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

人物生平

盛宣怀字杏荪，又字幼勖、荇生、杏生，号次沂，又号补楼，别署愚斋，晚年自号止叟，还有思惠斋、东海、孤山居士、紫杏、愚卿等号。

清宣宗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11月4日），盛宣怀，出身官僚地主家庭，出生于清末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龙溪（即今常州市钟楼区五星乡盛家湾村，西新桥之西，芦墅桥之东，原与关河、市河相通，现河已不存）。

清咸丰十年(1860年)二月，太平军将至常州，盛宣怀随父母逃往江阴长泾镇，再逃至盐城。时盛康正权湖北粮道，派人接到湖北。

清同治元年(1862年)，盛宣怀与董氏结婚。盛康任湖北盐法道，四川与淮北互争引地，长期相持不下，盛宣怀建议川、淮并行，难题得以解决。盛康益勉以有用之学。当时先后担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严树森都是经世派著名人物，军务、吏治严明整饬，冠行于各行省，盛宣怀耳濡目染，事事研求，也慨然以匡时济世自期，“生平事功基于此矣”。

清同治五年（1866年），盛宣怀与二弟一起回武进县应童子试，双双入泮，补县学生。

清同治六年（1867年），祖父盛隆去世，盛康扶柩回籍。盛宣怀乡试落第，意颇怏怏。盛康家居守制，一意为惇宗睦族之事，设义庄，增祭田，建义学，修宗谱，盛宣怀也都参与规划。

清同治九年（1870年），入李鸿章幕，协助李鸿章办洋务。受到李的赏识，第二年就已升到知府的官级。

清光绪二年（1876年），盛宣怀在湖北广济盘塘设立"开采湖北煤铁总局"，雇英国矿师郭师敦查勘湖北煤铁矿藏。

清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郭师敦等勘得大冶铁矿。十一月盛宣怀赴黄石港会同大冶知县林佐等对铁山土地产权，进行详勘。又自民间购得部分铁山土地产权，准备在黄石港东吴王庙旁（今沈家营）设炼铁厂，后因经费难筹，李鸿章未批准。

清德宗光绪五年（1879年），署天津河间兵备道。

清德宗光绪十年（1884年），赴粤办理沙面事件，署天津海关道。

清德宗光绪十一年（1885年），任招商局督办。

清德宗光绪十二年（1886年），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道台兼东海关监督。

清德宗光绪十三年（1887年），在烟台独资经营客货海运，航运范围不仅扩大到山东整个沿海，而且还开辟了烟台至旅顺的航线。

清德宗光绪十五年（1889年8月），张之洞决定将原准备在广东兴建的炼铁厂迁至湖北。适逢盛宣怀以事谒张，言及炼钢之事，张提到尚无铁矿，盛当即表示愿将原在大冶购得之铁山矿交给张开办。年底，盛又和张面谈开办铁矿事宜，并提出四条有益建议，为张出谋划策。张之洞遂兴建汉阳钢铁厂，开办大冶铁矿。大冶铁矿于是成为365备用台湾上第一座用机器开采的大型矿山。

清德宗光绪十七年（1891年春），在烟台设立胶东第一广仁堂慈善机构。

清德宗光绪十八年（1892年），任直隶津海关道兼直隶津海关监督。

清德宗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奏设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于天津。马关条约签订后盛宣怀一再请求自己的免职，一再不准。

清德宗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任铁路公司督办，接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奏设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于上海。

清德宗光绪二十八（1902年），任正二品工部左侍郎。

清德宗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因汉阳铁厂受制于日本，仍不能获利，需扩大生产规模。盛宣怀遂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改"官督商办"为完全商办公司，被荐举为公司总经理。在冶、萍两矿设总办，与汉阳铁厂鼎峙而三，广招商股，以解决扩大生产的资金。

清宣统三年（1911年），任邮传部大臣。

民国元年（1912年）初，盛在日本看到民国政府需款作军费。便以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的办法取得日本借款，与民国政府搭上关系，想以此来挽救自己的不利处境。于是与日本垄断财力秘密策划，民国政府分别在神户和南京同三井和正金财团签订两个性质相同的汉冶萍中日"合办"草约。2月12日，盛宣怀从日本正金银行提取300万日元借款，把这笔钱的一部分转三井洋行，三井洋行转给南京政府约250万日元。消息传出，举国哗然。盛宣怀在人民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同意废约，并辞去汉冶萍公司总经理职务。

民国2年（1913年5月），盛又出任汉冶萍公司董事长，重新掌握汉冶萍公司大权。盛根据宣统元年第一届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着手兴建大冶铁厂，扩大

公司生产规模。为解决基建资金，于同年12月2日，与日本制铁所、横滨正金银行签订5个合同。以汉冶萍公司全部财产作抵押，借款1500万日元，其中900万日元用于兴建大冶铁厂，600万日元偿还日本旧债，订明用头等矿产1500万吨，生铁800万吨供给日本，作为偿还之用，40年为期。并聘请日本人担任最高工程顾问和最高会计顾问。这些合同使日本制铁所将汉冶萍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完全控制在手中，使汉冶萍公司逐步走向没落。

民国5年（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在上海病逝。

在《愚斋存稿》一百卷及《盛宣怀未刊信稿》等存世。旧时，大冶铁矿建有盛公祠，摩崖刻有盛公纪念碑。 《吴中先贤谱》 苏 文 编绘 

主要成就

参与创办第一个民用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1880年创建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天津电报局；1886年创办中国第一个山东内河小火轮公司；19世纪90年代后期建成中国第一条铁路干线卢汉铁路；1897年创建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895年办成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北洋大学堂；1904年春在上海创办红十字会，并被清政府任命为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任会长。

发展航运

1872年他建议李鸿章用建造商船来提供建造兵舰的费用，被李采纳，李委任盛办理中国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这是盛办理轮船航运的开始。同年拟定中国第一个集商资商办的《轮船招商章程》。

