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起义

历史背景

李自成（１６０６－１６４５），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杰出的军事将领，原名鸿基，曾为银川驿卒。１６２９年（崇祯二年）起义，后为闯王高迎祥部下的闯将，勇猛有识略。１６４３年（崇祯十六年）在襄阳称新顺王；同年，在河南汝州（今临汝）歼灭明陕西总督孙传庭的主力，旋乘胜进占西安。１６４４年正月，建立大顺政权，定都长安，年号永昌；同年三月十八，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四月，多尔衮率八旗军与明总兵吴三桂合兵，在山海关内外击败李自成。１６４５年５月１７日在通城九宫山玄帝庙拜神后因劳累过度熟睡，遭山民误当贼打死。

纲领政策

起义军起义过程中，针对明朝地权集中与赋税繁重的情况，提出“均田免赋”口号。攻占西安后，又以“贵贱均田”及“五年不征”相号召。在河南等地到处传播“不当差﹑不纳粮”的歌谣。后因“均田免粮”纲领属于平均主义的空想，并未真正实行，只是个别地方官曾经实行过改变封建地权的措施。如山东诸城县令到任之后，即以劫富济贫之说，令产不论远近，许业主认耕；在某些地区大顺地方官府还默许农民进行自发的夺地斗争。起义军亦实行籍没富室政策，以解决军饷，兼济贫穷。李自成初下洛阳，没收福王藩府及宦家巨室存积的粮食和大量金钱，以其中一部分赈济贫民。以后每攻占一个城镇，常采取类似措施。占领西安后，继续以“劫富济贫”相号召。但在这一口号下，劫掠平民﹑殃及无辜之事亦时有发生。起义军还针对地方为考中的举人进士树建牌坊，下“毁坊之令”。

起义军还实行平买平卖，保护工商的政策。这种政策自崇祯十四年占领河南起，始终执行。起义军进北京后，令市民照常营业，不少地区工商业照常进行。山东畿辅运河航行的商船不绝。

起义过程

起义开端

当时正是明朝末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天灾人祸不断发生。明末政治腐败，农村破产，压迫剥削日益加重，陕西又逢旱灾，人民无法生活。连续多年闹灾荒，土地都被皇亲贵族、地主豪绅霸占了。千百万农民身上无衣，口中无食，受着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李自成从小就因欠债被迫给姓艾的地主牧羊。２１岁那年，他打伤了地主，逃到银川当一名驿卒。当时，全国到处都有农民起义爆发。１６２７年，陕北白水县农民王二率领数百农民杀死知县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陕北巡抚得报后，因怕受到朝廷怪罪，充耳不闻，起义队伍乘机迅速扩大。１６２８年，王嘉胤、王大梁、高迎祥和王左卦等纷纷起兵响应。李自成、张献忠约在１６３０年前后也加入了起义军的队伍。１６３０年，张献忠在陕西米脂十八寨起义，自称“八大王”。李自成也杀死贪官造了反，在他舅舅高迎祥领导的起义军中当“闯将”。１６３５年，明朝派洪承畴出陕西，朱大典出山东，两面夹攻起义军。斗争的实践教育了起义军，他们深深感到，只有联合作战才有力量。１６３５年，各路起义军会师于河南荥阳，共１３家，７２营，在一起共商对敌之策。

