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因

人物生平

家世背景

刘因出生于宋理宗淳佑九年（1249年）闰二月九日，蒙古灭金后的第十五年。 刘因的故乡容城地处冀中平原腹地，刘因的祖辈世代居住于此，长期身为金朝的臣民，高祖父、曾祖父和叔祖父曾三世仕金， 其父刘述亲身经历了金朝末年的战乱，而后曾短期在元朝做官，但主要过的是隐居不仕的处士生活。时代的风云，家业的盛衰，祖父辈的经历，都在他的心灵中烙上深深的印迹，给予他的思想和性格以重要影响。  

刘因在故乡出生时，已是战乱初宁的元蒙初年。刘因幼年，就全国范围说，战争虽有，但刘因生活的今河北一带，倒是一派升平气象。这期间，是365备用台湾上一个久乱初宁的年代。元朝初年，由于社会安定，政策得当，北方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恢复和发展，“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加数倍”。全国的统一，交通的畅达，也促进了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城市贸易、农村集市以及对外贸易都有了巨大发展。 刘因的青少年时代正是恰逢这样一个难得的和平时期，它对刘因思想的形成有巨大影响。 

少有大志

刘因自幼受儒学家世熏陶，其父刘述兴趣广泛，对天文、历数、阴阳、医方、性学、史学等都有研究。 刘因出生后，父亲对他十分钟爱珍视，杜绝交游，一门心思传授刘因读书识字。 刘因天资聪慧，颖悟过人，在父亲的启蒙教育下，三岁读书识字，每天读千百言，过目成诵；六岁开始学习作诗，七岁（一说十岁）就能写文章，文笔不俗，落笔惊人。 

刘因少有大志，十五岁时就曾作诗明志“鸿鸽凌云志，燕雀安能知。” 青年时代的刘因抱着积极入世的态度，在诗篇中常坦率地表露自己的志向和远大抱负。二十岁时所作《希圣解》，即以"希贤、希圣、希天"为主旨，并以"天地间一清才"自命。 

中统元年庚申（1260年），刘因随父亲迁往真定， 师从北方名儒砚弥坚，学业大进，同学中无人能及。砚弥坚不仅才华出众，而且慧眼识人才，在他所教学生之中，力推刘因，预言刘因会成为名儒。 

刘因从砚弥坚处学习的是经学，钻研训诂疏释之说，但他很快便不满足了。宋金两代文坛注重“以辨博长雄”的词章和“诞漫坐杂”的经义，“南北崇尚几无所分别”，中统年间前后，经许衡、窦默、姚枢等人的提倡，在南方被公认为“正学”的程朱理学也规模日广地传播到北方。刘因对早年研习的“训诂疏释之说”本来就心存疑惑，接触到了理学著作，为学方向及思想面貌便发生了巨大变化，开始专心研读程朱诸书。 

授徒明道

刘因家境贫寒，经常家无余粮手无余钱， 虽然自己学有所长，远近知名，但他仍能安贫乐道，不苟合于世，也不乱结交朋友，不义之财更是一分不取。 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父亲刘述病逝，经济更加窘迫，无力安葬，刘因无奈之下写信给父亲的好友杨恕，在其资助下才得以完成丧事。 

至元十一年（1274），元朝下诏伐宋；大军浮汉入江，水陆并进，顺流而下。不到两年，宋亡。刘因颇伤宋朝为奸臣所误，拘留元朝国使以挑兵衅，终致国亡，遂作《渡江赋》以哀之。 他曾欲南游江湖，览观南宋诸先儒名迹，但未能成行，反而北上易州（今河北易县），到当时辞官家居的何玮家馆课授徒。何玮曾参与伐宋之役，藏书中有不少是从南宋旧境携回的理学书籍，这些书在北方不易搜寻，刘因教书三年，得以实现“馆于藏书之家而肆其检阅”的宿愿。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刘因三十岁，元初没有科举取士，知识分子无由进入仕途。刘因身为布衣，虽抱负不凡，但建功立业实难。为了谋生，刘因只得在家开设学馆，授徒教学。 他自编教材，见解独到，将理学贯穿教学之中，讲究师道尊严。他据学生特点，因材施教，让每个人都有所成就，因此声名日隆。 朝中公卿官员过保定的很多，听到刘因的名声，往往登门拜见。刘因谦虚谨慎，深居简出，拜访的官员，他大都逊避，不与相见，非常有个性和操守。 