1873年， 轮船招商局正式营业，盛宣怀担任会办，从此他开始正式成为清末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

1875年李又委盛办理湖北煤铁矿务，从此盛又开始办理矿业。

1909年盛宣怀鉴于“商业振兴，必借航业，航业发达，端赖人才”，在南洋公学增设航政科，办航海一班，后于1912年独立成为吴淞商船学院，是为今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前身。

情系电报

1879年盛建议李建立电报事业，李采纳之，又命盛督办。

1880年创建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天津电报局。

1881年盛宣怀被任命为津沪电报陆线的总办，从此进入电讯业。

1882年为了阻止外国人在中国沿海建立电报网，李委任盛建立上海至广东、宁波、福州、厦门等地的电报线。

1883年盛宣怀督理天津海关，他挪用海关钱粮来资济电报事业，混淆各个部门的经费，因此受到处分，但因多方说情未被降职。

督办纺织

1892年起，他又开始在上海督办纺织业。

1894年开办华盛纺织总厂；又以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名义，控制大纯、裕春、裕晋诸多纱厂。

督办铁路

1896年起盛宣怀开始督办铁路。

因汉阳铁厂生产不景气，亏损严重，张之洞奏派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包括大冶铁矿、江夏马鞍山煤矿）。盛接办汉阳铁厂后，招募商股，将帅官办企业改为"官督商办"，并改汉阳铁厂为总厂，委轮船招商局会办郑观应为总办，将大冶铁矿隶属总厂，接着便着手改造、扩充汉阳铁厂。针对汉阳铁厂缺乏燃料、产品质量低劣等问题，首先派委员带同外国矿师沿长江上下暨江、皖、楚西各境，搜求钻试，寻觅佳煤，结果觅得萍乡煤矿。遂向德国礼和洋行借德银400万马克作为资本，开办萍乡煤矿，解决燃料问题。随即奏派郎中李维格出国考察钢铁，求取炼钢新法，以提高产品质量。李在考察欧美钢铁工业的同时，找到汉厂产品质量低劣的原因。盛于是购置新机炉，全面改造铁厂。经过改造、扩充的汉阳铁厂，成为东亚"第一雄厂"。外人惊呼"中国醒矣"。但盛在改造、扩充汉阳铁厂时，为解决资金问题，在日本制铁所的诱惑下，以大冶铁矿得道湾矿山及矿局的全部财产作抵押，向日本兴业银行借款300多万日元，使大冶铁矿主权丧失。 

兴办大学

甲午战争后，盛宣怀认为国家欲图自强，筹设学堂、培育人才是关键。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西国人材之盛皆出于学堂”。

1895年10月2日，盛宣怀通过直隶总督王文韶，禀奏光绪皇帝设立新式学堂。光绪帝御笔钦准，成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后更名为北洋大学，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官办大学，也是天津大学的前身。这一天也成为中国第一所大学建校纪念日。

北洋大学堂创建后，盛宣怀秉承“事事研求”的人生宗旨，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方针，形成了“西学体用”的思想理念。首先，他采用专家办学模式，奏明皇帝“须遴选深通西学体用之员总理”，聘请美国教育家丁家立具体掌管设在天津的大学堂，并聘请了一批外籍教员。其次，针对当时清王朝在处理内政外交上急需熟悉法律的人才，以及急需开发矿业资源、发展机械加工工业的实际，开设了法律、土木工程、采矿冶金、机械工程等学科，并随着事业的变化，及时改变专业设置，添设新的专业。盛宣怀认为“师范、小学尤为学堂一事务中之先务”。所以他又开始了培植师资和生源的工作，1897年他建立了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所新式师范学院，以及第一所外院(即小学)，连同相当于大学附中的北洋大学堂二等学堂，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三级学制，为中国新式系统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第四，盛宣怀注意因材施教，因人而异，培养专门人才。学生入头等学堂先学习第一年基础功课，学完后，由总办、总教习察看每一个学生的资质，酌定今后的学习内容；即便是出国留学，也要根据每人的资质，选其专门学科去深造。第五，确立了“严谨治学，严格教学要求”的校风。

1896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是为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台湾交通大学的前身。

1897年在南洋公学首开师范班，是为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师范学堂。

1909年在南洋公学首开航政科，后发展为独立的吴淞商船学院，是为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前身。

盛宣怀还创设了南洋公学附设译书院、电报学堂等。为适应清政府经济特科的选拔，他精心开办了“特班”，专门培养政府官吏，如为发展铁路事业，开办了“铁路班”。

盛宣怀与大学教育的渊源并不只体现在他亲自创办的这些学堂上，1916年4月27日他去世之后，其十余万卷的藏书被民国政府一分为三，分别给了圣约翰大学、交大和山西铭贤学校。解放后，这些藏书的分配又被作了重新调整，安徽大学、华东师大、山西农大成为新的受益者。甚至连盛宣怀与朋友来往的六百封信札，也被香港中文大学所收藏。

兴办银行

1897年，5月27日，他还在上海外滩开办了中国通商银行，这是中国的第一家银行。此后，与比利时、英国、美国签订铁路借款合同草约。他对康有为的改革是支持的，但认为康遇事太急。

投资煤矿

1898年，盛开办萍乡煤矿，1902年创办中国勘矿总公司，1908年将它与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合并成立中国第一家钢铁煤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

档案管理

1910年办成私人的上海图书馆盛宣怀终其一生都十分注重文档留存，

各种文稿、信札、账册甚至宴客菜单，吉光片羽，无不悉心收藏。盛宣怀在世共26106天，现仅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盛档”就有一亿余字，178633件，笼统一算，每天保存6．8件档案。如果加上流散在海外的“盛档”，数字就更为惊人了。

