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

人物生平

个人经历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清光绪五年）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市城北的一间小平房里。

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

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1903年7月在上海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1904年初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1909年冬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

1916年任北京大学学长（相当于系主任）。

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俗称“南陈北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街头亲自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捕入狱。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界、各省函电交驰，要求释放陈独秀。学界有69名署名保释陈独秀，其中有著名的教授，也有普通的中学教员；有新派人物，也有旧派人物。对五四运动持反对态度的田桐，也发表函电，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在各方的压力下，陈独秀恢复了自由。胡适在6年后还念念不忘这件事。1925年12月，他在“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事件”发生后写给陈独秀的信中提及此事。

1920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进行建党活动。1921年3月24日，陈独秀受陈炯明之邀在广东建党。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陈独秀（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选举产生）。后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在大革命中，陈独秀多次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指示（为了保证合作，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但是由于缺乏有系统的、独立的阶级纲领指导，使得陈独秀等一次次被共产国际领导层错误的行政指令

压下去。最激烈的一次是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在党报上发表公开信，单方面宣布退出国民党，引起党内外轰动。因为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服从后者的纪律，是共产国际为确保国共合作的既定战略路线的中心政策（共产国际为何执行这一政策的部分原因参见百度百科“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词条）。但不久后共产国际领导层发来的指令，使大多数中共党员继续坚持旧政策，而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异议分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要与这种路线彻底决裂，另立独立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因为他们并没有形成完全有别于共产国际的另一种国际国内革命纲领，更不了解当时国际领导层内部托洛茨基一派与斯大林一派正在就同一个中国革命问题进行激烈的纲领斗争。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陈独秀等少数共产党人的异议外，其他大多数中共党员（包括毛泽东）都没有对共产国际指令，提出哪怕一鳞半爪的反对意见和公开质疑。这就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员虽然是中国革命的实际领导者，却是为国民党做苦力的政治局面（随便举个例子：1927年上海第三次大罢工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党员，但他们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党员，全世界都看到的是国民党取得了大权，而不是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对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强烈冲击，大批优秀干部（包括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在反革命屠杀中丧生，1927年到30年代初的失败浪潮使中共在城市工人中的影响力严重削弱.。对这次革命失败负有第一责任的共产国际领导层（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首）把全部责任推卸在它的中国支部——中共的头上，中共又把主要责任推卸在总书记陈独秀头上，指责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这个栽赃陷害也是中共党史上最大的冤案。其后，陈独秀在苦闷中反思，开始接受国际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即反对斯大林主义荒唐透顶的左倾暴动路线，同时也反对盲目向农村发展力量甚至把游击队高抬为红军（诚然，不仅陈独秀而且当时相当多数国际国内共产党人都低估了农民运动），而主张以国民会议为中心，主张从民权民主斗争开始重新聚集力量。1929年11月，因为中东路事件，共产国际远东局从一开始就明确要求中共中央要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组织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和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对此，中共中央毫不犹豫地做出了积极的响应。他们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并在8月1日“反帝日”举行示威，而且争取发动上海工人总罢工。对于中共中央的做法，陈独秀专门致信中共中央提出批评，主张在这个时候片面宣传“拥护苏联”“于我们不利”，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广大群众都认同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陈独秀给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7月28日，8月11日）为此，并鉴于陈独秀等人事实上根本反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共中央很快正式决议将陈独秀等人开除出党。（《江苏省委为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及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

托洛斯基反对派的决议》，1929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549－555页。）中共中央明确认为，陈独秀等人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是党内一些动摇的机会主义分子的立场的最露骨的表现。（《评陈独秀的信件》）”，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12月，与彭述之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层。同时，在上海建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宣传托派观点。1937年，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拥护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在武汉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试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此时的陈独秀已偏离了托派纲领，并遭到多数中国托派的反对，但仍与托派组织保持关系——直至逝世也未曾脱离过这种组织和思想、政治关系。1938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晚年陈独秀最终的立场是要求建立民主的政权，开始对共产主义理论进行反思。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作为二十多年来一直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战士于四川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革命后期

放弃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1927年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除了来自共产国际指导上的原因，他的右倾错误也是重要的原因。1927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组，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此后，他接受托派观点，以在党内成立小组织的方式进行活动。1929年11月，因为他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而被开除党籍。同年12月发表由81人署名的作为托陈取消派纲领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同时，在上海组成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出版刊物《无产者》。1931年5月，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模范监狱。 