至元中叶，忽必烈长期倚信以“理财”固宠的回回大臣阿合马，日益疏远“讳言财利事”的朝中儒臣。刘因遂采取超脱于政治的处世态度。刘因非常欣赏诸葛亮“静以修身”之语，就将居所题名为“静修”，以自表心志。 

东京执教

至元十九年（1282），权倾一时的阿合马被杀，元廷的政治斗争形势发生了变化。被蒙古、色目和汉族高级官僚中的汉法派所一致拥护的新政治领袖、太子真金，更加积极、直接地参与各种有关的政治活动，一时间在汉族士人中引起对于“朝政更新”的强烈乐观情绪。

由于士大夫对刘因多所称誉，名声越来越大，丞相文贞王不忽木尤其极力荐举，太子真金下诏，征刘因入朝，授给他承德郎、右赞善大夫的官职（五品）。 这时的朝野对真金改革朝政的过度希望，无疑也感染了刘因，且真金甚重儒臣，关怀备至。刘因受教之后，便与使者通行。

当时，真金在宫中建立大学，原由赞善王恂执教。刘因入朝时，王询刚刚去世，于是就接替他的职位，教授宫廷子嗣读书。刘因一介儒生，教授乡里，忽然受到朝廷的征聘，一跃而成为朝官，且成为大学的教授，这表明，刘因此时在学问上已经成熟，并有相当建树，是以声名远播。 刘因入朝为时不长，因继母病重，辞官归家。第二年继母去世，依当时风俗，刘因要居丧守孝，为官的事遂被搁置。 

重归隐沦

由真金所发动的更新朝政的改革，还来不及等刘因母丧服除，就因与元世祖忽必烈政见不合而中途夭折。这次事件给予刘因很深的刺激，使他对于元朝政治再也不抱什么希望，而且反过来，对于自己轻易应诏、一聘而起十分后悔，遂隐居以教学为生。 

此后的几年间，因遭荒年，粮价上涨，他的生活颇为桔据，有时不得不以一些代食品糊口。 此时期的诗作中对这种清贫生活多有反映，并流露出比较浓重的隐逸情调。刘因的生活不仅是清贫的，而且是孤寂的；不幸接连而至：早失父母且不说，两个姐姐又相继亡故；四十岁后喜生一子，却又不幸早夭。刘因身体本来就比较羸弱，丧子的忧伤更使他受到沉重打击，以致百病缠身，"形体癯瘁，须发斑白"。 

二次被征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刘因四十三岁。元世祖忽必烈杀权相桑哥，“朝政又一更新”。 又有朝臣荐举刘因，忽必烈下诏以集贤学士、嘉议大夫征召刘因，这个职位属于"三品清要之职"，授给一个平民，在当时是被人看作"不次之宠"的。但此时的刘因，身体已经恶化到"不能扶病而行"的地步，且不愿再仕，于是上书"以疾固辞"，写下了著名的《上政府书》（一名《上宰相书》）表明心迹。 

上疏呈至朝廷，忽必烈甚感遗憾，惋惜地说：“古时有不肯受召的臣子，就是这样的人吧。” 

因病辞世

至元三十年（1293 年），国子助教吴明又陈书朝廷，荐刘因为国子祭酒。但就在这年夏季四月十六日，刘因竟因病与世长辞，终年四十五岁。元仁宗延祐年间赠翰林学士、资善大夫，追封容城郡公，谥号文靖。 

