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案

历史背景

洪武六年（１３７３年），淮西朋党集团的领袖李善长推荐其同乡兼姻亲胡惟庸担任右丞相。洪武十年（１３７７年）九月，胡惟庸升任左丞相。他做了７年丞相，任期内在朝中遍植朋党，不遗余力地打击异己，使得淮西朋党集团的势力不断膨胀。譬如，浙江青田人刘基（字伯温），曾辅佐朱元璋，立下过汗马功劳，但由于他与淮西朋党集团的矛盾，一直未受重用。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刘基仅封为诚意伯，岁禄只有２４０石　　。而李善长则功封韩国公，岁禄４０００石。翌年，刘基告老还乡。然而，由于他曾对朱元璋说过胡惟庸不宜入相的话　　，故而深受后者的嫉恨，被解雇革去岁禄　。洪武八年（１３７５年），刘基生病，胡惟庸派医生前去看望，但刘基服药后不久便一命归西　　。

当然，排斥异己还不是胡惟庸案的关键所在。事实上，胡案的症结在于——他为人过于独断专行，许多生杀黜陟等重大案件，他往往不向朱元璋请示，就擅自加以处理。这自然让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深感宰相专权、皇权旁落的危机。

事件经过

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正月，丞相胡惟庸称其旧宅井里涌出醴泉，此为祥瑞，并借此邀请明太祖朱元璋前来观赏。朱元璋欣然前往，走到西华门时，太监云奇紧拉住缰绳，急不能言，拼命指向胡家。朱元璋感觉事态严重，立即返回，登上宫城时，发现胡惟庸家上空尘土飞扬，墙道都藏有士兵。太祖大怒，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当天处死胡惟庸、陈宁等。同时藉辞穷追其友好，包括开国第一功臣韩国公李善长等大批元勋宿将皆受株连，牵连致死者三万余人，史称胡惟庸案。胡惟庸案与蓝玉案合称胡蓝之狱，诛灭直到洪武二十五年（１３９２）方告结束。

洪武十八年（１３８５），有人告发李存义与其子李佑，曾同胡惟庸谋逆。洪武十九年（１３８６年）明州卫指挥林贤通倭事发，经审讯得知，是受胡惟庸指使。李善长为了大兴土木，向信国公汤和借用卫卒３００名。汤和暗中向朱元璋报告。朱元璋颁敕李善长以“元勋国戚，知逆谋不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其妻等７０余人被杀。陆仲亨的家奴告发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雄三名侯爵，曾串通胡惟庸“共谋不轨”。宋濂的孙子宋慎亦受牵连被杀，宋濂本人贬死四川茅州。朱元璋特地颁布《昭示奸党录》。

然而现在历史学家考证，并没有太监拉缰绳从而阻止朱元璋进入胡家这回事。云奇这个人物也仅仅是正史捏造出来的。

人物评价

刘伯温很不看好胡惟庸，评价是：“譬之驾，惧其偾辕也。”（《明史　列传卷１６》）

当朱元璋向刘伯温询问胡惟庸任丞相是否合适时，刘伯温连连摇头道：＂不可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偾辕破犁，祸且不浅了。＂

明代史籍中关于胡惟庸案的记载多有矛盾，因此关于其是否确实谋反，当时便有人怀疑，明代史学家郑晓、王世贞等皆持否定态度。也有学者指出：所谓的胡谓庸案只是一个借口，目的就在于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结果是彻底废除了宰相制度，大大加强了皇帝专制集权。

晚明学者钱谦益说：“云奇之事，国史野史，一无可考。”《明史》说“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后世怀疑这根本是朱元璋对相权威胁君权恐惧，故引发杀机，甚或滥杀无辜。早在洪武十一年（１３７８年），朱元璋就命令以后臣下上奏书，　不许“关白”中书省（大臣奏事时，中书省不必知道）。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年）废除丞相制度之举，只是不许“关白”中书省的延续，意思是大权独榄，集自古以来皇权、相权于一身，从此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洪武二十八年（１３９５年）六月，太祖御奉天殿，敕谕文武群臣说：“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事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胡惟庸是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名至实归的丞相。此后，中国封建王朝“丞相”职位彻底消亡。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他是奸是忠，他是最后一个敢向皇帝权威挑战的丞相，胡惟庸被动地改变了365备用台湾。　

案件人物

胡惟庸，定远（今属安徽）人，龙凤元年（１３５５年），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时，胡惟庸归附红巾军，颇受宠信。

历任宁国主簿、湖广佥事、太常少卿，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年），官至中书省参知政事，洪武六年，升右丞相，再升左丞相。在此之前，明太祖朱元璋先后任命过四员丞相（李善长、徐达、杨宪、汪广洋），胡惟庸任相七年，权势显赫，遇事专断，并毒害御史中丞刘基（即刘伯温）。朱元璋多次颁布诏令，规定功臣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