中原鏖战

不久，自成投闯王高迎祥，为八队闯将，转战陕﹑晋﹑畿南﹑豫楚等地。七年，高迎祥农民军被围困于汉中附近峡谷中，自成重贿明总督陈奇瑜，伪称解甲归农，得脱围困。既出栈道，连破麟游﹑永寿等七县，势力愈强。九年七月，迎祥在陕西盩厔（今周至）战败，被俘牺牲，自成承袭闯王名号，转战于陕南及四川东北部地区。十一年，起义军败于梓潼，被迫出川北上。自剑州（今四川剑阁）入甘肃，又走避宁羌（今陕西宁强）。六月至汉中。是时农民军首领大多败降，唯李自成农民军仍坚持战斗。是年冬，明三边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孙传庭设伏于潼关原，起义军损失过重，潜伏陕南山区。十二年，避走巴东。十三年二月，自成军又在奉节鱼腹山失利，为避实就虚，乃走大宁（今四川巫溪）﹑竹山，返陕南，再次潜伏商雒山（今陕西商县东南）中。　　　同年，河南省发生严重灾荒，农民纷起暴动。十一月中旬，起义军经陕南商州突出武关，转战河南，农民争附，连下豫西南各州县。不久，文士牛金星﹑宋献策﹑李岩等先后投奔起义军。十四年初下洛阳，杀明福王朱常洵，开仓济贫，声势迅速扩大。此后，三次围攻开封，连获项城﹑襄城﹑朱仙镇﹑郏县﹑汝宁五次战役的胜利，执杀明兵部尚书陕西总督傅宗龙﹑汪乔年及陕督杨文岳等，大败陕督孙传庭。明军主力被消灭，起义军控制河南全省，部众近百万，其它农民军首领如罗汝才﹑袁时中等多归附自成，李自成起义军成为明末农民起义军的主力。

自占领洛阳始，李自成渐将过去的流动作战改为每得一城，分兵据守的军事战略，十六年正月克承天（今湖北钟祥），打出“剿兵安民”旗号，散发“三年不征”传单。寻移檄黄州，揭露朱明暴政，宣传自己兴仁义之师﹑拯民于水火的作战宗旨。两年多席卷河南五府数十州县，及湖广荆﹑襄诸府。十六年二月，改襄阳（今湖北襄樊）为襄京，成立新顺政府，自成自号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罗汝才为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辖区西起潼关，东至归德（今河南商丘）﹑汝宁（今河南汝南），北滨黄河，南至松滋﹑枝江﹑澧州（今湖南澧县），派遣地方官吏者凡七十多州县。

谋取西北

起义军雄据荆襄，遂图谋取京师。李自成采纳谋士顾君恩之策，先取陕西，作为根据地。十六年九月，起义军与明孙传庭兵战于河南郏县，深沟高垒以疲明军，并利用连日阴雨，明军粮运不继之际，遣轻骑出汝州（今河南临汝）断截明军粮道，大败孙传庭，杀伤明军四万多人，获器仗辎重数十万计，传庭奔潼关。此后起义军分两路进兵陕西，一路经淅川下商州（今陕西商县）入陕南；自成则亲率大军趋潼关。十月，陷潼关，明军溃败，传庭战死。十七年正月，起义军攻克西安，乘胜取宁夏﹑兰州﹑西宁﹑永昌﹑庄浪等地。

起义军占领西安后，即正式定国号为大顺，以李继迁为太祖，改元永昌，以崇祯十七年为永昌元年。并改西安为长安。李自成改名自晟，称王。

灭亡明朝

１６４４年二月，起义军分两路进攻北京，一路由先已进入山西的大将刘芳亮等率领，从平阳（今山西临汾）经阳城，越太行山出豫北，先下卫辉（今河南汲县）﹑彰德（今河南安阳）等地，然后经真定（今河北正定）北上，以牵制明朝南路援军；一路由自成亲自率领，渡黄河，下太原，传檄各州县，揭露朱明种种罪状。山西农民群起响应，各府州县望风而下，自成遂率军北上，经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南下，三月十八日围困京师。次日攻入北京。明思宗朱由检自缢于煤山（今景山）。明朝灭亡。从此，明朝已经开始无法复国。

转战失败

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终于投向清军。李自成在北京得到吴三桂降清的消息后，即派明降将唐通率二万骑兵出一片石（今河北山海关北），绕道关外以切断吴三桂退路，并亲率二十万大军于四月十三日北上讨伐吴三桂。清军在接到吴三桂飞书告急后，连夜疾驰，二十一日，清军败唐通部于一片石，随即进入山海关。次日，清军、吴军与大顺军在山海关前对垒，清军统帅多尔衮先命吴三桂军与大顺军交战。两军酣战至中午，正当吴军被农民军包围难以支撑之时，隐伏于阵后的清军精骑突然从吴军右翼全部出击，猛攻大顺军左侧，农民军顿时阵势大乱，一朝溃散，向北京撤退。清军紧紧跟随，在永平（今河北卢龙）再败李自成　。