理学思想

天道思索

程朱理学是以理作为最高范畴，理无所不包，无处不在，是天地万物的本原

，刘因继承了程朱的理本论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天道观。
　　刘因认为，理是天地万物的本体，天地万物皆由理所生，万物形体消灭后又复归于理。 宇宙天地之中，只有一个共同的理，即天理，具有天地万物之本原的涵义。刘因关于理的阐释，不仅言明理具乎乾元之始 ，是先于具体事物而存在的独立的本体，而且强调理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在刘因的思想中，理既是一种超然的神秘实体，又是万物产生、变化的根据，体现在万物之中，并主宰万物。

程朱论道 ，不同于老庄，他们是以理为道。 在刘因这里， 道是与理同一的范畴。刘因以道为宇宙万物的本体和生产万物的本原。 刘因并不是孤立地论道，而是从道与物的关系中释道的，刘因坚持物以道为体，舍道则物无所依据的思想。显见，这个道只能是一种抽象的绝对本体。  

天人合一

刘因把“化”（宇宙间的化育）区分为“天化”（天地的化育）和“人化”（人群的教化）。天化表现为阴阳五行运行于天地之间的自然界的秩序、生成万物、繁衍生息、绵延不绝、运动不停；人化则表现为五伦为代表的纲常伦理所维系的社会秩序。他认为，这种社会秩序是与自然秩序完全相符合的，而要由圣人来完成。天化人化的根源都是“天”，天化的理在世界一开始就已具备，人化的理则是在人类产生之后才出现的。

刘因由“天化”引出“人化” ，并认为 “人化”源于“天化”，主张“天人合一”。 在刘因看来，人伦物理，皆来源于天地造化自然之理。刘因强调要顺天化，尽人道，主张事在人为，不要因为“时运”的变化而放弃自己的努力、无所可为。.天道，主要指自然规律（也有某些神秘意味）；人道则指社会制度、伦理规范、政治措施等。刘因认为，这二者是合一的、一致的。天道是人之行事必须遵循的至理，又是人事最终成败的关键。人性由天道所决定，人心又是人性的枢机，只有做到人心、人事暗合于天道，才能成功。

刘因所谓 天人合一 ，就是以天道为依据，为准则，要人道合于天道。从本体上讲，天道是人道的根本，即自天而人；从作用上说，必须用人道去符合天道，即自人而天。圣人根据天道来确立人道，是天道的体现者和人道的完成者，所以说圣人是兼体用的。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违反了天人合一的原则，就会出乱子；实现了天人合一的原则，一切就都会有良好的秩序。 刘因的这些说法，表明了他为解释天人关系所做的努力。他主张的天道不可违反说，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他强调的"执天之行"说，也没有忽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但他以人事比附自然，突出圣人的作用，则不免有些牵强。 

观物思想

"观物"是北宋邵雍的哲学用语，其主要哲学著作有《观物内篇》、《观物外篇》。其所谓"观"，既指感官对外物的认识，又指心灵的体认和理性的反观。因此，"观物"是有不同层次的，既有认识论意义，又有方法论意义，尤其指一种修养境界意义。刘因对"观物"说十分欣赏，直接提出"观物"的诗就很多，表达的都是一种感受（"受用"）、意境。 

刘因在《退斋记》中谈到道与物的关系，他坚持物以道为体，舍道则物无所依据的思想。他所讲的物是指有形可见的客观事物。对这种物的实在性、真实性，刘因在认识上表示怀疑，进而认为由于人们对外界现象的认识是不真实的、不可靠的，所以人们不能认识物的本来面目，应当放弃对客观事物的认识。

刘因把"观物"作为一种修养境界、一种思想方法来运用，因而常表现出一些辩证色彩，刘因讲到过事物矛盾对立的普遍性问题。 坚持朴素的辩证观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优良传统，宋代理学诸大家在这方面亦做出了杰出贡献，如张载讲"一物而两体"，程颐讲"动静无端，阴阳无始"，朱熹讲"凡事无不相反以相成"，都是很精彩的。刘因这一思想正是对这一优良传统的继承。  