1975年，上海当时的市委写作班子组织了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图书馆三家单位的研究人员，开始对上海图书馆馆藏的800多大包的盛宣怀档案进行整理。这是1949年后第一次整理“盛档”。1997年，上海图书馆又再次组织整理“盛档”，这次整理共历时9年。800多大包的盛宣怀档案的具体数目是178633件。

盛宣怀当年的亲近幕僚叶景葵曾说过：“宣统之季，余在造币厂监督任内，公适筹画币制条款，召余商榷，函电属草，每于病榻亲自为之，精细为群僚之冠。”文中“余”系叶景葵自称，“公”即指盛宣怀。从盛宣怀对拟“函电属草”这样的事，即使卧于病榻，也必“亲自为之”，足可见盛宣怀对文案（实际上也是对档案）的重视。

慈善济民

盛宣怀作为慈善家，他在天津创立广仁堂，在上海开创万国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赈济家之一。

清同治十年（1871年），畿辅大水，盛宣怀的父亲盛康捐助衣物粮食，由盛宣怀购买并运到天津散发，这是盛宣怀第一次从事福利事业。河北水灾时，盛宣怀与父亲盛康一起参与赈灾工作，曾到江苏、上海一带募捐钱物，收效颇大，因此他才有把握向李鸿章要求增加一万两赈款，“回南劝捐，如数归缴”。

清光绪三年至四年(1877－1878年)，山西、陕西、河南、河北一带遭受极其严重的旱灾，史载饿殍达一千万人以上，被称为“丁丑奇荒”。李鸿章时为直隶总督，正处重灾之区，赈灾工作十分繁重。他在天津设立了直隶筹赈局处理赈务，盛宣怀以候补道的身份参加该局工作，于1878年5月，被派往献县主持赈灾。他会同地方官员下乡做了一次调查，给李鸿章写了两份报告，详细汇报了献县受灾后的情形。由于连年灾荒，当地农民除了土地之外已一无所有，久旱无雨，土地坚硬，种粮已被吃尽，农田大半荒芜，无人耕种，灾民或者流落外省，或者坐以待毙，形势非常严峻。灾民人数太多，“献县至少须发二万户，方能稍援垂毙”。盛宣怀所带政府赈灾款只有区区六千串，以每户一千文散放，只能救济六千户。盛宣怀请求借库平银一万两，以满足救济“极贫之户”之需。由于这是计划外的要款，可能拨不下来，盛宣怀提出：“此银如筹赈局无款核销，拟请代为转借，俟职道回南劝捐，如数归缴，决不敢短少”。

光绪五年，为了解决河北特大旱灾后遗留下来的为数众多的孤儿寡妇的抚养问题，盛宣怀秉承李鸿章的旨意，在天津设立一座名为“广仁堂”的慈善机构，其创办者和董事多为“南省助赈绅士”，如王承基、吴大澄、经元善、郑观应、李金镛等。其中王承基是上海人，吴大澄江苏吴江，经元善浙江上虞，李金镛江苏常州，郑观应是广东人，但也长期在沪经商。这些人大多是上海一些著名善会、善堂的堂董或司事。王承基光绪八年(1882年)被推举为上海同仁辅元堂的司总，经元善先后在同仁辅元堂、果育堂任职，郑观应曾任上海保婴局董事，后又在果育堂任董事，他们有着长期从事民间慈善事业的经历和经验。盛宣怀晚年回忆广仁堂时曾说：“北省向无善堂”，广仁堂可称南方绅商在北方创设善堂的开山之举。

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为了救助陷于战区的民众，上海的一些慈善事业活动家仿效西方红十字会的章程和办法，联合中立的英、美、法、德等国在沪的外交人士、企业家，在上海创设了一个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这个组织虽然也带有政府背景，当时的两位商约大臣吕海寰、盛宣怀是肩负政府使命的幕后主持人，但出面活动的华人董事沈敦和、施则敬、任锡汾则都是长期在上海从事慈善事业的南方商人。这为1910年2月中国红十字会的正式成立起到先导的作用。

1906年春、夏，安徽、江苏发生特大水灾，受灾人口达730万人。由于地方官吏对赈灾救济工作的漠视和拖延，造成大批灾民流离失所，清江、沭阳一带灾民每天饿死者数百人，情况非常紧急。鉴于盛宣怀在历年赈灾活动中的影响和号召力，灾区绅民纷纷写信给盛宣怀，甚至直接派代表到上海拜见盛宣怀，呼吁他出面主持赈济工作。由于朝廷初次拨给的政府赈灾款只有十万两银子，远远不够使用，新任两江总督端方也竭力邀请吕海寰、盛宣怀主持义赈募捐工作。盛宣怀当时在上海和吕海寰一起与德国、意大利等国进行商约谈判，虽然公务繁忙，还是难以袖手，便承担起义赈重任。由于掌控了上海广仁堂这样一个民间慈善机构，盛宣怀运作起来颇为顺手。上海广仁堂成为徐、淮、海水灾的义赈主持机构，刊印灾启、登发广告、寄发募册、派员巡视调查、收取捐银、填开收照、编制账册、散放赈款赈衣、编印征信录，一概义赈事务，全由广仁堂经手办理，起到了组织机构和指挥中心的作用。

盛宣怀晚年谈及广仁堂时曾说：“上海广仁堂系鄙人一手所建设，平常办理各种善举，遇有灾荒，同人提倡义赈，历有年所。堂内捐置房地、矿业股份，以为恒产，如能经理得宜，未始不可达救人目的。”这里特意提出“上海广仁堂”，似有与1879年最初在天津创办的广仁堂作一区别的意思。天津广仁堂初办时带有官方色彩，经费有一部分来自官方，在上海设立的广仁堂则没有了官方经费的来源，主要由盛宣怀主持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汉冶萍公司、又新公司等企业赞助，已演变成完全民间性质的慈善组织。