抗战时期

抗战爆发后，他于1937年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江津（今重庆市江津区）。1942年5月在贫病交加中逝世。 

个人思想

政治观点

1.民主主义是“超时代”、“超阶级”的，是“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对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未来世界，将实现“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2.社会主义是很长的历史阶段，根本目标是发展经济，使最大多数人民幸福。建设社会主义要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不能马上废除私有制，初期允许多种经济成分，而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

3.肯定“前期”苏俄，否定“后期”苏俄。斯大林在苏俄的恐怖专政，是苏俄制度造成而非个人品质问题；“任何独裁制度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可能分离的”。没有民主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相成而非相反；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绝不能创造社会主义，苏联早已不是社会主义。

4.世界大战中不能引发革命，殖民地不能获得解放独立。“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倘若胜利属于德、意、日，我们必然沦陷为殖民地”。

5.放弃对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信仰。

文艺观

陈独秀的观点：文学之文以情为主，应该华美而不重实用。他曾有“华美无用之文学”的措辞，钱玄同提出质疑，此“无用”二字是否与一贯之主张有冲突。其实，此“无用”二字表达了陈氏一种很重要的文章观念。所谓“无用”，即无实用之意，并非无价值。文章区别于文学，正是在实用与不实用上划清界线。应用之文以理为主，应该朴质而有用，清除“阿谀、虚伪、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的恶劣文风。魏晋以后，应用之文骈化倾向日益显著，大有不骈就不能作文的趋势；唐宋古文家企图扭转这种风气，其策略不是促进小说的发展，戏剧的新生，以减轻应用文体肩负的美文职能，反而加速了应用文体文学化的步伐，使其变得更加小巧精致，更加失去了应用的品格。所以，无论是骈文还是古文，都未能将应用文体引向健康发展的方向。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碑铭墓志，极量称物，读者决不见信，作者必照例为之。寻常启事，首尾恒有种种谀词。居丧者即华居美食，而哀启必欺人曰，苫块昏迷。赠医生以匾额，不曰术迈歧黄，即曰著手成春。”陈独秀深谙此弊，提出将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彻底分家，得到了《新青年》同仁的一致赞同。经钱玄同、刘半农的进一步论证补充就完全具有实际的操作价值了。（摘自《应用写作》杂志1994年第4期第45页《“五四”现代应用文发展简述》）

个人著作

文选

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陈独秀思想论稿》、《陈独秀著作选编》等。

1984-1993年间，三卷本《陈独秀著作选》相继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写于1991年12月的“编辑说明”中说：“对于陈独秀诋毁中国共产党，诬蔑工农红军和反对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错误言论，本书全文照录，不予删节，以供读者研究和批判”。字里行间，“批判”遗风犹在，且不无防身自保之虑。

2009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陈独秀著作选编》六卷本，辑文890篇，272万字。较原三卷本600多篇、162万字，多出200多篇、115万字。校正旧编中错、别、漏字句上千处。新辑作品主要是档案文件、新发现的文章书信，以及音韵学、文字学方面的著作。其中有陈独秀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主持特别委员会的发言，五卅运动中在《热血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在南京狱中写给汪原放的54封书信，入川后写给台静农等人的近百封书信，等等。

《陈独秀著作选》第六卷，收入陈独秀音韵学著作《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连语类编》以及与他的学生、语言学家魏建功来往书信。文字学著作，收入《小学识字教本》、致台静农、陈立夫、陈可忠等人书信。

《小学识字教本》，是陈独秀文字学研究集大成之作。1929年写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售予商务印书馆。当时，陈独秀是当局通缉的“共党首领”，自然不能出版，书稿亦杳无下落。居川期间，陈独秀在《实庵字说》《识字初阶》基础上，写《小学识字教本》。原定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出版，并两次预支稿酬一万元。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小学”二字不妥，建议改书名为《中国文字说明》。陈独秀以“小学”乃音韵字、文字学综合之古称，也是他研究文字形、声、义三者统一而非三者分立的特点，拒改书名。此书不能出版，他令家人不得动用稿酬。《小学识字教本》书稿由国立编译馆油印50册分赠专家。梁实秋分得一册，十分珍爱，日后带往台湾，请专人描清字迹不清处，影印500册，仍感不佳。再请人费时十月，将全稿重描无误，