心性修养

刘因认为，太虚之气（即元气）是万物之根源，因而也是人性之来源。人性善恶，取决于“阴阳”二气。气有刚柔，禀而为性，刚柔各有善恶，因而人性分为四种类型。 在这里，刘因是用物质性的气来说明人性之善恶的。他认为善恶来源于阴阳二气，而不是来源于理，也不是心。因此，他的人性说既不同于程朱的“以理为性” ，又不同于陆九渊的“以心为性”，他用气来说明人性。

刘因强调“无待于外 ，自求本心”的求理方法。 刘因强调养气持守、不动心。这种不动心，基本上是沿袭周敦颐的“主静” 到程颢的“居静”方法。不过周敦颐不是主张弃物求静，而是主张遇物识物，以达到不为物诱。而刘因则视物若无，主张涵养自守，使气不暴于外。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不动心”。这样一来，不仅我遇物相忘 ，而且物遇我，一如相忘。 

象数思想

“象数”是用“象”和“数”解释《周易》的一种学说。“象”指卦父的象征意义，如乾坤分别象征天地、君臣、男女、君子小人、刚健柔顺等等。"数"指卦爻所表现的数量关系，有天数、地数、天地之数、等说法。“象”“数”是《易大传》中固有的概念，西汉时期形成系统的象数理论，终东汉之世，易学中象数派占主流。魏晋时期，以王弼为代表的义理派兴起，倡导"得意忘象"之说，一扫象数而只谈义理，象数之学遂一蹶不振。宋代理学兴起，周程张朱诸大家，虽都以义理为主，但对象数之学也有一定继承。

刘因探讨了有关"河图"的一些问题。朱熹写的《周易本义》一书，有很高的权威性，本该有廓清的作用，但在元代初年，种种不同的说法仍然存在，并有一定影响。刘因维护朱熹的观点，对于纷纷然的种种议论，持明确的批判态度。 刘因还探讨了太极图的作者问题，刘因认为周子的太极图是自己的创造，但对于邵雍之学，则承认是发于陈传。他在这方面的学术批评，对于宋元之际污漫的学术空气，具有一定的澄清净化作用；对于保护和延存传统文化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主要作品

刘因勤于著述，生前曾自选诗五卷，号《丁亥集》。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年），已有二十二卷本的《刘因文集》流传。 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内容更加完备的官刊本问世。 

除《静修文集》外，刘因的著作还有《小学》、《四书语录》（门生所录），《易系辞说》（病中亲笔），已佚。 刘因还选编过一本《四书集义精要》，此书今天能见到的版本有《四库全书》影印本_{（二十八卷）}和元至顺年间刻本_{（北京图书馆藏，残存二十二卷，九册）}。 

人物评价

砚弥坚：（刘因）经学贯通，文词浩瀚，当为名儒。 

忽必烈：“古有所谓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欤！” 

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①“立朝不愈数月，而清节可表于千年。”②“负卓越之才，蕴高明之学，说经奚止于疏义，为文务去乎陈言。行必期于古人，事每论乎三代。汉唐诸子莫之或先；周邵正传，庶乎可继。”

黄宗羲：有元之学者，鲁齐（许衡）、静修（刘因）、草庐（吴澄）三人耳。 

黄百家：自赵江汉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枢、窦默、许衡、刘因之徒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由是北方之学郁起。 

苏天爵：乡间老儒，说经止传疏义，为文尽习律赋，闻先生讲贯，阅先生论著，始则谤讪，久亦敬服。

欧阳玄：“微点之狂，而有沂上风雩之乐；资由之勇，而无北鄙鼓瑟之声。于裕皇之仁，而见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两生。乌乎！麒麟凤凰，固宇内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鸣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则其志不欲遗世而独往也明矣，亦将从周公、孔子之后，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者邪！” 

崔铣：许鲁斋实行之儒，刘静修（刘因）志道之儒，吴草庐（吴澄）博闻之儒。 

《四库总目提要》：①“其文递健排奡，迥在许衡之上，而醇正乃不减于衡”。②“其诗风高迈，而比兴深微闯然升作者之堂，讲学诸儒未有能及之者”。

张纶：“刘梦吉之诗，古选不减陶柳（陶渊明、柳宗元）。其歌行律诗，直溯盛唐，无一字作今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