这次水灾的义赈工作前后超过半年。由于江苏一些地方官员官僚作风严重、赈灾不力，盛宣怀致电两江总督端方表示不满：“官赈现由乡董地保造册送州，匀摊办法，义赈系经司事亲历各灾区查看开办，俟官赈放后，义赈以补不足。……向来官赈不过凭董保造册呈送，印委分极次贫匀摊，每口极多数百钱，散放极迟，克扣极多。且百姓皆称吃皇粮可不吃者亦都要吃，董保徇情而不中饱者，已算极好。宣官直东，总司赈务，亲督查户，洞察其弊，曾严惩印委，禀院以官作义，系将官赈并归义赈，责成义绅，随查随放，奏销则列明官赈若干，义赈若干。李文忠、张勤果不派委员，即派员亦止会同义绅而已。非必委员无妥人，实因章法不同。且委员所带之人，断不能耐苦终日奔波，故以候补官充义绅，亦能变好”。提出“官、义合赈”的建议，得到端方的支持。盛宣怀随后亲自起草制定了《江南北官义两赈合办章程十八条》，规范来自政府途径和民间途径款物的管理和发放办法，实际上官赈的管理权也已经归于上海广仁堂。端方在冬赈结束后上奏朝廷，褒扬盛宣怀等人的功绩：“自议定官赈义赈合办，绅任查产放钱，官任监视弹压，遴派员绅，分投开办，随查随放，不少耽延，办理尚称顺手。……至各属查赈，安静不扰，实惠普沾，则义绅之力为多。而此次义绅之遍布各属，力任劳怨，实由驻沪商约大臣吕海寰、盛宣怀主持公义，极力提倡所致。本年九月以后，该人臣等首倡义赈，于捐款弩末之时毅然认筹钱百万串，所派义绅类多朴实廉干之才。”这年冬赈结束后统计：“官赈发过银七十万两，合钱一百余万串，官办平粜米价充赈钱二十万串，义赈钱六十余万串，提用淮海各属积谷钱十余万串，约共钱二百万串有奇。”通过上海广仁堂募捐所得的义赈款占了全部赈灾费用的30%。

晚年时，盛宣怀对江南地区的绅商长期以来乐于参与灾赈活动屡有褒言：“江南义赈，闻于天下，垂四十年，凡遇各省荒歉偏灾，一经官绅布告，靡不竭力集资，四出拯济。”这是基于他数十年来主持义赈活动事实的基本结论。中国近代历年的赈济救灾活动中，上海地区的民间募捐活动确实是举足轻重的。 

社会评价

盛宣怀为不可少之人。（慈禧太后评价）

志在匡时，坚韧任事，才识敏瞻，堪资大用。（李鸿章评价）

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张之洞评价）

热心公益，而经济界又极有信用。（孙中山评价）

卖国贼、官僚资本家、土豪劣绅。（鲁迅评价——出自其《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

处非常之世，走非常之路，做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盛宣怀传》的作者夏东元对盛评价）

清末的一个政治家、企业家和福利事业家。

盛宣怀谢世，不足百年。史家回忆，1917年移柩时队伍途经上海的大马路(南京路)、广西路、四马路(福州路)，直到外滩的金利源码头(十六铺码头)，一路人头攒动，电车公司甚至不得不停驶了相关路段的车辆。当年如有“中国富豪榜”，盛宣怀必在前排。但如果仅用带着铜臭味的“官商”或“商官”来定义盛氏，难免摸象之讥。此人一番作为，与中国近现代史“牵丝攀藤”，根本无从切割，向度颇为丰富，趣味绝非小众。

旧中国近代化第一阶段中创建起来的主要近代工矿交通运输和金融企业，大半通过盛宣怀之手，盛宣怀是旧中国第一代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奠基人，也是旧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领袖人物过去把他简单地说成是“官僚买办”，同样有失公允。盛宣怀的主要过失同样在于：没有能在兴办近代企业奠定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同时，突破封建政治体制的上层建筑，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反而利用控制近代企业的能量，向晚清政府谋求“高官”，使自己陷入封建政治体制的旋涡。正如夏东元在《盛宣怀传》代序中所说：“终其生未能克服保守政治主张与进步的经济实践间的矛盾。”凭盛宣怀创建近代企业的经济实践，他对封建政治体制和封建传统思想的危害性，应该比李鸿章有更深的感受。所可惜的是，他在政治思想上，同样未能冲出两者的牢笼，始终站在晚清政府反动保守的立场。在戊戌维新运动中，他公开提出与康、梁等人相对立的变法方案，说什么“中国的根本之学不必更动，止要兵政、工政两端采取各国之所长。”在八国联军入侵时，他为了维护近代企业的安全，积极创议和组织“东南互保”，虽然违反了慈禧的意旨，但又和列强的侵略利益相一致。1911年5月9日，在他邮传部大臣任内宣布的“铁路干线国有”命令，成为爆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线。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他又竭力动员袁世凯出山，积极参预调兵运粮，企图扑灭革命烈火，挽救晚清政府，终于成为辛亥革命的打击对象。其结果是：他死保的晚清政府还是寿终正寝，他做大官的迷梦到底不得不破灭，他的近代化事业也大大受到干扰和影响，未能获得正常的发展。总之，李鸿章与盛宣怀，在中国大地上，首先创建近代企事业，是为中国第一代资本主义近代化立下了大功；而他们的未能冲破封建政治体制和封建传统思想的牢笼，成为旧中国第一代近代化失败的关键，又是主要的过失。

