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凤元年(1355年),胡惟庸投朱元璋于和州,历任元帅府奏差、宁国主簿、知县、吉安通判、湖广佥事、太常少卿、太常卿等职。
吴元年(1367年),召为太常少卿,进本寺卿。
洪武三年(1370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
洪武六年(1373年)七月,凭李善长推荐,任右丞相,约至洪武十年(1377年)进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
自从杨宪被诛后,朱元璋认为胡惟庸有才干,很宠信他。胡惟庸也自觉奋进,曾以遇事小心谨慎博得朱元璋欢心,进一步获得朱元璋的宠信。
他为此当了多年独相,生杀废黜大事,有的不报告朱元璋便径直执行。内外各部门的奏章,他都先拿来看,凡是陷害自己的,便扣下不上呈。各方面热衷功名之徒,以及失去了职位的功臣武夫,竞相奔走于其门,贿送金帛、名马、玩好之物,不可胜计。大将军徐达极恨他奸恶,从容地告诉了朱元璋。胡惟庸于是诱惑徐达的守门人福寿,图谋害徐达,但被福寿揭发。
御史中丞也曾说过他的短处。后来刘基生病,朱元璋派惟庸带医生探视,胡惟庸便对刘基下毒。刘基死后,他更加无所顾忌。他与太师李善长相勾结,将哥哥的女儿嫁善长的侄子李佑为妻。学士吴伯宗弹劾胡惟庸,差点大祸临头。此后,他权势更盛。在他定远老家的井中,突然生出石笋,出水数尺深,献媚的人争相说这是祥瑞之兆。他们还说胡惟庸祖父三代的坟墓上,晚上都有火光,照亮夜空。胡惟庸更加高兴和自负,从此有了异心。
吉安侯陆仲亨从陕西回来,擅自乘坐驿车。朱元璋大怒,责骂他说:“中原在战乱之后,人民刚刚复业,驿站户买马非常艰难。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人民就是将子女全部卖掉,也不能供给。”责令他到代县捕盗贼。
平凉侯费聚奉命安抚苏州军民,整天沉溺酒色。朱元璋大怒,责令他往西北去招降蒙古,他无功而返,朱元璋又严厉斥责他。两人都非常害怕。胡惟庸便暗中对两人威逼利诱。两人一向愚勇,见胡惟庸正专权用事,便与他秘密往来。两人曾到胡惟庸家饮酒,酒酣时,胡惟庸屏退左右,对他俩说:“我等所干的事多不合法,一旦被发觉将怎么办?”两人更加惶恐。胡惟庸于是将自己的主意告诉了他们,令他们在外面收集兵马。
胡惟庸又曾与陈宁坐在中书省中,阅览天下兵马簿籍,令都督毛骧将卫士刘遇贤和亡命之徒魏文进收为心腹,说:“我会用得着你。”太仆寺丞李存义是李善长的弟弟,胡惟庸的女婿李佑的父亲,胡惟庸令他暗中游说李善长。李善长年纪已老,不能坚决拒绝,开始不同意,后来便依违其间了。胡惟庸更加以为事情可以成功,于是派明州卫指挥林贤出海招引倭寇,与他们约定日期相会。又派元旧臣封绩致书元朝,向元朝嗣君称臣,请求出兵做外应。这些事都还没有发出。正好胡惟庸的儿子坐马车奔驰过市,坠死于车下,胡惟庸将驾车的人杀死。朱元璋大怒,命他偿命。胡惟庸请求用金帛补偿驾车人家,朱元璋不许。胡惟庸害怕了,便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人图谋起事,密告四方以及依从于自己的武臣。
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占城国来进贡,胡惟庸等人不报告朱元璋。宦官出来见到了,便进宫奏告朱元璋。朱元璋大怒,下敕令责备中书省臣。惟庸和汪广洋叩头谢罪,但暗暗地将罪过归咎于礼部,礼部大臣又归咎于中书。朱元璋更加愤怒,将各臣僚全部关押起来,究问为首主持的人。不久,赐汪广洋死,汪广洋的妾陈氏为他陪死。朱元璋问知陈氏乃是被入官的陈知县的女儿,大怒说:“被没入官的妇女,只给功臣家。文臣怎么得到?”便颁下敕令命法司调查。于是胡惟庸以及六部属官都应当被判罪。第二年正月,涂节便将祸变上报,告发惟庸。御史中丞商皓当时被贬为中书省吏,也告发了惟庸的阴谋。朱元璋大怒,下令廷臣轮番讯问,词语连及陈宁、涂节。廷臣说:“涂节本来参预阴谋,见事情不成,这才将变乱上告,不可不杀。”于是诛杀胡惟庸、陈宁和涂节。
胡惟庸死后,他造反的阴谋还没有全部暴露,到洪武十八年(1385年),李存义被人自首告发,得以免死,安置在崇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十月,林贤狱案办成,惟庸通倭的事才显了出来。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蓝玉征讨沙漠,抓获封绩,李善长不奏告皇上。
