糟糕，十打九输。但这并不妨碍他将玩牌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比如，他曾有理有据地把麻将和救国结合起来：“麻将不能不打，要救国一定要打麻将。打麻将可以观察人的品格，还可以锻炼坚忍精神，一坐下去不论胜负，一定要打完四圈。同时即使前三圈都失败了，还有翻本的希望，我们国家和别国竞赛，败了也不能气馁呀！这种精神可以在麻将桌上锻炼出来。”

民初国学大师的生意经：梁启超实业投资遍全国

章太炎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随便都能拿出两三万来买房;梁启超一年赚五六万，居然说“家计粗足自给”康有为光靠卖字每月就能进账1000银元……还敢嘲笑文人穷酸吗，少年?

章太炎：专写墓志，要价奇高

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随便都能拿出两三万来买房，估计羡煞了不少人。倘若您以为章老爷子一直过得很富裕，那就错了。

他早年闹革命，穷得一塌糊涂，最困顿的日子在日本一天只吃一个面饼。他和汤国梨女士在上海结婚，蔡元培为之证婚，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革命领袖均与会庆贺。当时办婚事，男方需要送“四色聘礼”，章太炎没钱，只好把袁世凯授给的勋章也作聘礼，凑其了“四色”。

自己穷不打紧，连累佳人遭罪就不妥了。民国初建，不少人投机钻营，章太炎想自己好歹是个名人，孙中山、袁世凯都得给几分面子，弄点钱应该不难。思前想后一番，就兴冲冲到北京去要钱。

胡适曾记录了此事：当时内阁总理熊希龄的秘书陈汉第与章太炎关系不错。某天，章太炎去找陈，说要借600万外债，修建某项目，请袁总统批准。陈汉第很奇怪，问你要这么多钱干啥。章太炎天真浪漫，说我当你是朋友，你不告诉别人，这600万借款，我可得60万回扣。陈汉第愣了半晌，说此事估计不成。第二天章太炎又来了，找到财政总长梁士诒，胃口小了很多，说只要10万。梁不同意，说最多1万。章太炎骂了一通，才拿钱走人。

胡适以羡慕的笔调叙述：“章太炎一下发达了。”可章此举实在荒谬，一时被传为笑柄。

弄到钱后，章太炎的生活状况大为改观，但他根本不知道钱该怎么花，买东西从来不问价格，买啥都是伸出同样面额的钞票，人家说不够，就再给一张。如吩咐下人买包烟，给5元;女儿要做大衣，给5元;出门坐趟黄包车，给5元;看中了一本书，给5元;连族人修祖祠找他赞助，也给5元，引得来人骂其小气。

民国初期，章太炎手上虽然没存款，但也不怎么缺钱，没了就找政界大佬要，袁世凯、黎元洪等人都当他是“国师”、“顾问”级别的高人，每月都送上津贴或者补助。

到了20世纪20年代，北洋分裂，国内一片动荡。章太炎从政府部门捞不到钱了，就应江苏教育会之邀，在上海讲国学，收入大不如前。

一家人住在上海，开销不小。章太炎不仅没固定的收入，对生活问题又全不放在心上。某段时间，章家经济实在为难，章夫人无奈，建议丈夫卖字换钱。可章太炎既不登广告，写的又是小篆，富商巨贾们不认识，所以他的“生意”很清淡。

1929年中秋，房东上门收租，说章家积欠房租20个月，倘若不缴清，请搬家走人。汤国梨气得直掉眼泪，就写了一封信，托人拿去见章太炎的好友董康。董康是民国著名法学家、大律师，得知章家落魄于斯，不甚狐悲，当即就写了两张庄票(钱庄的银票)，一张付积欠，一张寻好点的住所。有了老友的资助，章家才得以迁入同孚路同福里25号。

或许是因为夫人发了火，穷困潦倒的章太炎才觉得有必要认真赚银子了。他走的路子可跟鲁迅、胡适、郁达夫等晚辈出书拿稿费不一样，专门写寿序、墓志，要价奇高。

1928年6月，黎元洪因脑溢血病逝于天津，黎家后人到上海找章太炎写墓志铭。章太炎狮口一张，要价上万，黎家还真给了，当时媒体称为“晚清以来，润格最高的谀墓”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张学良巨资求诗人陈三立撰墓志，陈三立断然拒绝，张学良转求于章太炎，章欣然提笔，给钱就写字。章太炎发财门路一开，日进斗金，不仅达官贵人，连一般富户也忍不住寻上门来。