高等学府，古已有之，但把高等学府称为“大学”，在我国则是清朝末年之事。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被誉为“东方康乃尔”的天津北洋大学堂(现天津大学的前身)创立，这就是我国第一所新式大学。在当时，其头等学堂的毕业生可免试进入美国哈佛、耶鲁等著名大学。有意思的是，出任该学堂的首任督办，也就是我国的第一位大学校长，竟是素有中国“商父”美誉的盛宣怀。以“铜臭”之身，聚书香之气，盛宣怀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的确耐人寻味。 盛宣怀与中国现代教育有着不解之缘，其创办北洋大学堂仅仅是一个开始。盛宣怀为什么如此热心教育事业，究其原因，恐怕与他自身的经历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一方面他是传统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另一方面，与“西学”相似的经世之学使他终生受益，特别是通过从事洋务事业，他深知“西学”的重要，却又深感自身知识的不足，在具备一定经济基础之后，捐资建学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所以说，盛宣怀堪称我国捐资创办大学的第一人，而且在他的整个办学理念中，莫不闪现着“经世致用”的光辉，他为北洋大学堂定下的校训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治学理念延续至今，始终未改。 

政治主张

东南互保

1900年，任正三品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盛反对清朝一开始支持义和拳的做法，命令各地电报局

将清廷召集拳民的诏旨扣压，只给各地总督看，他同时电告各总督让他们不要服从这个命令。在他的联系下，长江流域和苏杭的督抚们与列强签定了《东南互保条约》。从此中国地方行政体系开始与中央的命令脱离。这是军阀时代的开始，可以说盛在其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盛当时主张与列强议和，李鸿章入京进行和谈时请他同行，北京也宣他入京，但他觉得北京的政治太不可靠，因此推脱不肯奉诏入京。盛宣怀所管理的许多事业如电报、矿业、海关、铁路等是北京清廷的主要收入，因此北京对他奈和不得，反而褒奖他保护了长江流域的和平，加他为太子太保。慈禧太后发褒奖令给予盛宣怀。

1905年盛宣怀在上海创设了中国红十字会。同年他将他手下的铁路大权让给唐绍仪，这是以唐为首的、在北洋政府初期权力巨大的交通系的开始。

《东南互保条约》的签定，让大清帝国彻底地无力回天，是埋下民初军阀割据局面的导火索。

政治策略

1907年，盛宣怀奉召进京，次年任命为邮传部右侍郎。1910年袁世凯被免职后，盛宣怀受到重用，升为邮传部尚书。1911年为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他建议将各省自己建立的铁路、邮政转为中央领导。这个措施遭到了许多地方的反对，四川、广东、湖南和湖北发生了保路运动。盛宣怀命令各地加以镇压。《清史稿》最后给出的结论是：“宣怀侵权违法，罔上欺君，涂附政策，酿成祸乱，实为误国首恶。”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盛宣怀请袁世凯出山，同时他遭到了各方的谴责，许多人责怪他的收路政策导致了动乱，盛宣怀被革职移居大连，永不再用。盛逃亡日本神户。

1912年秋，中华民国建立后，盛宣怀受孙中山邀回到上海，在上海租界中继续主持轮船招商局和汉冶萍公司。盛宣怀支持袁世凯，二次革命时他希望袁能胜利。1915年日本曾试图拉拢盛，但遭到盛的拒绝。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病逝于上海。他的葬礼极其盛大，盛宣怀大出殡轰动上海，耗资30万两白银，送葬队伍从斜桥弄（吴江路）一直排到外滩，为此租界当局专门安排了交通管制。 

李下逢源

在李鸿章的手下工作是盛宣怀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是识才和惜才的李氏把盛宣怀推上了历史舞

台。促成这一转折的机缘，根本是李鸿章与盛宣怀的父亲盛康的交谊，当然，也得力于推荐者曾是协助李鸿章办团练对抗太平军的旧部。

盛宣怀和李鸿章之间一开始就包含了种种复杂的联系，这种联系既是情感上的，也是权力上的。作为千万个希图在大清的官宦序列中谋求一席之地的读书人之一，盛宣怀深深知道，这种情感和权力相交织的关联是帝国官僚体系的老传统。他并非出身科举“正途”，使他加倍珍惜追随李鸿章的机会。终其一生，他都对李氏保持着紧密的权力和情感联系。

史学家陈寅恪的父亲，学者和诗人陈三立为盛宣怀所作墓志铭中说，盛宣怀“最受知李文忠公（李鸿章）”，原因是，“时文忠为直隶总督，务输海国新法，图富强，尤重外交、兵备。公则议辅以路、矿、电线、航海诸大端为立国之要，与文忠意合”，认为是挽救帝国危亡的洋务事业将二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1870年，盛宣怀开始在陕西协助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防剿”回民起义，实际担任李鸿章的秘书；他十分勤勉，据说“盛夏炎暑，日驰骋数十百里”而不畏劳苦，当然，其才能也开始崭露头角，据说草拟文稿有“万言立就”的功夫。不久，天津教案发生，列强陈兵海上威胁清廷，李鸿章及其所部淮军从西北调往直隶拱卫海疆。盛宣怀亦步亦趋，随李氏赴天津。熟知军务的他很快被李鸿章任命为会办陕甘后路粮台，又在淮军后路营务处工作，往来天津上海等地采办军需。

在李鸿章控制的庞大事业中，盛宣怀参与最多的是筹办洋务企业和外交事务。1874年，盛宣怀在李鸿章指示下参与买回吴淞铁路的谈判。英国人修建一条自上海到吴淞的全长14．5公里的窄轨轻便铁路，这是中国第一条商用铁路，但英人不告而修引起清政府的不满，进而与英国展开外交干涉，最后由盛宣怀等人出面办理，以28．5万两白银将这条铁路赎回拆毁。

这种行径在现在看来十分古怪，盛宣怀也觉得十分可惜。这一外交交涉的结果无疑显示清政府当局的颟顸，其过程却颇能显示盛宣怀的才干。李鸿章由此给他 “心地忠实，才识宏通，于中外交涉机宜能见其大”的评价。从此，但凡李鸿章办理外交，盛宣怀多随侍在侧。1884年中法两国爆发战争，李鸿章上奏要求派盛宣怀署理天津海关道。天津海关是李鸿章办洋务的主要参谋力量集中之地。在为盛宣怀的任命制造舆论时，李鸿章颇多“精明稳练”、“智虑周详”、“洞悉症结”和“刚柔得中”等赞美之词，且认为盛氏并非只通洋务，对吏治也有才干和经验，是皇朝首都门户所在的天津海关道的不二人选。

