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25年-220年)是中国古代一个强大而统一的王朝,与西汉合称“汉朝”。由汉世祖光武帝刘秀建立,光武帝在平定天下后,非常重视生产与民生的恢复与发展,遭受战乱破坏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恢复,在籍人口与垦田数目也有大幅增加,史称“光武中兴”。又历经汉明帝、汉章帝两位贤君三十多年的治理,东汉王朝的综合国力空前强盛,番邦纷纷纳贡称臣,民众安居乐业,社稷四海承平。然而,“帝王多病、君位不稳”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东汉王朝,自中期的和帝起,皇帝多数夭折,继任者又多在幼年,根本没有实际执政的能力,只得依靠自己的母后临朝摄政、总揽全局。《后汉书·皇后纪》中有此评论:“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摄政的太后不遗余力地扶植自己的父兄及其党羽,也就形成我们后世所说的“外戚势力”。另一方面,皇帝自幼长于深宫,势单力孤,生活起居均由宦官照管,故与其关系最密切的人莫过于宦官。当皇帝成年后,为了夺回其本该拥有的政治权力,解除外戚的威胁,自然而然地就会依靠自小为伴、关系密切的宦官群体,这也就是“宦官势力”形成的起因。据《后汉书·宦者列传》记载:“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加之,原有的士族势力(即官僚、儒生集团),此三者共同成为主导东汉中后期政治走向的三大势力集群。由于汉帝在位时间很短,伴随着君位的更迭,外戚、宦官和士族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政治斗争不断升级,时而兵戎相见。汉灵帝即位之后,国家政治腐败,天下旱灾、水灾、蝗灾等灾祸泛滥,四处怨声载道,百姓民不聊生,最终酿成了“黄巾之乱”(184年-192年),罗贯中先生在《三国演义》中也以写意的手法描绘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东汉朝廷调集重兵才将这场千古罕有的变乱镇压下去,但“黄巾之乱”却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使腐朽的东汉政权分崩离析,风雨飘摇。灵帝出于对中央政权内外形势的担忧,于中平五年八月(188年),在国都洛阳招募壮丁组建了一支新军,借此分散外戚大将军何进的兵权,抑制外戚势力。新军统帅部共设八校尉,因统帅部位于西园,史称“西园八校尉”,此八校尉中就有曹操与袁绍二人,分别担任“典军校尉”与“中军校尉”的职务,而深得灵帝信任的宦官蹇硕被任命为“上军校尉”,总领新军。宦官势力的极具上升引起了以何进为代表的外戚与士族集团的强烈不满,并在灵帝去世后,主动发动了针对蹇硕的刺杀行动,拥立少帝刘辩,并招西凉董卓率外兵进驻洛阳作为援应。后来,何进也在这场宦官与外戚的争斗中被张让等“十常侍”所杀。危难之时,袁绍接管八校尉,杀尽宦官,但是终不能与董卓的西凉兵马相抗衡,反遭后者的排挤,只得与曹操等人出奔山东。190年,刚刚平定了“黄巾之乱”(余波未尽)与“十常侍之乱”的东汉王朝又遭“董卓之乱”,中央大权逐步落入董卓等权臣之手,而其他在外各地州郡大吏独揽军政大权,地主豪强也纷纷组织私人武装,占据地盘,形成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入主中央的董卓为人残忍嗜杀,倒行逆施,废黜少帝,立陈留王刘协为献帝,自封为相国,此举招致以袁绍和曹操为首的山东群雄的联合讨伐,这也是《三国演义》中“十八路诸侯讨董卓”故事的由来。由于山东诸侯间各自出于私利、并无实意勤王,因此“反董联盟”很快就瓦解了。此后,山东诸侯转而自相争权夺利、互相兼并,长期的战争造成中原地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惨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