对章太炎的行径，许多人表示不理解，譬如陈独秀就批评：“晚年的章太炎，给军阀官僚写墓志、寿序一类的东西，一篇文章要成千甚至上万银元的润资，变得庸俗了。”连鲁迅对恩师这种举动也颇有微词。

20世纪20年代末期，在上海的章太炎与青帮大佬杜月笙还发生交集。
　
章太炎的侄儿住在上海法租界，与人发生房屋纠纷，请章帮忙。章听说杜月笙在法租界只手遮天，便写了封信。不料杜不仅排难解纷，还专程登门拜访。临告辞时，杜月笙悄悄将2000银元的钱庄票压在茶杯底下。此事让章太炎很受感动，觉得杜有豪侠之风。

此后杜月笙每月派人给章太炎送钱，两人从此交好。1931年，杜月笙家祠落成时，遍求当代名人的墨宝，首先就想到了章太炎，传闻开出了上万的天价润笔。

有如此名气，肯这样捞钱，能不发达么?

梁启超：最重要的是投资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遭到通缉，流亡海外。当时在海外华侨中，保皇党依旧有很大的实力，两人便以“保皇会”的名义，用股份制方式，向港澳地区、北美和大洋洲华侨出售股票募集资本，创办“广智书局”(位于上海外滩租界)和“新民丛报社”。

梁启超没钱，但能写东西啊，他以提供文稿作为“技术股”，占了三分之一的股份。

报纸畅销，报社的回报自然丰厚，在1902年到1903年间，梁启超分得“新民丛报社”红利上万银元，当时1银元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100元多一点。也就是说，梁启超随便干一年，就成了百万富翁。

民国建立后，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半月刊《庸言》，当月他在家信中说，《庸言》第一号印了一万份，没多久就卖完了，还有续定数千，形势喜人。明年二三月间，销售额估计能达到2万份，要是真这样的话，“则家计粗足自给矣”。如果每期的实销都能达到2万份的话，“年余五六万金耳”。梁任公一年赚五六万，居然说“家计粗足自给”，这气魄估计让不少人羡慕妒忌恨。

1918年底，梁启超退出政界赴欧游学，宣称以教育文化为业，走教育救国之路——此次游学，梁公基本是自费，换一般人肯定开销不起。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兼课，后应聘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月薪大约四五百银元。

无论是当政府总长还是清华导师，梁任公的工资收入肯定是小意思，他的版税就不得了。民国初年，版税给的最高的地方，当然是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

尚在清朝末年，许多文化名人，如林纾、蔡元培、梁启超都与商务印书馆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梁启超在商务印书馆拿的版税虽然比不上林纾和蔡元培，但为数也不少。

举一个例子：1922年10月，梁启超给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张元济写了封信，提到自己所著的《365备用台湾研究法》等书，版税照旧，为40%;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稿酬为千字20元。张元济则回信说：“千字20元的事情，请别跟其他人说，要是大家都知道了，每个像您这样的高手都这么要，咱支付不起……”

梁启超颇有经济眼光，将不少钱拿来投资，譬如他是天津中原公司的股东，也曾往北洋其他实业里投资。1928年他给女儿的信中透露：“有二万内外资本去营业。”

也就是说，无论在政界、文化界，还是金融界，梁启超都游刃有余。不过梁公平时作风俭朴，除了喜欢发表政论，干点“通电全国”的事儿，个人倒是没多大开支。顺便提一句，清末民初发电报可是相当烧钱。对政府的行为有所不满，给全国有影响的几百家报纸都发一通电报的话，一次就得花掉上千银元——梁启超每年都要以个人名义干几次，足见其豪奢。

无论梁启超收入有多高，但他的钱来得都很干净，所以他不喜章太炎晚年对权贵的态度。但若说梁启超是文人中“理财大师”，另外一个人肯定会冷笑几声——没错，此人就是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