李自成回到北京后，连兵十八营反击尾随而至的清兵，失利。此时，农民军内外交困，形势严峻，李自成无心眷恋北地，于四月十九日在武英殿匆匆登基后便放弃北京，向西安撤退。在大顺军撤退途中，清军先于保定、定州（今河北定县）两挫农民军，接着向山西进攻。大同守将姜瓖投降，平阳（今山西临汾）陈永福被俘。全晋落入清军之手。同时，河北、山东大部分地区也被清军占领　。

五月初，清军进入北京后，全国军事形势已呈现四分五裂的局面。清方控制着辽东、畿辅、山西、山东等地区，大顺政权管辖着整个西北和山西、河南、湖广的部分地区，张献忠的大西政权正在收取四川的进程中，南京的南明弘光政权则统治着整个南部中国。对此，清廷制定了新的军事方针：先“举大兵以收晋豫”，“次第定东南之局”，最后统一中国。清军因而将主要进攻目标转向农民军，对南明政权暂取不战不和的策略。为此，清廷将国都从沈阳迁到北京，宣告清朝是代明而兴的天下共主　。

十月，清军分南北两路进攻大顺军：北路由英亲王阿济格、吴三桂、尚可喜率领经大同、榆林、延安南下，南路由豫亲王多铎、孔有德率领经河南进攻潼关。同时，肃亲王豪格率领的一部清军业已占领河南、山东一些地方。翌年（１６４５年）正月，多铎在潼关击败大顺军，李自成率主力连夜撤回西安。潼关为清军所占，入陕门户洞开。阿济格部清军进入陕北后，以一部分兵力围攻据守榆林、延安的李过、高一功部大顺军，自己领兵南下西安。自此，李过、高一功部被切断了往西安的退路，被迫放弃陕北，取道汉中，由四川入鄂。在清军两路重兵合击下，李自成不得不放弃西安，取道商洛、豫西，转入湖广襄阳　。

占领西安后，清廷命多铎部东进南京，摧毁弘光政权，命阿济格部继续追击大顺军。此时，５０万大顺军已是军心涣散、纪律松懈、指挥混乱，在清军追击下，在襄阳、九江等地连败十三仗，丧失了全部辖地。五月，李自成率兵一部退至湖北通山县九宫山时，遭当地地主武装袭击，不幸牺牲，大顺政权遂而瓦解。其余部３０余万后来在李过、李来亨等领导下与南明政权联合，继续抗清，最后于康熙三年（１６６４年）失败　。

失败原因

传统观点无原则地推崇农民起义，把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都看作推动历史进步的大英雄。由于李自成的农民军占领京城直接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所以李自成的“业绩”更得到历史学家的推崇。但威名赫赫的李自成只在京城维持了一个多月即迅速败亡，许多学者都为李自成惋惜。哪些错误导致李自成最终成为悲剧人物：

不知道笼络明朝势力，李自成出身于驿卒，在他的头脑中，也许明朝皇室已经完全丧失了正统地位，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他根本不了解，延续了２７６年的明朝帝王在官僚和百姓中还有很大的号召力。

从宏观历史看，李自成所率领的“贫民起义”势力，与最终推翻了统治王朝的反秦起义、反莽起义、反隋起义、反元起义中的势力根本不同，而与黄巾起义、黄巢起义和清朝后期发生的洪秀全起义颇为相似。唐末黄巢起义尤其与李自成起义的情况相似。虽然黄巢也攻占了唐朝的京城长安并建立大齐政权登基称帝，但他也没能维持政权，而是很快败亡。从表面看，黄巢没能推翻唐朝而李自成却直接推翻了明朝，李自成的成就似乎更大一些，但这完全是由于在东北崛起的满清政权对明王朝也构成致命威胁，崇祯皇帝本人也刚愎自用，不愿意离京避祸以观天下之变。从这一角度看，李自成起义并没有多大特殊的研究价值。