盛宣怀在帝国官僚体系中的上升势头不可谓不快。1879年署天津河间兵备道，1884年署天津海关道，1886年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烟台东海关监督，1892年调任天津海关道兼海关监督。1896年后更是扶摇直上，历任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办理商务税事大臣、工部左侍郎、邮传部右侍郎、邮传部尚书等职。外事与洋务既是盛宣怀的晋身之阶，又是李鸿章在19世纪末权倾朝野的基石。1870年代，盛宣怀在湖北主办煤铁矿，李鸿章寄望甚殷，一方面要求他徐缓图进，不要贪功躁动。另一方面，当盛氏发生动摇时，李鸿章立刻给盛宣怀写信，点破事情的利害：湖北煤铁矿的成败利钝关系到洋务大局；在举世瞩目的情形下，如果兴办不力，势必为对洋务心怀不满的官僚所笑话，并使洋务派大吏们在政治上陷于被动；李氏警告盛氏，湖北矿务是他北上为官的“立足之地”，不可不竭尽心力。

李鸿章既了解盛氏的才能，更希望他能在巩固洋务派势力的过程中有所作为。1884年盛宣怀主掌轮船招商总局，李鸿章曾去信说，希望他将这个洋务标本“做成铁板模样”，使“来者确不可移”。

在信中，李鸿章说道，“至于寂寞身后之名，不知谁何之誉，一笑置之可耳”——这关于身后毁誉的猜测，是文人出身和自负道统的帝国官僚笔底常常可以看见的文句。但多年以后看来，显然并非仅是李鸿章自我牺牲和自我陶醉的悲情意识的发酵，亦是互为知交的盟友之间的秘密谈话。

盛宣怀毕生感念李鸿章的发现和提携之功，他在给李氏的信中剖白自己说，“竭我生之精力，必当助我中堂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然而，对未来历史的评价，盛氏似乎比李氏要乐观，他谦恭地说，未来的历史如果能将他的名字附列在李鸿章的后面，得以传世，自己就足慰平生了——也许是怕留名史册的愿望过于操切，他笔头一掉，自嘲说，“中堂得无笑我言大而夸乎？职道每念督抚姓名得传后世者几人哉？遑论其下。”

家庭生活

盛宣怀的祖父盛隆，举人出身，当过浙江海宁州知州；父亲盛康，进士出身，当过布政使，与李鸿章有交。盛是六兄弟之长。

盛家虽也可谓是书香门第，但祖父两人都比较注重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对孩子的“学历”教育抓得不是很紧，盛宣怀有时随父亲居住官邸，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有时回到老家盛氏府第，攻读经书，接受传统教育，其间，他也并非心无旁骛，而是经常参与设义庄、增祭田、建义学、修宗谱等具体事务的规划。成长于这样一种环境的盛宣怀，八股文章了了，应试能力平平，所以他在1866年考中秀才后，乡试三次不中。然而，盛宣怀落榜不落志，慨然以匡时济世自期，从此绝意科举，积极致力于“有用之学”，对天下之事，均“事事研求”。

盛宣怀的儿女们各自与豪门联姻，互相依附，富上加贵，成为清末民初一支颇为庞大的家族体系，可谓近代上海滩最大的豪门显贵。盛宣怀先后共有七房妻妾，生有八子八女，成为清末民初一支颇为庞大的家族体系。他的后代，绝大多数人都吃老太爷留下的家业，成为一事无成的纨绔子弟。却也不乏热衷于实业，经历丰富的成功人士，延续着这个百年家族的未完传奇。

遗产风波

1916年4月27日，

盛宣怀撒手人寰，家业由其遗孀庄德华夫人接管。庄夫人出生于常州大户人家，并善于理财治家，精明过人。当时她的账房叫“太记账房”，所管理经营的盛家产业，从上海、苏州、常州，直到南京、九江、武汉，极为雄厚。

1927年秋天，庄夫人突然患病去世。台柱子一倒，盛家子孙顿时慌做一团。而最敏感的问题，莫过于老太爷的遗产分配。

盛宣怀到底留下了多少遗产，一直是众说纷纭。他在去世之前，曾有遗嘱，将其遗产的一半拿出来建立“愚斋义庄”，救济盛氏家族贫苦人家，并从事社会慈善事业。盛宣怀指定的遗嘱执行监督人，是他的恩师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经过两年半的清理，最终统计出盛氏财产至1920年1月止，总额为银元1349万余两，除去偿款等，实际应分财产为1160余万两。其中五成分给五房盛氏子孙，每房各得遗产116万两。另五成捐入“愚斋义庄”。

1927年11月，老四盛恩颐无视父亲遗嘱，突然向法院提出，要将早已归入“愚斋义庄”用于慈善基金的遗产，由盛氏五房分掉。这一下，在家族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盛宣怀的女儿甚至为此告上了法庭。江苏省政府趁此机会，赶紧插上一手。1928年10月，省政府委员会主席钮永建下令，限时将义庄的资金股票一律冻结，派员来接收。白捡了一个大皮夹子。这个结果是盛恩颐始料不及的，但对此也无可奈何。

盛氏家族

盛宣怀的儿子们，大多无一技之长。其中，老大老二老三都是鸦片鬼，老四更是花钱如流水，曾有过一夜间输掉一整条弄堂的“豪举”。唯独老七盛萍臣，倒是做过件大事。上海足球史上队龄最长的球队——东华足球队，在上世纪30年代曾有过颇为辉煌的战绩，史称“上海足球史上的黄金时代”，使上海一跃成为远东的足球重镇。而这支令华人扬眉吐气的球队的老板，正是盛宣怀的七公子盛萍臣。作为球队的发起人，盛萍臣不仅具体操办了球队的建立，还负责主持队中的一切事务，更把盛家老公馆中靠西侧的一幢小洋楼腾出来，供球队作队部。

