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末期,国君纣荒淫残暴,上下怨恨。而西部的诸侯国在西伯姬昌的治理下,日益强大。这引起了殷纣王的疑虑。于是纣王把姬昌囚在了羑里,姬昌被囚七年,将伏羲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著成《周易》一书,后姬昌被放出,或封“西伯”。
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书说到:“文王拘而演周易。”说的就是“羑里之囚”的典故。据《史记》记载,商代末期,国君纣荒淫残暴,上下怨恨。而西部的诸侯国在西伯姬昌的治理下,日益强大。这引起了殷纣王的疑虑。恰在此时,“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熹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辩之疾,并脯鄂侯。西伯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
西伯侯姬昌自然不是因为“闻之窃叹”而被拘,周文王作为商族的领袖,带领着西部诸侯国逐渐强大起来,自然引起了商王帝辛的猜忌,于是拘文王于羑里。姬昌在羑里被囚的漫长岁月里,发愤治学,潜心研究,将伏羲八卦演为64卦、384爻,并提出“刚柔相对,变在其中“的富有朴素辩证法的观点,用了整整七年的时间,著成《周易》一书,后被列为五经之首。这便是羑里之囚的故事。后人为纪念西伯姬昌,在羑里城遗址上建起文王庙。
明《河南通志》载:“文王庙在汤阴县北八里羑里城中,昔文王演易之所,后人因建庙焉。岁时有司致祭,3岁一遣使祭享。“清乾隆《汤阴县志》载:”文王庙在汤阴县羑里城。元大德(1297-307年)年间,邑人许仪重修。“之后明成化四年(1468年)知县尚玑、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巡抚魏有本、天启三年(1623年)知县杨朴、清顺治八年(1651年)知县杨藻凤、雍正九年(1731年)知县杨世达均有修葺。如今大殿及塑像、观景台、玩占亭、洗心亭和刻有”文王之声“的大钟等均无存。
羑里城以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而名扬海内外。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按说这样有鼻子有眼的故事不该有假,但是羑里之囚的故事却产生了争议。
这件事的争议要从商王帝辛的人物争议开始说起。文王被囚一事,历来被当作纣王残暴的一大罪状。按说商王残暴,忌惮姬昌而囚之于羑里,但是文王却在被囚期间著作了《周易》。如果拿司马迁受刑而作《史记》来类比的话,好歹司马迁是受了宫刑的折磨,而文王似乎并未遭受太大的折磨。这一点从周人并未宣传文王在狱中受到何种虐待也可看出。从周人不遗余力的诋毁商王帝辛来看,如果文王真的受虐待,周人是不会放弃这个攻击纣王的机会的。
《中国古代史》中写到“商王朝要全力对付东夷,为了稳定后方,又把他释放了”。《淮南鸿烈解十二》中记载文王出狱之后,纣王“杀牛而赐之”。后来帝辛还给文王封官授权,我们可以揣测帝辛有拉拢安抚姬昌之意,但也不难看出,文王借征伐之权,行战略包围之实。甚至这些都引起了大臣的不满,朝廷既然已经察觉,就说明帝辛并不是不知道,所以他对文王应该是一种信任的心态,但是文王的做法却显得有些不义。
连毛泽东在评价帝辛的时候,也认为帝辛是个有才干的人,而那些讲坏话的都是周朝人。所以,后人在点评羑里之囚时应该正确认识到这一点。周文王的确潜心研究了《周易》之书,但是要以羑里之囚这件事来作为证明帝辛残暴的理由之一,是有失公允的。