利用公共产品原理，我们可以把历史上“农民起义”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只有贫苦农民参加的起义，称为“贫民起义”；另一类是由社会各阶层参加的起义，称为“社会起义”。“贫民起义”的参加者都是由于天灾迫使他们无法生存，必须用非法的暴力手段“谋生”，所以必须破坏当时的社会秩序。历史上的黄巾起义、黄巢起义、李自成起义、洪秀全起义都是如此。“社会起义”要么发生在由兼并战争建立不久的王朝，例如反秦起义、反隋起义、反元起义，要么发生在内部篡位王朝，例如反莽起义。在兼并王朝统治时期，国家各部分的“融合度”较低，皇帝在被兼并地区也不具有多大正统地位，而篡位王朝的皇帝则在全国都不具有正统地位，所以很容易引起社会各阶层（包括官僚、地主阶层的许多成员）的反抗，形成“社会起义”。这类起义的领导者都力图建立新的统治秩序，所以都能够利用原有社会中的官僚地主阶层（阶级）。

“贫民起义”和“社会起义”的最大区别是，在“贫民起义”中地主阶级是支持王朝或直接参加镇压（起义）的，而在“社会起义”中地主阶级却是支持起义或是直接领导起义的。结局当然也截然不同：“贫民起义”总陷于失败，而“社会起义”却总是推翻了原有王朝，建立了新的王朝（有兴趣的读者可在网上搜索文《365备用台湾循环之谜新解》）。

李自成起义完全符合“贫民起义”的特点，它的参加者都是在天灾打击下无法生存的农民，其行动是破坏社会秩序而不是建立社会秩序。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善于破坏旧世界，但是却无力建设新世界，所以他们的失败就完全是必然的。

贫民起义领袖并不代表历史前进的动力，李自成也毫不例外。李自成的特殊性也许在于，他本人有良好的个人品德——与张献忠相比，他并不是嗜杀成性的暴戾之徒，所以历史资料中多有他得到部下和人民拥戴的记载，官书的《明史》也称赞李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但既然李自成并不亚于刘邦、朱元璋等帝王的个人品质，那么他的失败就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历史条件使然。

没有具体可行的惠民政策是问题的关键　。李自成的部队变成土匪兵，当然不会出什么惠民政策。他们想的就是搜尽钱财会陕西过日子！李自成的胜利太过突然，他没有作好统治全国的准备。这些暴民的暂时胜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明政府的腐败！当时，明政府财政混乱，有些权利的人想方设法的克扣饷银。普通士兵没有饷银，自然不愿意卖命打仗！加上张献忠等牵制了明政府的大部分力量，这才使得李自成顺利攻入北京城。这些暴民被突然的胜利打蒙了，哪里想得到其他。最高统治者李自成的头脑也不怎么清楚！历朝历代，这个时候，应该安抚老百姓，安抚知识分子，安抚那些达官显贵，否则，怎么站得住脚。尤其是知识分子和达官显贵，其影响力不可忽视。李自成忽视的恰恰是这一点，以至于这三种人对于新兴政权恨之入骨！在李自成败退的过程中，没有得到士绅地主的任何支持，所以才一溃千里，最后身死“国”灭。

历史意义

农民军的战败引起北京人心惶恐。明降官纷纷南逃，各地官绅地主也纷起反噬。尤其严重的是，起义军的很多将官经不起都市豪华生活的诱惑，鹜声色，贪财货，分不利。永昌元年（１６４４）四月二十九日，自成仓卒即帝位，次日即离北京南下，经晋入陕，试图仍以陕西为基地再起。入陕后，李自成令李过﹑高一功拒守陕北，自己拒守西安。在清军进逼下，李过﹑高一功退至陕南，又沿秦楚边界，经川东至荆门﹑当阳南下。自成也于次年正月退出西安，自蓝田﹑商州经武关退守河南，又经襄阳﹑承天﹑德安（今湖北安陆）退至武昌。五月转战至湖北东南各州县。五月十七日至通城九宫山，为当地山民误杀。李自成牺牲，余部由李过等率领南下，联明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