同为上世纪初叶的豪门望族，宋氏家族（宋子文、宋霭龄、宋美龄、宋庆龄）与盛氏家的渊源极为深厚。两家的关系，以宋子文与盛家七小姐爱颐的恩怨苦恋流传最广。宋子文从美国留学回来，担任了盛氏汉冶萍公司的英文秘书，常常出入盛府，由此结识了“惊为天人”的七小姐。宋子文不仅主动担任了七小姐的英语教师，还经常向她讲述大洋彼岸的景色和风土人情，充分显示他的博学，很快便赢得了七小姐的倾心。但七小姐的母亲庄夫人硬是不允许这门婚事。1923年2月，宋子文由其二姐宋庆龄引荐，被孙中山起用，电报催其火速南下广州，但他放不下七小姐，就力劝七小姐跟他同赴广州。七小姐内心深处对婚姻自由充满了向往，而宋子文要她离家出走，却又是她无法接受的。饱受情感煎熬的盛七小姐最终掏出一把金叶，给宋子文作路费。1930年，宋子文再次返沪时，已带来了夫人张乐怡。盛七小姐为此大病了一场，从此二人很少来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七小姐留在上海参加了里弄工作，宋子文则跑到美国当了寓公。1971年，宋子文在美国旧金山去世。七小姐则活到1983年，享年83岁。

杰出子女

盛宣怀四女儿盛樨蕙的大儿子邵洵美，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很有名气的诗人、翻译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还曾被誉为“民国美男子”。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坛上，邵洵美有“孟尝君”之美誉。为文艺，为朋友，他最肯花钱，甚至卖房卖地。当时能把实业与文学结合起来的最好办法，就是开书店，办杂志，出新书，这正是邵洵美极乐意全身心投入的事业。回国的第二年，他就在静安寺路斜桥老公馆的对面，开设了一家“金屋书店”，出版《金屋月刊》。之后又专心致力于“新月书店”的经营。这时“新月”的成员有胡适、林语堂、罗隆基、沈从文、潘光旦、叶公超、梁实秋、梁宗岱、曹聚仁、卞之琳等文化名人，更出版了享有盛名的《论语》、《诗刊》、《新月》等杂志，在30年代的文坛，可谓风头独健。1934年，他在平凉路21号开办了时代印刷厂，从德国引进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影写技术设备（即照相版设备），这是中国人自己经营的第一家采用影写技术的印刷厂。

盛毓度是盛家老四恩颐的二儿子， 20来岁时留学日本。盛毓度不仅是个成功的实业家，还是中日邦交史上有贡献的政治家。他经常出席各种社团的演讲会，为中国与日本恢复邦交大声疾呼，故而享有“国士”之誉，成为日本最受欢迎的政论家之一。1975年，周恩来总理邀请盛毓度全家回国参观、探亲。

1993年盛毓度在东京逝世，遵其叶落归根的遗愿，归葬上海归园墓园。

曾孙女盛勤，复旦大学教授，曾孙女婿著名学者钱文忠。

后世纪念

成立天津大学宣怀学院

天津大学宣怀学院的名字来自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的创始人盛宣怀。作为中国的“实业之父”和“中国商父”，盛宣怀曾创办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总局、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通商银行、汉冶萍公司等近代重要实业。

天津大学每年从预算中拨出300万元设立“宣怀基金”，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中科招商集团在该校设立“中科天大创新创业投资基金”，计划每年投入3亿元，连续10年支持天大师生创新创业；天津大学北京校友会出资1亿元设立“1895创业基金”；天津市和平区等7个区政府和其他7家企业也在该校设立了14笔创新创业基金，共出资2亿多元支持大学生创业。

这些创新创业基金分为不同类型，为创新创业的各个阶段提供支持，有的是种子基金、有的是预孵化基金、有的是天使基金、有的是公益基金、有的以债券或股权的方式对创新创业提供支持，不仅仅是支持天津大学的师生创新创业，也面向社会开放，助更多有梦想的人一臂之力。 

“盛宣怀档案”申报市级文献遗产

由于档案内容丰富，且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盛档”也被称为“中国私人第一档”。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说，经过数十年的精心整理，上海图书馆整理出的“盛档”共有100卷，在本次市级档案文献遗产申报活动中，将以一个整体进行申报，其中有部分档案内容属于首次公开。 

《龙溪盛氏宗谱》

《龙溪盛氏宗谱》是交通大学创始人盛宣怀家族——常州龙溪盛氏宗谱，共三十二卷，十六册，1943年（民国32年）敦睦堂木活字本，由盛氏第十五世孙盛文颐总修，十五世孙盛渤颐、十六世孙盛毓琳、盛焘等协修。存世稀少，仅有上海图书馆、常州市图书馆有藏。该谱除实录盛氏家族世系资料外，收录盛宣怀及其祖父辈所撰序言、行述、碑记等文献甚多，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朱健指出，一所大学生生不息的是它的精神与文化，每到校庆日，我们更加应该将交大精神与文化有效地传承、弘扬开去。交大师生不仅缅怀盛宣怀作为近代民族实业家作出的突出贡献，也更加铭记他对交大的肇始奠基之功。《龙溪盛氏宗谱》不仅是研究盛宣怀生平事迹、家族渊源的第一手资料，也是探寻其热衷兴学育才、创开南洋公学根源的重要文献，必将在校史研究、档案文博与文化宣传等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 