书名改作《文字新诠》，隐去作者姓名与《自叙》，代之以梁序，于1971年由台湾语文研究中心影印出版。梁私下告友人，此为陈独秀遗作。《小学识字教本》得以传世，梁氏功莫大焉。 

在狱中，陈独秀写了《荀子韵表及考释》、《实庵字说》、《老子考略》、《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连语类编》、《屈宋韵表及考释》、《晋吕静韵集目》、《戊寅年登石笋山》《干支为字母说》等音韵训诂学著作。 

书法

陈独秀论书法，有一则佳话流传甚广。即我们都知道的书法家沈尹默先生，早年就是受了陈独秀的一语“刺激”，而发愤练字，终成一代大师的。当时陈与沈还不熟悉，但性格率直、快人快语的陈独秀初次相见，就当面说：“昨在刘三壁上见了你写的诗，诗很好，而字则其俗在骨。可谓诗在天上，字在地下！”刘三则是江南名士刘季平也，其时刘三和苏曼殊以及陈独秀、沈尹默等，都是东瀛留学归来常在一起诗酒风流的名士。沈尹默并不因陈的批评为忤，相反后来沈入北大任教，还把陈推荐给了蔡元培校长，并委以文科学长之职，足见旧时学人谦虚宽博之胸怀。陈独秀批评沈尹默的字“俗在骨”，实际上也是透露了他自己书法上的审美观。一般以帖学为宗的书法，若无厚实的北碑为底，用笔单调柔弱，则容易滑向“媚俗”一路。这一观点也和清代末期由尊帖转而尊碑风尚是一致的。不过后来即便是沈尹默的书法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了，但陈独秀在肯定的同时，依旧保留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在1941年给台静农的信中说：“尹默字素来工力甚深，非眼面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存世二王字，献之数种近真，羲之字多为米南宫临本，神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之下，即刻意学之，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也。”反观陈独秀自己的书法则是碑帖结合，写得汪洋闳肆、兼备众体。

诗词

《哭汪希颜》

凶耗传来忍泪看，恸君薄命责君难。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

历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颠连。而今世界须男子，又杀支那二少年。

寿春倡义闻天下，今日淮南应有人。说起联邦新制度，又将遗恨到君身。

《题西乡南洲游猎图》

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鸣。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

驰驱甘入棘荆地，顾盼莫非羊豕群。男子立身唯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 

《记戊寅年登石笋山》

悠悠史海、惊鸿掠过、念冯唐、秋不悯蝉语吱吱、独坐溪头思太公、登峰顶，神往春秋与聃同。

芸芸众生、吾似故人、憎郭开、寰不惜廉颇凄凄、庚未及甲忧社稷、居简舍，垂叹功成木应朽。

经历了政治上的跌宕起伏，陈独秀晚年自南京出狱后，他谢绝了高官厚禄的邀诱，蛰居四川江津，在贫病交迫中埋头于作书写诗和文字学研究。其间对书法的爱好始终未有懈怠，即使在他逝世的前一年，当他得知欧阳竟无珍藏着东汉隶书佳拓《武荣碑》时，以诗代简，向欧阳竟无“索借”，诗曰：“贯休入蜀唯瓶钵，久病山居生事微。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欧阳得诗后只得割爱以遂其心愿。另外，晚年的他尤以大量的精力撰述了文字训蒙的专著《小学识字教本》，但稿件送审时，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书名不妥，要陈独秀改书名。陈独秀坚决不同意，并说“一字不能动”，把预支的八千元稿费也退回去了。最后直至1942年陈独秀因病谢世，《小学识字教本》仍未出版，成了他晚年未了的一大憾事。

其诗作可以分为三类： 

（1）表现理想抱负、批判黑暗现实。

早期所作《夜雨狂歌答沈二》、《远游》和晚年所作《金粉泪》56首及长篇五言诗《告少年》。托物咏志的《咏鹤》、《杂感》四首、《感怀二十首》深于寄托，伤时感事，虽表现手法较曲折隐晦，也应归于这一类。最早的作品为《题西乡南洲游猎图》，发表于1903年8月17日上海《国民日日报》。

