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之治指的是唐高宗李治统治时期的一段盛世。永徽(649-655)是高宗在位的第一个年号。
唐高宗即位之初,君臣都牢记唐太宗的遗训遗嘱,奉行不渝。继续执行太宗制订的各项政治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唐高宗对群臣宣布: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 并日引刺史入阁,问以百姓疾苦;太宗训令崇俭,唐高宗即召令:自京官及外州有献鹰隼及犬马者罪之。提倡文教,与李勣、长孙无忌、褚遂良共同辅政。
唐高宗故永徽年间,边陲安定(击败西突厥的进攻),百姓阜安(人口从贞观年间的不满三百万户,增加到380万户),使得天下大治,有贞观之遗风,史称“永徽之治”。
唐太宗末年的辽东战役使“贞观之治”出现危机,登基后的永徽四年(653年),江浙一带就爆发了陈硕真领导的农民起义,阶级矛盾再次尖锐。
永徽四年(653年),房遗爱、荆王李元景及吴王李恪等谋反。事发,遗爱被杀,李元景、李恪及高阳公主等均赐死,高宗皇位由此得到巩固。
李治登基之初,就把太宗时的三日一朝改为一日一朝,勤勉执政。即位之后,重用太宗旧臣李勣、长孙无忌、褚遂良。君臣上下萧规曹随,照太宗时法令执行,颇有贞观之治之遗风。李治有知人之明,他身边诸多贤臣如:辛茂将、卢承庆、许圉师、杜正伦、薛元超、韦思谦、戴至、张文瓘、魏元忠等人大多是自己亲自提拔,其中韦思谦曾受褚遂良打击,杜正伦被唐太宗冷落。
李治统治期间,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全国人口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的360万户,增加到永徽三年(652年)380万户。
李治统治后期的显著特点是持续多年的歉收。670年,谷物严重短缺,致使政府禁止酿酒。7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歉收、洪水、干旱、虫灾和饥馑接踵而来,一直达到危机的程度。680年,粮价之高,前所未有,唐政府认为高物价是流通货币过多的结果,因此大量减少铸造新币,对私铸的惩办也比以前更加严厉。与此同时,从原有登记地区逃往其他地区而成为不登记、不纳税的占地者的流民占有令人不安的比例。李治是在经济和财政危机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去世的。
虽存在这一系列问题,但李治的政府仍提出了控制物价的措施,并取得部分成功,它们后来继续使用于整个唐朝。政府周期性地从自己的中央谷仓中拿出谷物以低价卖出,679年甚至用谷物换回私铸钱。更重要的措施是639年在部分重要城市进一步发展常平仓,655年,京师成立了常平署,在物资供应充分时以高于当时市价的价格买回商品,物资短缺时再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卖出,使物价浮动保持在一定限度内。后来每个州都设立了这种粮仓。
永徽三年(652年),编成《唐律疏议》,这是中国现存最完整、最古老的一部典型的封建法典。它全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风格和基本特征,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对后世及当时周边国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相对来说,这一时期的执法状况宽平公正,犯罪率较低。史载,有一次,大理寺卿唐临向李治报告说:监狱中在押的犯人只有五十多个,其中只有两人需要判死刑。
永徽三年(652年)年孙思邈著《千金方》。
李治另一个政绩是重新建立科举制度,并在他统治时期更多地通过科举制起用官员。中举和应试的人数开始迅速增多,科举制的影响开始在最高一级官僚机构中表现出来。高宗的几个宰相都有功名,相当数量的官员开始以这种方式走上仕途。但不能夸大这个趋势。官员中中举的人依然是少数,大部分官员仍靠世袭的特权入仕,甚至靠更普遍的方式从胥吏升任。例如在656年,不少于1400名胥吏有资格进入正途,而同一年只有22人通过进士考试。
永徽元年(650年),高侃擒车鼻可汗。 9月高侃击擒突厥车鼻可汗,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
永徽二年(651年)正月西突厥贺鲁自立为沙钵罗可汗。7月沙钵罗可汗攻入庭州,遣梁建方讨之。8月大食国始遣使来唐。闰9月诏义仓改令率户出粟。
永徽三年(652年)正月牢山之战,唐军大败贺鲁军。吐谷浑、新罗、高句丽、百济并遣使入贡。3月建大雁塔。7月户部计,全国380万户。1月驳马国遣使朝贡。
永徽六年(655),高句丽与百济联军攻新罗,新罗遣使乞援于唐,李治遂先后派兵出击高句丽和百济。至龙朔三年(663),唐大将刘仁轨大败援助百济的倭国军于白江口,破百济,其国王奔高句丽。总章元年(668),唐军攻占平壤,灭亡高句丽。
在李治登基后不久,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破乙毗射匮可汗,自号沙钵罗可汗。永徽六年,唐遣程知节西击沙钵罗可汗,从此连年用兵西域。
至显庆二年(657),唐大将苏定方等大破西突厥,沙钵罗奔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一带),被擒。西突厥亡。李治以其地分置昆陵、蒙池二都护府。次年,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今新疆库车)。
唐代的版图,以高宗时为最大,东起朝鲜半岛,西临咸海(一说里海),北包贝加尔湖,南至越南横山,维持了32年。
《旧唐书·本纪第五·高宗下》赞曰:“藉文鸿业,仅保余位。封岱礼天,其德不类。伏戎于寝,构堂终坠。自蕴祸胎,邦家殄瘁。
《剑桥中国隋唐史》:“高宗统治时期的真正成就,不是想改变统治阶级内部社会力量的对比这一难以作为定论的企图,而是对科举制本身进行一系列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