中文著作

有《愚斋存稿》及《盛宣怀未刊信稿》《常州先哲遗书》《经世文续集》《林胡曾三公奏议》存世。

从政之余，搜集图书文物，藏书极富。大多数是购自江标“灵鹣阁”、巴陵方功惠“碧琳琅馆”等家旧藏，光绪三十四年（1908）又在日本购医书、经济等类图书千余种，万余卷。先后藏书10余万卷，有历代状元手迹，凡200余家。宣统二年（1910）建“愚斋图书馆”于上海住所内，聘请名家如缪荃孙、罗榘臣为他编辑《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著录藏书6 666种，169 900余卷；善本300余种，7 300余卷。

另有《盛氏图书馆善本书目》4卷，藏书于1933年被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掠，全部藏书先后拨给三所学校。1949年后，在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盛氏藏书调至安徽大学图书馆；在圣约翰大学的部分，调至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其中有600余种方志，有7种为国内孤本，明代刊本600余种，300余种医书，日本刊本500余种，其300余种医书在1958年调拨给上海中医学院；在山西太谷县铭贤学校的藏书归于今山西农业大学。解放初，从盛氏祠堂中发现有旧藏书8 100余册，其中善本45种和刊刻的图书18种2 700余册，另有文件、信函、档案等，现均藏于上海图书馆。刊刻图书有《常州先哲遗书》、《卫生丛书》等，由缪荃孙等主持刊校，版本精雅。 

历史争议

斗倒胡雪岩

胡雪岩与盛宣怀分属不同的利益集团。胡的后台是左宗棠，盛的后台是李鸿章，而左与李有极深的矛盾。这就是胡、盛争斗的缘由。

盛宣怀采用直击要害的手段，使胡雪岩的财富大厦在短时间内訇然倒塌。

盛宣怀先来了个“掐七寸”。胡雪岩每年都要囤积大量生丝，以此垄断生丝市场，控制生丝价格。越

依靠某种东西时，就越受制于它。盛宣怀恰恰从生丝入手，发动进攻。他通过密探掌握胡雪岩买卖生丝的情况，大量收购，再向胡雪岩客户群大量出售。同时，收买各地商人和洋行买办，让他们不买胡雪岩的生丝，致使胡雪岩生丝库存日多，资金日紧，苦不堪言。

紧跟着，盛宣怀开始“釜底抽薪”，打现金流的主意。胡雪岩胆大，属于敢于负债经营的那种人。他向汇丰银行借了650万两银子，定了7年期限，每半年还一次，本息约50万两。次年，他又向汇丰借了400万两银子，合计有1000万两了。这两笔贷款，都以各省协饷作担保。

这时，胡雪岩历年为左宗棠行军打仗所筹借的80万两借款已到期，这笔款虽是帮朝廷借的，但签合同的是胡雪岩，外国银行只管向胡雪岩要钱。这笔借款每年由协饷来补偿给胡雪岩，照理说每年的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就会把钱送给胡雪岩，以备他还款之用。盛宣怀在此动了手脚，他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李中堂想让你迟一点划拨这笔钱，时间是二十天。”邵友濂自然照办。

对盛宣怀来说，20天已经足够，他已事先串通外国银行向胡雪岩催款。这时，左宗棠远在北京军机处，来不及帮忙。由于事出突然，胡雪岩只好将他在阜康银行的钱调出80万两银子，先补上这个窟窿。他想，协饷反正要给的，只不过晚到20天。然而，盛宣怀正要借机给胡雪岩致命一击。他通过内线，对胡雪岩调款活动了如指掌，估计胡雪岩调动的银子陆续出了阜康银行，趁阜康银行正空虚之际，托人到银行提款挤兑。

提款的都是大户，少则数千两，多则上万两。但盛宣怀知道，单靠这些人挤兑，还搞不垮胡雪岩。他让人放出风声，说胡雪岩囤积生丝大赔血本，只好挪用阜康银行的存款；如今，胡雪岩尚欠外国银行贷款80万，阜康银行倒闭在即。尽管人们相信胡雪岩财大气粗，但他积压生丝和欠外国银行贷款却是不争的事实。很快，人们由不信转为相信，纷纷提款。

挤兑先在上海开始。盛宣怀在上海坐镇，自然把声势搞得很大。上海挤兑初起，胡雪岩正在回杭州的船上。此时，德馨任浙江藩司。德馨与胡雪岩一向交好，听说上海阜康即将倒闭，便料定杭州阜康也会发生挤兑。他忙叫两名心腹到库中提出2万两银子，送到阜康。杭州的局势尚能支持，上海那边却早已失控。胡雪岩到了杭州，还没来得及休息，星夜赶回上海，让总管高达去催上海道台邵友濂发下协饷。邵友濂却叫下人称自己不在家。

胡雪岩这时候想起左宗棠，叫高达赶快去发电报。殊不知，盛宣怀暗中叫人将电报扣下。第二天，胡雪岩见左宗棠那边没有回音，这才真急了，亲自去上海道台府上催讨。这一回，邵友濂去视察制造局，溜之大吉了。

胡雪岩只好把他的地契和房产押出去，同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希望能够挺过挤兑风潮。不想风潮愈演愈烈，各地阜康银行门前人山人海，银行门槛被踩破，门框被挤歪。胡雪岩这才明白，是盛宣怀在暗算他。

不久，一代红顶巨商胡雪岩在悲愤中死去。

面对胡雪岩这样的强敌，盛宣怀如果采用“慢战”，胡雪岩可以应付裕如，绝不会破产。他采取速战法，抓住胡雪岩的要害，突然出手，胡雪岩的现金流一时中断，偌大的基业突然崩溃。根据《刘声木 异辞录 卷二》和山东师范大学学报《对胡雪岩商业败落的重新审视》，所谓盛宣怀击败胡雪岩之说纯是小说家言，胡的生丝折本是因为激怒洋商加上世界经济形势导致销不出这种情况下倒闭本来就已经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