（2）悼念亲人、酬答友朋之作

早年挽亡兄孟吉的《述哀》和晚年《挽大姊》皆为五古长篇，诗中分别铺叙诗人与兄姊患难相依的生活历程，抒发出于肺腑的深哀巨痛。

（3）山水游览与景物题咏之作

描绘山水名胜与四时风物以抒情寄志，是传统诗歌的大宗，艺术美最为突出。《陈独秀诗存》中，早期和晚年都有这一类作品，颇富意境之美。最早的山水诗为《华严瀑布》五言绝句组诗八首。

亲属关系

原配高晓岚（高大众）（1876年-1930年9月9日），安徽六安霍邱临淮乡人，清末安徽统领副将高登科之女，育有三子一女。逝于安庆。

配偶高君曼（高小众）（1888年-1931年），高晓岚同父异母妹。育有二子一女。病逝于南京。

配偶潘兰珍（1908年-1949年），江苏南通人，因病去世于上海，无子女。有一养女，潘凤仙曾居于上海。

长子陈延年（1898年-1927年），曾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广东、浙江及江苏区委书记。高晓岚之子。

长女陈玉莹（陈筱秀）（1900年-1928年），病逝于上海。

次子陈乔年（1902年-1928年），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部长、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湖北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等职。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在上海龙华的枫林桥畔就义。

三子陈光美（1907年-1999年），长期隐居蜀中，由于历史原因，此子一直未承认是陈独秀儿子。

四子陈松年（1910年-1990年），曾任安庆市政协常委，安庆市文史馆馆员，安徽省文史馆馆员。

幼女陈子美（1912年-2004年），妇产科医生。文革时经香港前往美加地区，后常住美国行医。她逝世后中国驻纽约副总领事崔爱民前去吊唁。

幼子陈鹤年（1913年-2000年），与姐姐陈子美为一母所生，母亲高君曼，妻子许桂馨。在北大读书期间是当时北平的“三大学生领袖”之一。1938年底，陈鹤年携妻子和孩子去了香港，抗日战争期间又回内地。抗战胜利后，再度带全家定居香港进《星岛日报》工作。

传有孙子陈仲劲（父亲不明），曾在抗战时期参加“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一团第三总队，后经商，称祖父对他说“千万不要搞政治”。 

养女潘凤仙，随潘兰珍姓，现居于上海杨浦区。 

个人影响

第一，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他在365备用台湾上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还在影响着365备用台湾的进程。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刊物，教育、引导了整整一代人。

第二，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五四运动思想指导者。五四运动能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生那么大的影响，与他的活动、指导、影响是分不开的。在高度评价五四运动历史功绩的同时，不能忘记陈独秀在其中的巨大历史功劳。

第三，他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他传播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李大钊早，但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其重要作用是任何别的报刊不能替代的。

第四，他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说法不准确。如果没有陈独秀，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的成立。仅仅这一条，他就可以名垂千古，光照千秋。

第五，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最主要的领导人。

第六，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深刻总结、反思苏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与孙中山共事。

人物评价

总评

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政论家。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大专家、大学者。陈独秀一生一心为公，光明磊落，丝毫不搞阴谋诡计，不以权谋私，即使在艰苦困顿的晚年，他不接受敌人的馈赠，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刚强骨气和高尚人格。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生毫不妥协，坚决地揭露和批判旧制度、旧思想、旧文化和社会种种弊病，代表了社会良心，为后人做出了杰出的表率。

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把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中的错误从“右倾投降主义”，改成为“右倾机会主义”。为什么抠掉了“投降”两个关键性的字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说：“被看作陈独秀犯严重右倾错误标志的对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问题上的让步，还有对蒋介石、汪精卫等的依赖，以及不重视党直接掌握武装的思想等，都是受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因此，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大革命遭受的严重挫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91年，胡绳玉在《学术月刊》第11期发表了《中共党史人物传不能没有陈独秀》，指出：“陈独秀的一生，如果从他1900年参加反清运动算起，到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他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整整27个春秋，作出了比他的前辈、同辈都多得多的贡献。就是在生命的最后15年里，在旧中国的泥潭中，陈独秀依然在趔趄向前，尽管步履蹒跚，有时踯躅，有时摔跤，但他毕竟没有当叛徒，没有做汉奸，没有作出丝毫有损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伟大国格和伟大人格的事来。” 

个人评价

作为陈独秀曾经的战友，继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博古、张闻天之后中共党内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一生曾多次论及陈独秀。主要集中于三个时期。