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五月,事情败露,将封绩逮捕,审出当时情况,胡惟庸的逆谋进一步大显。正好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自首告发李善长和惟庸往来情况,而陆仲亨的家奴封贴木也自首告发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庸三侯与胡惟庸共谋不轨。朱元璋大发雷霆之怒,肃清逆党,词语相连,被诛杀者达三万余人。于是做《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此案株连蔓引,直到数年之后,还没有清除干净。
“胡党”而受株连至死或已死而追夺爵位的开国功臣有李善长、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永嘉侯朱亮祖、靖宁侯等一公二十一侯。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遂罢丞相,革中书省,并严格规定嗣君不得再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说立者,处以重刑。丞相废除后,其事由六部分理,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刘基:“譬之驾,惧其偾辕也。”
张廷玉:“然小人世所恒有,不容概被以奸名。必其窃弄威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祏、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身阴贼者,始加以恶名而不敢辞。有明一代,巨奸大恶,多出于寺人内竖,求之外廷诸臣,盖亦鲜矣。当太祖开国之初,胡惟庸凶狡自肆,竟坐叛逆诛死。”
蔡东藩:“忮刻者必喜阿谀,故杨宪、汪广洋、胡惟庸诸人,陆续登庸,虽依次黜戮,而误国已不少矣。刘基有先见之明,犹遭毒毙,俭人之不可与共事,固如此哉!然亦未始非太祖好谀之过也。”
胡党之狱又称为“胡惟庸案”,是明初四血案之一。
洪武十三年正月,丞相胡惟庸称他家的旧宅井里涌出了醴泉,邀请明太祖前来观赏。这是大明的祥瑞,朱元璋欣然前往,走到西华门时,一个名叫云奇的太监突然冲到皇帝的车马前,紧拉住缰绳,急的说不出话来。
卫士们立即将他拿下,乱棍齐上,差点把他打死,可是他仍然指着胡惟庸家的方向,不肯退下。朱元璋这才感到事情不妙,立即返回,登上宫城,发现胡惟庸家墙道里都藏着士兵,刀枪林立。于是立即下令将胡惟庸逮捕,当天即处死。 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四天前,也就是正月甲午,中丞涂节已经告胡惟庸谋反,以明太祖猜忌多疑的性格,怎么还会去胡惟庸家看所谓的祥瑞?可见,云奇告变纯属子虚乌有。胡惟庸案前后株连竟达十馀年之久,诛杀了三万馀人,成为明初一大案,列洪武四大案之一(另三案为空印案,郭桓案,蓝玉案)。事后朱元璋还亲自颁布《昭示奸党录》,告诫臣下,切以胡惟庸为鉴。
明代史籍中关于胡惟庸案的记载多有矛盾,因此关于其是否确实谋反,当时便有人怀疑,明代史学家郑晓、王世贞等皆持否定态度。也有学者指出:所谓的胡谓庸案只是一个借口,目的就在于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结果是彻底废除了宰相制度。
晚明学者钱谦益说:“云奇之事,国史野史,一无可考。”史家潘柽章更认为云奇之事为“凿空说鬼,有识者所不道”。胡惟庸如果要谋反,他在家里埋伏刀兵,能让人在城墙上轻易看见吗?几百年以后,也就是到了现代,明史学家吴晗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叫《胡惟庸党案考》,把胡惟庸的案子从头到尾缕析了一遍,最后证明,胡惟庸案是一个冤案。
胡惟庸案,对365备用台湾影响重大。从此,相权被彻底剥夺,中国政治制度进一步走向君主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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