一是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谈及陈独秀：

1．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对自己影响极大的人。新文化运动时期，毛泽东认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毛泽东的这一看法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并没有根本改变。1936年，应斯诺之邀谈及早年经历时，毛泽东多次以尊敬的口吻提到陈独秀。他说，自己当时十分崇拜陈独秀和胡适所作的文章，“他们成了我的模范”。“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

2．警醒全党牢记历史教训。在承认陈独秀功绩的同时，亲历大革命血雨腥风的毛泽东从未忘记陈独秀放弃党的领导权而使党蒙受的重大损失。尤其是在1930年代后期，由于王明右倾思想在党内的巨大影响，毛泽东谈及陈独秀，更侧重于提醒全党警惕右倾，要求全党牢记历史教训。当斯诺要求毛泽东对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进行评价时，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把最大的罪责归于陈独秀，认为他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进一步妥协明明就意味着灾难的关头，使党丧失了决定性的领导和自己的路线”。甚至认为，“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多次指出，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警醒“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

二是中共七大前后。毛泽东从进一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角度谈及陈独秀：

1．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创党有功。七大前后，毛泽东多次讲自己是陈独秀那一代人的学生。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发言时讲道：“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365备用台湾，要讲一讲他的功劳。”4月21日，毛泽东在讲七大工作方针时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2．反思全党总结处理陈独秀问题上的教训，要求处理历史问题时真正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七大前夕，毛泽东反思党在处理陈独秀等人历史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与党内错误路线作斗争的基本原则。其一，与党内错误路线做斗争时，应该注重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而不是强调个人问题。在处理历史问题的时候，“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其二，与错误路线作斗争，其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内战时期，喜欢图简便，不愿意同犯过错误路线的人共事，‘一掌推开’‘简单明了’的那样一种作风是不好的。”“任何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地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即使还没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错误，但已不坚持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以恳切的同志的态度，帮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错误。”

不过，肯定陈独秀曾经的历史功绩，并不意味着可以抹煞他曾经的错误。七大前后，毛泽东也多次提醒全党牢记陈独秀的错误。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严厉指责陈独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到了大革命后期就不要马克思主义了”。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同年8月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中央决议的形式通过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说法，对其后中共对陈独秀的评价起了重要影响。

三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时期，毛泽东论及陈独秀，使用了“大叛徒”“反面教员”等词语，但是他的批判集中于其组织“托派”分裂党的活动，并非全面否定。

1955年2月，毛泽东在对《邓小平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稿》修改时写下了“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陈独秀、张国焘等著名的大叛徒，他们都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的批语。1956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同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的谈话中，又将陈独秀与蒋介石、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同列为“反面教员”。

毛泽东的这种评价，主要原因在于，他从未忘记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给党带来的血的教训，尤其是陈独秀后期成立托派，背离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错误。而高、饶反党联盟的出现，使毛泽东再次警醒陈独秀后期“搞托派”、“搞分裂”的活动。他认为，对这一类人，“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所以，“只能打倒”。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1953年，经过安徽考察的毛泽东特地嘱咐地方政府照顾陈独秀后人的生活。据此，地方政府确认了陈延年、陈乔年的烈士身份，颁发了烈士证书，在世的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及其子女也得到了相应的照顾。

后世纪念

故居

鹤山坪石墙院位于重庆江津市南郊，原是杨氏乡绅的私宅。抗战时期陈独秀在此度过了他六十四年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自此，“石墙院”作为陈独秀先生晚年生活的客观载体备受注目。

墓地

陈独秀墓　陈独秀安葬于安庆市北门外十里乡叶家冲的一块坡地上。这是陈独秀灵柩于1947年从四川江津迁回家乡后与原配夫人高晓岚的合冢，2001年经保护性维修后，总面积1058.85平方米。墓坐北朝南，由墓冢、墓碑、墓台、护栏、墓道构成。墓冢高4米，直径7米，汉白玉贴面。墓碑通高2.4米，碑身高1.8米。墓台两层，正方形，通高2.4米,四周有汉白玉栏杆。墓南台阶与长30米、宽6米的墓道相连接。墓的两侧，各排列32株杉树，喻示着陈独秀走过的64个春秋；5棵龙柏松，则代表他曾经担任过中国共产党一大至五大的总书记或执行委员会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